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關系。天地化生萬物，人仰賴萬物而存。人與自然如何相處?人是宇宙萬物的主宰，還是自然界的一員?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以犧牲萬物為前提，還是應該與萬物共存共榮?這類問題，在中國文化中同樣屬于禮的范疇?！抖Y記》有《月令》篇，記一年十二個月每月的天象、物候與當行之令等。其中，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禽獸生存的措施，是重要內容之一。如春天不可伐幼樹、不得掏鳥窩、不得捕殺懷孕的母獸，等等。這些表達中國人理性處理天人關系的理念，都是以禮的形式被規(guī)定下來，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法則。
官民關系。如何處理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在西方也屬于政治學的基本課題，中國則同樣屬于禮的范圍。儒家反對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治民之道，主張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民之道。儒家經典《周禮》一書全面展開這一理念，官政、吏治、民政、教育、市場、稅收、軍政、司法、營造，等等，上至官府的管理，下至民眾的生計與教化，無一可以逸出于“禮”之外。
人際關系。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動物，人只有結成群體，方能戰(zhàn)勝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推動社會進步。但人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若人人爭利，則彼此殘殺即隨之而起。儒家提倡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要求人們彼此尊重、互相謙讓，為此而制定了一整套交際的禮儀規(guī)范，人人遵行，則社會和諧。
修身養(yǎng)心。從身與心兩大方面不斷砥礪、切磋、琢磨，成為內外兼修、身心俱佳的君子，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大寫的人，甚至成圣成賢，成為中國人的人生目標?！抖Y記》說“致禮以治躬”，躬就是身，學習與履行“禮”的規(guī)范，可以使人的行為舉止溫文爾雅，彬彬然有君子之風;“致樂以治心”，心是一身之主，常聽德音雅樂，潤物細無聲，可以引導人心走向和順的境界。禮樂相將，則人人可成為君子。
禮的范圍如此廣大，所以錢穆先生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須禮。禮之和合范圍大，故中國人極重禮。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又說，“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國政治最高是‘禮’，中國傳統(tǒng)政治理想是禮治。”(《中國史學名著》)
禮樂文明的學理
在《禮記·經解》中，孔子提及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教化民眾的理念，其中說到禮教與樂教。禮與樂為何可以教民，這是一個有著很深理論底蘊，也非常高妙的治國理念。
大凡一位思想家或政治家在推出自己的學說時，總要尋找人類在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共同特征。這一特征尋找得越是正確，則其學說越具有普世價值，越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儒家認為，萬物“莫不有道”。 “[不]由其道，雖堯求之弗得也”(《郭店楚墓竹簡·六德》)。
儒家認為，人類最大的共同點，是具有相同的人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論地位高下、家庭貧富，人性皆同，荀子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惡》)人性來自生命，生命來自天，《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將兩句合并為一句：“天命之謂性”，意思一樣，都是說人性與生俱來，不學而有，不教而能，誰都無法排斥，只能因勢利導，因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治理民眾，必須從承認并且尊重人性這一前提出發(fā)，所以《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遵循常人之性去治民，則庶幾近于道。
