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官場機會主義是指為了達到“升官”或獲取個人權力的目的，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罔顧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法律底線，最終導致權力腐敗變質和社會失序的一種權力行為現(xiàn)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與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制度要求背道而馳。但在我國，官場機會主義有其深厚的傳統(tǒng)社會心理基礎，一旦有合適的氣候，這種癥狀就會自行發(fā)作。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和原則，用民主的辦法選好官、用好官，是抑制官場機會主義、遏制權力腐敗的根本之策。

關鍵詞  權力腐敗  官場機會主義  意識形態(tài)

一般來說，機會主義是指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為現(xiàn)象。而官場機會主義則是指一些人為了達到“升官”或獲取“個人權力”的目的，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罔顧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法律底線，最終導致權力腐敗變質和社會失序的一種權力行為現(xiàn)象。“官場機會主義者”的行為動機，是獲取權力所帶來的利益或“附加值”。因此，只要存在著“政治權力”，就會出現(xiàn)官場機會主義，而在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或受約束很小的時代，官場機會主義就會比較盛行，并往往成為導致政府垮臺或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在中國社會轉型這樣一個特殊階段，官場機會主義又有死灰復燃之勢。一些官員為了一己之私，為了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處心積慮地通過不正當手段撈取權力，并把公共權力私化，變成個人或家族權力，肆無忌憚地披著“公權”的外衣貪污腐化，玷污了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神圣性和權威性。造成這種狀況，既有受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社會心理、個人道德和政治品質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要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必須對官員加強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價值觀教育，更重要的是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機制對權力的形成過程、運行過程進行制度約束。

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權力的本質

從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演變來看，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遷，在規(guī)模上、速度上、復雜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站在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看，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現(xiàn)實的整體變遷作出系統(tǒng)、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理論闡述。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對“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現(xiàn)實的變遷”作出三點解釋，力求對“發(fā)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理論重建。第一，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重新梳理“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力求對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合理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邏輯論證，重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話語權”，占領當代文明條件下的意識形態(tài)制高點；第二，提供一種關于人類狀況的理論及未來美好社會的構想，使“中國夢”或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模式具有堅強的“價值和制度支持”；第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變遷”、發(fā)展規(guī)律、發(fā)展動力等進行完整、系統(tǒng)的理論表達，既要擺脫教條主義的禁錮，也要擺脫經(jīng)驗主義的束縛，描繪出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實的“改革路線圖”。

不言而喻，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是轉型和巨大變遷時期的社會變革進行理論闡釋，權力問題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因為任何形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都是為本階級奪取或掌握“權力的合理性”作辯護。換句話說，權力的合理性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保證。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內涵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本質上實現(xiàn)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權力結構中居于主體地位，人民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對國家事務進行有效管理。判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fā)展水平的一個基本標準，就是人民群眾的民主政治參與程度。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說到底是人民群眾實現(xiàn)了對公共權力根本制約的社會，是一個官員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社會。

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理念和信條格格不入，與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制度要求背道而馳。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社會都是一個“主權在民”的社會，是一個實現(xiàn)了人人平等、社會公正、社會民主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特權、沒有權力的貪瀆、沒有權力腐敗、沒有權力神話的社會。我們要建設好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還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從制度上規(guī)范公共權力的運行，堵塞權力腐敗的制度漏洞。只有從制度上徹底消除了權力腐敗的根源，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不可否認，轉型期的社會主義改革要取得實際成效，公共權力公正合理的運行是關鍵前提，而反對和防止權力腐敗則是權力公正合理運行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不公正和失序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人民群眾關心的重大政治問題”。權力腐敗現(xiàn)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其“積累效應”就會逐漸腐蝕國家機體，消解民族精神，瓦解社會信任，最終導致社會失序乃至崩潰。因此，構筑民主的反腐制度“籬笆”，從制度上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是根治腐敗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的一系列制度反腐措施，已經(jīng)取得了一些振奮民心的積極效果，這是我們黨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上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舉措。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代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社會面臨重大轉型和變遷的社會境況中，公共權力腐敗的產(chǎn)生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理念出了錯，也不是因為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出了錯，而是因為我們在具體的“權力授予”過程或程序上出了錯，或使程序虛化，或使程序流于形式，出現(xiàn)了比較大的制度漏洞，從而為一些心懷鬼胎、心術不正、蠅營狗茍之徒投機取巧、謀取“不正當權力”留下了鉆營的空間，官場機會主義也因此有了滋生的土壤。

因此，要遏制權力腐敗現(xiàn)象，治本之策就是要防止官場機會主義的蔓延。如果這種現(xiàn)象長期得不到治理和糾正，就會逐漸在干部隊伍中形成一種“劣勝優(yōu)汰”的機制，進而模糊干部選任標準和程序，淡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基本價值，搞亂干部隊伍，導致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和責任能力的下降，損害政府權威與公信力，造成政府治理失效和干群關系緊張。要消除官場機會主義，真正實現(xiàn)人民民主，實現(xiàn)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辦法就是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準繩，用民主的制度選好人、用好人。讓權力真正掌握在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者手中。

“民以吏為師”，從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來看，官員、特別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歷來對社會公眾的心理傾向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對老百姓的“心性”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政府形象起到重要的宣示作用。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明確強調選人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zhèn)?、以德為?rdquo;，強調官員的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在選人用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貪腐，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核心價值對官員的基本政治道德要求，是官員為官的基本道德底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和原則，用民主的辦法選好官、用好官，是抑制官場機會主義、遏制權力腐敗的根本之策。

