摘要 當前，圍繞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討論剛剛起步，尚有若干問題有待厘清。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有賴于中美在各個領域合作伙伴關系的建設和實踐。在當代中美關系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新型大國關系的某些因素，在中美共同利益的推動下，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具有現(xiàn)實可能性。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進程中，中國應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運用到處理與發(fā)展其他大國關系中去，并通過與其他大國構建新型關系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

關鍵詞 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關系 伙伴關系 共同利益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習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訪美期間針對發(fā)展中美關系首次提出的。一年來，這一戰(zhàn)略提議在實踐層面得到了包括奧巴馬總統(tǒng)在內(nèi)的美國政要的重視與積極回應，逐漸成為中美新領導層對于發(fā)展兩國關系的戰(zhàn)略共識。2013年6月7日和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了中美元首會晤，兩國元首圍繞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主線，就事關兩國關系未來發(fā)展的重大戰(zhàn)略性問題和重大國際地區(qū)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這樣一次堪稱戰(zhàn)略性、歷史性的會晤再一次將國際社會的目光聚焦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問題上。在當前國際關系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意義深刻，前無古人，任重而道遠，需要縝密的戰(zhàn)略謀劃與正確理論的支撐和指導。目前，國內(nèi)學術界正在就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戰(zhàn)略命題展開深入討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本文僅就這一戰(zhàn)略命題中有待厘清的若干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與中美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之間的關系

2011年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期間，兩國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確認“中美致力于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2012年2月，習近平同志在訪美期間明確提出中美兩國應建立“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在中美兩國確認中美致力于建設“合作伙伴關系”僅僅一年之后，中國領導人又提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提議，這二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二者之間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如果二者之間可以相互替代，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提議便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如果二者之間不能相互替代，那么，二者之間的區(qū)別是什么?在推進中美關系的進程中，二者分別承載著中美兩國什么樣的訴求，又具有怎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顯然，這是一個需要我們加以厘清的問題。這一問題如果搞不清楚，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會流于空談，就會妨礙我們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目標明確地推進中美關系，也不利于中美兩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問題上達成共識。

迄今為止，關于中美建設“合作伙伴關系”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二者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尚未見到中美兩國官方的解釋，學術界也未見對于這一問題的專門探討。本文試從二者提出的背景、出發(fā)點和具體內(nèi)涵入手，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分析。

2011年1月，中美兩國確認“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是與冷戰(zhàn)結束后中美兩國歷屆領導人尋求中美關系的新定位一脈相承的，其共同的特點是這種新定位的形成通常是以中美兩國關系發(fā)生危機或陷入低谷為背景，是以改善此前一個時期的中美關系為出發(fā)點的。1997年，中美確認“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其重要的背景是，1996年，中美關系因臺海危機而陷入90年代以來的最低谷，1997年上半年，中美之間圍繞人權、貿(mào)易、軍售、香港、政治捐款等問題的矛盾又集中爆發(fā);2001年10月，中美兩國確認致力于全面推進“建設性合作關系”，這一中美關系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就任美國總統(tǒng)后否認中美“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中美關系因人權、美對臺軍售及公然揚言要“協(xié)防臺灣”、“南海撞機事件”等問題再次滑入谷底，以及美國發(fā)生“9·11”恐怖襲擊事件;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tǒng)后，中美兩國一度就兩國關系作出了“積極、合作、全面”、“應對共同挑戰(zhàn)的伙伴關系”的定位，隨后中美關系又因奧巴馬會見達賴、美國對臺軍售、美韓黃海軍演、中美貿(mào)易與匯率爭端、伊朗核問題、谷歌事件，而在2010年陷入低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對兩國關系作出了“合作伙伴關系”的新定位。

與上述中美兩國為防止中美關系惡化而對中美關系不斷重新定位不同，中國領導人關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是在更加宏大的國際背景下提出的。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兩國領導人均深刻意識到，隨著近十年來中國的加速崛起，中國經(jīng)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美關系已演變?yōu)?ldquo;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提出這一戰(zhàn)略構想的出發(fā)點，就是要“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沖突的傳統(tǒng)邏輯，探索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發(fā)展大國關系的新路徑”;①用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的話說，就是要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沖突”這一歷史魔咒，是以“新答案”解決“老問題”。②

此外，從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和“新型大國關系”的內(nèi)涵看，也存在不同。胡錦濤2011年1月訪美期間就中美建設“合作伙伴關系”提出的構想是：第一，發(fā)展求同存異、平等互信的政治關系;第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雙贏的經(jīng)濟關系;第三，開展共同應對挑戰(zhàn)的全球伙伴合作;第四，推進人民廣泛參與的中美友好事業(yè);第五，建立深入溝通、坦誠對話的高層交往模式。③而2012年中方在第四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上就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所提出的建議是，創(chuàng)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④

