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出版的、由Daniel T. Gilbert, Susan T. Fiske和Gardner lindzey主編的權(quán)威的《社會心理學手冊》中，13一批文化心理學者寫道：過去四十年或半個世紀以來，心理學界一直沒有認識到人類心理多么深刻地受到了文化的影響，而當代的社會心理學把當個人當作一個現(xiàn)存的、孤立的分析范疇，使社會學變成了完全是對“社會影響”的研究。心理學界的一種錯誤的觀點，是把每個人的心靈比作一架同樣的機器或計算機，唯一區(qū)別的只是它所加工的材料。殊不知，這種把心靈比作獨立于加工過程之外的機器或計算機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當今北美的心理學家們在研究中常常不自覺地假定了一些注重個體權(quán)力、獨立、自決及自由的文化價值或行為，并無意識地把當代西方的社會形式或心理當作是整個人類的代表。14

作者說，歐美文化把人理解為一種連續(xù)、穩(wěn)定、自主、邊界確定、獨立于處境的實體(entity)，這個實體擁有一系列內(nèi)在的個人屬性(internal, personal attributes)，包括愛好、動機、目標、態(tài)度、信念、能力、主觀感受，等等，并由這些屬性支配、決定和影響著個人的外在行為。在這一基礎上，每個人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獨特的自我(distinctive self)。具體表現(xiàn)為，在歐美文化中，父母從小就有意識地培養(yǎng)孩子們的自我意識。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有64%的美國母親和只有8%的中國母親注重培養(yǎng)孩子們的自我意識。美國中產(chǎn)階級從嬰兒起就讓孩子與自己分開睡甚至分屋睡。在學校里，孩子們需要學會表達自己，描述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兒童的課程設置也是為了開發(fā)每個學生的獨特潛力，強化他們每個人的“獨特感”，所以已經(jīng)“個人主義化”。美國孩子們養(yǎng)成了“對于一個‘穩(wěn)定不變的我’的欲望”(desire for a consistent self)，這個“我”是完整、穩(wěn)定、不可分割和獨立于周圍環(huán)境的。例如，他們認為，一個人換了一種場合就隱瞞自己原來的觀點，是“自我沒有穩(wěn)定性”(consistency)的表現(xiàn)，說明一個人沒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15

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孩子們從小學會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養(yǎng)成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習慣。表現(xiàn)為被鼓勵或要求在各種各樣的選擇中獲得自我的認同感，包括對自己的食物、衣服、冰淇淋、洗澡時間、發(fā)型等生活中所有方面的事情上自己進行選擇和決定。孩子們被鼓勵對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細小的事情，由本人親自決定。“你是現(xiàn)在就睡呢，還是先洗個澡再睡?”一個獨立而自主的自我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圍繞著讓人們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自我選擇而展開的，在超市里，在餐廳里，在所有的購物場所，人們被要求不斷地進行自我選擇，并由此展示、確認或表達他們的獨特自我。“Help yourself”，美國人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獲得自我的獨特感，和對自身命運的主宰意識。這種個人主義型的社會性及自我模式(individualist model of sociality and the self)在社會心理學的絕大多數(shù)領域中被或公開或潛在地使用著。16

但是，在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qū)，人的概念頗不相同，認為“人”從根本上就是與其他人相聯(lián)系的(作者按：在中國古代，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前輩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曾子臨終時“啟予手、啟予足”之說;歷代的國君也都把保存好家業(yè)或者說祖宗之業(yè)當作自己最神圣的責任)，注重同情心、互助、依附、親情、等級、忠誠、尊重、禮貌。因此，每個人都感到自己與他人處在“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t)之中，社會關系、角色、規(guī)范、集體團結(jié)比個人的需要更受重視，對一個人的期望是他能夠調(diào)節(jié)自己以滿足他人的需要，為自己所在的組合、集體、機構(gòu)或國家而工作。這種相互依賴型的人(the interdependent model of the person)，以他人或群體為本位，傾向于認為那些我行我素、自我中心、剛愎自用的人幼稚和不成熟。17

在美國學校里，好學生的衡量標準是能干(good performance)、發(fā)揮自己獨特的潛力;而在日本學校里，好學生的標準則對每個人而言完全一樣：心地善良、有恒心、熱情、幫助別人、非?？炭唷⒂掠谧晕遗u等。西方文化要人們“認識自我”(know thy self)，而亞洲文化特別是佛教則要求人們忘我(ignoring and transcending oneself)。18

在東亞社會里，母子親密接觸現(xiàn)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在其他類型的關系(如上下級關系)中也有類似現(xiàn)象(作者按：朋友關系亦然)。在歐美文化中，人們被鼓勵大膽而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在許多東亞社會，人們要學會“傾聽”別人，解釋別人的意思，而不是表達自己。“多聽少說”，甚至不說，在東亞社會中受到重視;人們被教育要學會適應社會、理解別人，以他人為導向。日本的母親在孩子需要作決定時，往往不是問孩子自己的傾向是什么，而是往往代孩子們決定和辦理。日本人或東亞人往往以情感的態(tài)度來看待事物，而不是以理智的、關心原因的方式來看待事物，這是一種移情(feeling and empathy)思維。例如，在一項實驗中，中國的大學生比美國學生在“理解”一群魚的感受方面比美國學生多得多。在東亞社會，“道歉”，甚至是不問原因、不管自己是不是真錯的“道歉”是十分重要的。這種謙虛的、自我批評的態(tài)度，有助于與他人交流和建立關系。“害臊”(shaming)是東亞社會中教育孩子時常用的手段。19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系的Richard Nisbett等人主導的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與西方相比，以中國、日本和韓國等為代表的東亞文化在思維方式上具有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即關系性、處境性和相互依賴性)等特點，可以得到大量心理學實驗的支持。Richard Nisbett在《思維地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將以中國、日本、韓國等代表的東亞思維方式歸結(jié)為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三個特點，即對關系、處境和相互依賴的關注。下面是他提出的兩個試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東亞與西方思維方式的若干區(qū)別。

試驗一：設計一種由八種色彩激活起來的水下動感場景，其中有一兩條魚體積最大、色彩最亮、運動也最快，另外還有其他一些運動速度相對慢一些的魚、石頭、泡沫，等等(見下圖)。該場景向被試驗者先后放映2次，每次20秒。分別讓一批日本京都大學與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學生被試驗者來描述他們看到了什么?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對于體積最大、運作最快的“焦點”魚，美國學生和日本學生提到的次數(shù)一樣多，但是日本學生提到背景物如水、石頭、泡沫、水下植物及其他動物的次數(shù)，比美國學生多60%。盡管美、日學生提到活動動物的次數(shù)一樣多，但日本學生提到背景事物之間關系的次數(shù)是美國學生的兩倍。另外，日本學生開頭一句話往往是“這是一個水池”，而美國學生開頭一句話往往是“一條很大的魚，可能是鮭魚，正在向左方游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