傳統(tǒng)政治文化影響權力生態(tài)的形成

從宏觀角度分析我國現(xiàn)階段官場機會主義產(chǎn)生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tǒng)官僚政治文化的長期影響，形成了國民心理深層結構中的“官本位”意識，這是產(chǎn)生官場機會主義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礎；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雖然我們作了不懈地探索，但對于在和平建設時期如何客觀、規(guī)范、民主、科學地選人用人，還沒有形成一套具體、完善、制度性的“剛性”辦法，在選人用人過程中還存在明顯的制度漏洞，“人選人”、“官選官”的“伯樂相馬”式選人用人現(xiàn)象仍然大量存在，這是形成官場機會主義的現(xiàn)實基礎。

在我國，官場機會主義有其深厚的傳統(tǒng)社會心理基礎，一旦有合適的氣候，這種癥狀就會自行發(fā)作。這是因為“人的觀念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源于感覺材料，或者說感覺材料基礎上的思想和感情；源于由無數(shù)交流活動組成的社會”。①中國傳統(tǒng)的“權力本位”的社會心理的形成，源于幾千年來老百姓在社會活動中的交流和感覺。中國社會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傳統(tǒng)，“升官發(fā)財”的官本位意識已經(jīng)成為民族心理結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國民性”的重要表現(xiàn)，對官員或權力的恐懼幾乎變成了國人的第二天性。在封建專制社會，權力幾乎沒有約束，權力腐敗無藥可治，老百姓所祈求的“清官”在歷史上更是鳳毛麟角。為了升官發(fā)財，官員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惡劣手段，諸如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吃喝請托、政治道德偽裝，等等。儒家意識形態(tài)強調“以德治國”與“選賢與能”，但在專制政治條件下，在權力利益的誘導下，這種說教幾乎就是一紙空文，反而變成了一些人步入官場的“敲門磚”和做壞事的“遮羞布”，培養(yǎng)了大量的“道德偽善”之士。

在封建社會，官場機會主義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道德信仰與現(xiàn)實利益之間的張力造成了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由于“崇高的道德”是通過權力來表達的，而權力又決定著利益分配，這種狀況使官員經(jīng)常處于高度的“道德緊張”狀態(tài)，為了獲得權力以及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只能是把道德掛在嘴上，使道德“虛化”，變成欺騙和愚弄老百姓的招牌，然后心安理得地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把自己變成道德上的“雙面人”。

在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社會專制制度下，官員就是皇帝的家臣，討主子歡心成為大多數(shù)官員的基本行為標準，因為這是職務晉升與獲取權力的唯一路徑，而崇高的道德信條卻淪為裝飾品或遮羞布，“德考”變成了走過場，很難落到實處。由此也造成了官員的道德“人格分裂”。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是封建制度的邏輯結果。隋唐以后，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龍椅”穩(wěn)固，基本傳承了“以德治國”、“以文取士”的統(tǒng)治和人才選拔理念；宋明以后，科舉制度變成了“升官發(fā)財”的“敲門磚”，官員幾乎個個是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飽學之士，時時口含“天憲”，滿嘴“仁義道德”，這當然是給皇帝主子看的和聽的，其骨子里真正惦記的是“黃金屋”與“顏如玉”。久而久之，“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原則和“忠孝節(jié)義、禮義廉恥”的道德規(guī)范就成了“官場”表演的道具，說謊就成了官員一種自覺的“心理習慣”或“個體無意識”行為。在我國封建社會中，盡管“清正廉潔”如海瑞者屈指可數(shù)，但封建官僚階層卻一直對全社會的老百姓保持“道德優(yōu)越感”，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握有道德話語權與解釋權，并把這種對百姓的“道德教育”變成日常統(tǒng)治的重要功課。

封建官場的這種人格分裂，古人也看的很清楚。明朝人呂坤在《呻吟語》中說：“做官是一種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種道理。”直接道出了“做官”與“做好人”在官場難以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北宋大貪官、奸相蔡京說：“既做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作為官場人物，貴為宰相，體會可謂深刻，是謂“天問”，而在那種制度下根本無法解決。鄭板橋曾說，一個人一旦為官，首先要做四件事：“刻它一部稿，買它一頂轎，修它一座宅，娶它一個小。”基本上追求個人的名利去了，而常掛在嘴上的“道德信條”成了“應景”的玩意兒，自己從來不打算做，直到把大好河山糟蹋掉。唐武則天發(fā)明的“文禽武獸”官服，本來是一件崇高和尊貴的標志，沒想到經(jīng)歷代官員“不良行為”的集體演繹，“衣冠禽獸”成為民間老百姓最狠的經(jīng)典罵人話，形容“有人樣無人行”、“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另類，成了道德品質惡劣的代名詞。

當官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超乎想象的利益，使得官場機會主義在封建社會的流行成為必然，這促使一些人為了當官、當大官不擇手段，道德良心、人格尊嚴都可以出賣，法律法規(guī)都可以不顧，去追求權力，并把這種權力及時兌現(xiàn)為個人的“私利”。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實現(xiàn)，隨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封建社會盛行的官場機會主義也就沒有了市場。但不可否認，由于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在政治行政體制上還存在著一些制度漏洞，權力腐敗和特權腐敗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還比較嚴重，污染了社會的政治道德文化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封建時代長期積淀的“官本位”的社會文化心理，權力的巨大誘惑又使官場機會主義現(xiàn)象死灰復燃，成為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巨大障礙。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來看，要徹底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就必須下決心清除權力腐敗，清除權力的“附加值”，并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使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