將以上幾個方面加以比較，可以看到，雖然中美建設“合作伙伴關系”與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都是以推進中美關系為基本出發(fā)點的，但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區(qū)別：

首先，從提出的背景和目的看，前者往往具有對前一時期出現(xiàn)問題的中美關系糾偏，為今后一個時期的中美關系規(guī)劃發(fā)展方向的特點;而后者則是基于近代以來大國關系發(fā)展演變的歷史經(jīng)驗，從如何避免中美兩國伴隨著“權力轉移”由戰(zhàn)略競爭走向戰(zhàn)略對抗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從提出的內(nèi)容看，前者更側重于從中美關系的現(xiàn)實出發(fā)，有針對性地提出中美兩國之間合作的重點領域和未來一段時期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方向;而后者則側重于從戰(zhàn)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fā)，圍繞解決中美之間長期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這一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中美在處理彼此之間關系時應當遵守的準則與規(guī)范。

最后，從發(fā)揮作用的角度看，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美之間圍繞兩國“伙伴關系”的定位調整頻繁。它一方面反映了中美兩國競爭合作關系的復雜多變，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伙伴關系所形成的定位與框架在規(guī)范與指導兩國關系上的局限。而中美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為了彌補這種不足而做的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能否這樣理解：中美建設“合作伙伴關系”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在定位和功能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在推動中美關系良性發(fā)展方面可以發(fā)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即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因其具有因問題領域的轉換、領導人的更迭而靈活調整的特征，可以從廣泛的領域以及解決中美面臨的問題入手，漸近、累積地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反之，不同于傳統(tǒng)大國對抗關系或冷戰(zhàn)關系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將有助于從戰(zhàn)略上摒棄中美之間存在的“零和思維”和“冷戰(zhàn)思維”，為中美之間建立長期穩(wěn)定、互利雙贏的合作伙伴關系提供保障。當然，由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研究剛剛起步，以上這種解釋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否成立還難以定論，還需要我們繼續(xù)深入探索。特別是當前中國與其他大國普遍建立“伙伴關系”的情況下，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于中美關系，而且對于中國發(fā)展與其他大國的關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理想主義的美好愿景還是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的戰(zhàn)略選擇

從目前的研究看，對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或現(xiàn)實可能性，一些學者持謹慎或懷疑的態(tài)度。美國學者沈大偉就認為：“中美兩國政府需要適應以競爭為主的關系的‘新常態(tài)’，努力建立管理和控制競爭的機制，而不是一味地提出一些花里胡哨的無法實現(xiàn)的口號或概念。中美關系30多年的歷史表明，雙方認真努力處理好兩國關系比正式提出空洞的口號要好得多。”⑤中國學者從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有利條件與面臨障礙的視角出發(fā)，得出的結論總體上表現(xiàn)為審慎樂觀。一方面認為存在著可能，另一方面普遍認為“難度極大”，⑥“并非易事”，“難上加難”，⑦毫無疑問，無論是從近代以來大國關系演變的歷史經(jīng)驗看，還是從中美關系現(xiàn)實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看，這一判斷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是否意味著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僅僅是理想主義的美好愿景，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否具有現(xiàn)實的可能性。對于這一問題，過去40年來中美關系演變的歷史也許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和答案。

首先，如果我們把冷戰(zhàn)后的中美關系與近代以來的大國關系以及冷戰(zhàn)時期的大國關系相比較的話，就會看到，中美關系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于傳統(tǒng)大國關系的新特點、新因素。這種新特點的形成，是與冷戰(zhàn)后大國關系變化的總的特點與趨勢相一致的。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大國關系的演變始終存在著新舊雜陳、相互對立的兩種發(fā)展趨向。一種趨向是，受近代以來大國對抗和冷戰(zhàn)的影響，一些大國依然從“零和博弈”、“冷戰(zhàn)思維”的角度去處理大國關系，表現(xiàn)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繼續(xù)強化軍事同盟，部署戰(zhàn)略導彈防御系統(tǒng)，推進北約東擴擠壓俄羅斯戰(zhàn)略空間，實施戰(zhàn)略重心東移，防范中國崛起，等等;另一種趨向是，在全球化迅速發(fā)展，各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的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大國開始探索建立適應國際關系新變化的大國關系，紛紛建立既非結盟又非敵對、平等、務實合作的“伙伴關系”。應當說，這種伙伴關系本身就是對傳統(tǒng)的以對抗為主要特征的大國關系模式的否定，具有新型大國關系的特點。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美關系也必然呈現(xiàn)出上述兩種趨勢并存且交互影響的特點。一方面，冷戰(zhàn)思維在中美關系中依然頑固地存在;另一方面，中美關系中具有新型大國關系的因素也在頑強地生長。