“性”深藏于人的體內，一旦受到外物的刺激，便會外露為“喜怒哀樂”，轉化為盡人皆知的“情”。人是一種情感極為豐富的動物，人每天從早到晚，甚至終其一生，都被自己的情緒所左右。人非圣賢，自己的情緒很難自發(fā)地達到處處“中正”的境地，或大喜大悲，或狂躁暴怒，或消極頹廢，總之，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如果情緒把握不好，輕則言行失當，重則引發(fā)惡性事件。治國的基礎是治民，治民的要諦是在身與心兩方面，在身而言，則是言談舉止是否有教養(yǎng);在心而言，則是內在心態(tài)是否平和安順。就個人修身而言，也不外乎這兩者。因此，無論從政府治民的角度，還是從自我的修為而言，都是要求人人向身心雙修(或者說內外兼修)的方向努力。而禮樂，正是為消除這兩方面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
禮緣情而作，是為了幫助人們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而制作的行為規(guī)范，“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禮記·坊記》)，“禮生于情”(《郭店楚簡·語叢二》)，《中庸》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經典之一，大旨是在喜怒哀樂“未發(fā)”與“已發(fā)”之間立意，教導人們喜怒哀樂之情要得到理性的制約，要“發(fā)而皆中節(jié)”，要正確拿捏住自己的情感。
舉例來說，父母親逝世，子女內心的悲傷勢必會表現在情感上，但程度不等，有兩種極端的表現：一種是毫不傷心，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照樣飲酒吃肉，歌舞娛樂;另一種是過度悲傷，不吃不喝，捶胸頓足，嚎啕痛哭，結果喪事尚未辦完，自己就已去世。前者不孝，愧為人子，理當譴責;但后者亦未必就是，子女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以死傷生”，因為死者而傷害生者，這是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前者屬于悲情不足，后者則是悲情太過，過猶不及，都不符合禮的要求。為此，喪禮作了許多理性的措施，例如親人剛去世的三天，子女悲痛欲絕，不吃不喝，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再不吃，就有性命之虞，所以喪禮規(guī)定，此時鄰居一定要強迫孝子喝粥，為了家庭的未來，一定要節(jié)哀順變;又如子女孝心不足，親死不痛，也有解決之道。喪禮規(guī)定，親人死，孝子要居住在簡陋的倚廬(喪棚)中，身穿喪服，不得茹葷飲酒，意在時刻提示子女：自己正在喪期之中!父母生前百般慈愛，此時不應無情無義。以此把他們內心的親情提升到應有的高度。這些安排的深意在于，降低賢者過度的哀情，提升不孝之子低陷的親情，使兩者都能及于“中“的境地，正如《禮記·喪服四制》所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人在生活中，每天要與父母、師長、上司、配偶、朋友等不同身份的人交往，人們不應該用對待父母的方式去對待朋友，也不可以用對待朋友的方式去對待尊長，既不能太諂媚，也不能太隨便，要把分寸拿捏好。要做到既得體又典雅，就需要通過禮來學習與體會，習之既久，則君子風范宛然而生。
通過禮來規(guī)范自身言行，并非困難之事，難點是在對心的涵養(yǎng)與調適。心為一身之主，心不正，外面做的再好，也只是假象，沒有實際意義。端正內心的主要途徑有二：一是通過讀書明理，懂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的道理，使心歸于中正;二是聽德音雅樂，使心靈凈化和諧。音樂生于人心。心為外物所感，就會發(fā)出感嘆之聲;如果覺得這樣表達還不足以表達內心的情感，就會歌詠;如果覺得這樣還不足，就會手舞足蹈。人心相同，所以音樂打動人心，最快、最深、最有力，所以儒家十分重視音樂，將它用于教化。
《樂記》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記述儒家音樂理論的專著，內涵極其豐富，其中最基本的一點是將后世所謂的“音樂”劃分成聲、音、樂三個層次：“聲”，是其中最低的層次，沒有旋律、沒有審美情趣，是人類生物本能的表現，但凡是有聽覺器官的，不管是人還是禽獸，都能感知。“音”，是經過文飾的情感之聲，它往往與歌者的言，嗟嘆、詠歌、手舞、足蹈等言語、體態(tài)相配合，成為一種復雜的表達體系?！稑酚洝氛f：“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行于聲。聲成文，謂之音。” 但是，音有好有壞，良莠不齊。如靡靡之音，足以讓人萎靡不振，沉溺不起，是亡國之音。宣揚暴力的音，則會讓人瘋狂，于人于國都不利。因此，對“音”要進行汰選，只有那些主題健康中正、節(jié)奏莊重舒緩、風格典雅平和、富于道德內涵的音，才配稱之為“樂”，所以《樂記》說“德音之謂樂”。樂是音的最高層次，《樂記》說：“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唯有君子真正懂得樂，“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呂氏春秋·大樂》)郭店楚簡《語叢三》提出一個命題：“樂，服德者之所樂也。”《五行》也說：“唯有德者然后能金聲玉振之。”將樂與德相提并論，認為樂是有德者之樂。樂能夠從根本上左右民眾的心志的走向，潤物細無聲，于悄然之中淳化民性。因此《孝經》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