例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中美關系經(jīng)歷怎樣的波折和沖突，但中美兩國始終堅持兩國“伙伴關系”的定位，避免了重蹈互為敵手全面對抗的冷戰(zhàn)窠臼。再如，近年來，中美之間建立起多層次的磋商對話機制，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謀求兩國分歧的解決，也帶有新型大國關系的特點。目前，中美兩國已建立了包括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內(nèi)的60多個對話合作機制，涵蓋政治、安全、防務、經(jīng)濟、貿(mào)易、科技、人文、能源、環(huán)境等眾多領域。特別是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機制，已成為中美高層就事關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進行磋商溝通的重要平臺，在實踐中發(fā)揮了中美關系緩沖器和穩(wěn)定器的作用。此外，還必須看到的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盡管中美關系在發(fā)展過程中屢屢受到美國冷戰(zhàn)思維的干擾，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雖然沒有明示、但大體能夠得到遵守的避免觸及對方核心利益底線的行為規(guī)范。從美國對華政策看，曾經(jīng)在人權問題上大肆抨擊中國的克林頓總統(tǒng)在其執(zhí)政時期，最終作出了將人權問題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鉤的決定;曾經(jīng)揚言要以武力“協(xié)防臺灣”的小布什總統(tǒng)，針對陳水扁謀求“臺獨”的舉措明確表示反對;在南海、釣魚島等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雖然一方面積極介入，但同時也表示在主權歸屬問題上不選邊，不站隊，等等，都反映了這樣一種規(guī)范已在中美關系中隱約形成。

應當指出的是，對于上述中美關系中的積極因素，國內(nèi)有學者將其視為有利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有利條件，但筆者更傾向于認為這些因素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具有萌芽性質的表現(xiàn)。這不僅是因為它所反映的中美之間的伙伴關系定位、以對話代替對抗的磋商機制，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確實體現(xiàn)了不同于傳統(tǒng)大國關系的新特點，而且更是因為這些特點代表了未來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發(fā)展方向。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不能憑空產(chǎn)生，它必然是在中美兩國關系現(xiàn)有基礎上逐步推進和完善的結果，而上述因素正是提供了這樣的基礎和起點，并使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更具現(xiàn)實的可能性。

其次，中美關系中具有新型大國關系特點的因素之所以會生成，從根本上說，是中美兩國利益匯合點不斷增多的結果，共同利益是推動中美關系良性發(fā)展的內(nèi)生動力。這一事實，為我們辯證地認識中國崛起與中美共同利益的相互關系，進而探討未來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提供了重要啟示?？梢哉f，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美關系的歷史，也是中美力量對比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歷史。僅從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間，中國的GDP總量就已由美國的1/8提升至1/2。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和加速崛起，中美之間競爭的一面固然有所加劇，但中美合作的領域也進一步拓寬了，合作的程度也大大加深了;中美之間的利益分歧固然有所擴大，但中美之間的利益匯合點也在大幅度增加。

例如，正是由于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美兩國才得以在貿(mào)易、投資、金融等領域形成高度的相互依存和緊密的共同利益，以至于經(jīng)貿(mào)關系成為穩(wěn)定中美兩國關系的“壓艙石”;正是由于中國的國家利益隨著實力增強而日益向全球拓展，才使中美互有所需的共同利益不斷增多，并促使中美在打擊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打擊海盜、維護地區(qū)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危機、能源糧食危機等一系列安全與全球性問題挑戰(zhàn)方面，加強合作，聯(lián)手應對;即使是在當今中美摩擦最為集中、矛盾最為突出的亞太地區(qū)，維護本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與經(jīng)濟繁榮，仍然是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所在，并為中美在這一地區(qū)的合作提供了客觀基礎。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崛起在導致中美利益分歧增多的同時，也極大地擴大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并推動中美關系中不同于傳統(tǒng)大國關系的新因素的形成。

展望未來的十余年，中美實力對比將繼續(xù)發(fā)生深刻變化，中國有可能在經(jīng)濟總量上趕超美國。在這樣一個大趨勢下，中美關系將更加錯綜復雜，不能排除中美兩國因實力差距縮小而矛盾進一步凸顯，兩國在經(jīng)濟、政治、國際安全等領域的摩擦與沖突擴大的可能。但基于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美關系發(fā)展的歷史，可以預計，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也將進一步加深，中美在應對安全問題與全球性問題挑戰(zhàn)方面仍需緊密合作，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仍存在著進一步擴大的空間。再加之，“繼續(xù)建設伙伴關系，以推進共同利益”，⑧已成為中美兩國政府的共識。在這些因素的共同推動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雖然任重而道遠，但仍然是可以期望的。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所包含的國家是應當僅限于中美兩國還是應當包括所有大國

眾所周知，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戰(zhàn)略提議自一提出，便帶有針對中美關系的鮮明的指向性。一年來，圍繞這一戰(zhàn)略提議而展開的互動，主要是在中美兩國之間進行的。學術界圍繞這一議題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關系上。從理論上說，當今世界上稱得上是大國的不止中美兩家，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自然應當包括所有大國;另一方面，從探討“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相互關系這一特定角度出發(fā)，考慮到中美關系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討論局限于中美兩國亦無不可。這里的問題是，從有利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利于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角度看，是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關注點僅僅局限于中美兩國好，還是將其擴展至當代所有的大國好。

值得注意的是，黨的十八大報告針對大國關系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fā)展同發(fā)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的新型大國關系。”⑨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訪問俄羅斯期間，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fā)表的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fā)展》的重要演講中，呼吁“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⑩從上述講話中，我們似可看到，中國領導人正在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著眼點從中美兩國擴展至所有大國。無疑，這是我們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正確的路徑選擇。

在當前國際關系中，活躍著三組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關系，分別是新老大國關系、傳統(tǒng)大國關系、新興大國關系。在上述三組大國關系中，毫無疑問，中美兩國因其綜合國力及其在世界政治經(jīng)濟中所占的地位，而成為當代國際關系中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并因此而具有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急迫性。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當代大國利益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國關系相互影響，錯綜復雜?？梢哉f，任何一組大國關系都具有全球性的影響，都不容忽視。就在幾年前，我們曾否定了一些美國學者提出的“G2”、“中美共治”的設想，就是因為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世界經(jīng)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迅速發(fā)展，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歷史條件下，由一兩個國家或國家集團說了算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也根本違背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歷史潮流。同樣，在今天，我們僅僅寄望于通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而實現(xiàn)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也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當前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與中美關系相似的問題與挑戰(zhàn)，如利益沖突、觀念差異、戰(zhàn)略互信缺失等，因此也同樣面臨著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課題。

也許有人會有這樣一種擔憂，即中國致力于同所有大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否會降低或沖淡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性，或分散兩國的注意力，而不利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事實上，從近年來中國與其他大國關系的互動及產(chǎn)生的影響看，恰恰相反。在一定情況下，中國與其他大國關系出現(xiàn)緊張或對抗，會直接影響中美兩國建立新型關系;而中國與其他大國的良性發(fā)展，也會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

例如，2012年以來，針對日本野田內(nèi)閣宣布對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中國政府采取了堅決的反制措施，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在此背景下，美國方面多次宣稱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并將其寫進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由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正式簽署。中日圍繞釣魚島領土主權的爭端已成為阻礙中美關系向前發(fā)展的新問題。與之相反的例子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俄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大國關系。這種新型關系表現(xiàn)為中俄堅持在平等、互利、互惠、雙贏、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nèi)政的基礎上發(fā)展兩國關系，特別是兩國都堅持不把自己的主張和信念強加于人，在國家利益方面出現(xiàn)矛盾和分歧時堅持通過平等協(xié)商加以解決?？梢哉f，具有鮮明特色的中俄新型大國關系已成為大國關系的典范。它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超越了中俄雙邊關系，而如普京總統(tǒng)所說“具有全球意義”。即它為世界各大國構建新型關系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樹立了一個可資借鑒與學習的“樣板”。無疑，這也將有助于推動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黨和政府在總體外交戰(zhàn)略布局上，始終強調“大國是關鍵”。在當前國際關系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運用到處理與發(fā)展其他大國關系中去;通過與其他大國構建新型關系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將使我們更加富有成效地解決好大國關系這一“關鍵”問題。

注釋

胡錦濤：“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fā)展新型大國關系——在第四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_2.htm。

王鴻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要有新思考”，中評網(wǎng)，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37&kindid=4699&docid=102172098&mdate=0726000310。

胡錦濤：“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北京日報》，2011年1月20日。

沈大偉：“中美應建立‘競爭式共存關系’”，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1/c_124440223.htm。

王嵎生：“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可能嗎?”，《環(huán)球時報》，2012年12月29日。

周文重：“十年展望：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第一財經(jīng)日報》，2012年12月28日。

“中美聯(lián)合聲明”，新華網(wǎng)，2011年1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0/c_121001428.htm。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頁。

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fā)展”，《人民日報》，2013年3月24日。

“普京強調俄中關系具有全球意義”，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2/c_124488706.htm。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uture Sino-US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hre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Building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Zhao Xiaochu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iscussion o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has just started, with a number of problems still existing to be clarified.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epends on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no-US partnership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contemporary Sino-US relations, some factors concerning the said new relationship have emerged. Facilitated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two sides, there exists a practical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build such a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rocess, China should apply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to its trea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countries, and use thi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Keyword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Sino-US relationship, partnership, common interests

【作者簡介】

趙曉春，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zhàn)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國際關系理論、日本問題、國際關系。

主要著作：《發(fā)達國家外交決策制度》、《日本皇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