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官場機會主義是指為了達到“升官”或獲取個人權力的目的，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罔顧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法律底線，最終導致權力腐敗變質和社會失序的一種權力行為現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與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制度要求背道而馳。但在我國，官場機會主義有其深厚的傳統(tǒng)社會心理基礎，一旦有合適的氣候，這種癥狀就會自行發(fā)作。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和原則，用民主的辦法選好官、用好官，是抑制官場機會主義、遏制權力腐敗的根本之策。

關鍵詞  權力腐敗  官場機會主義  意識形態(tài)

一般來說，機會主義是指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為現象。而官場機會主義則是指一些人為了達到“升官”或獲取“個人權力”的目的，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罔顧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法律底線，最終導致權力腐敗變質和社會失序的一種權力行為現象。“官場機會主義者”的行為動機，是獲取權力所帶來的利益或“附加值”。因此，只要存在著“政治權力”，就會出現官場機會主義，而在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或受約束很小的時代，官場機會主義就會比較盛行，并往往成為導致政府垮臺或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在中國社會轉型這樣一個特殊階段，官場機會主義又有死灰復燃之勢。一些官員為了一己之私，為了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處心積慮地通過不正當手段撈取權力，并把公共權力私化，變成個人或家族權力，肆無忌憚地披著“公權”的外衣貪污腐化，玷污了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神圣性和權威性。造成這種狀況，既有受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社會心理、個人道德和政治品質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要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必須對官員加強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價值觀教育，更重要的是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機制對權力的形成過程、運行過程進行制度約束。

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權力的本質

從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演變來看，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遷，在規(guī)模上、速度上、復雜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站在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看，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現實的整體變遷作出系統(tǒng)、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理論闡述。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對“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的變遷”作出三點解釋，力求對“發(fā)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理論重建。第一，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重新梳理“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力求對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合理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邏輯論證，重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話語權”，占領當代文明條件下的意識形態(tài)制高點；第二，提供一種關于人類狀況的理論及未來美好社會的構想，使“中國夢”或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模式具有堅強的“價值和制度支持”；第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變遷”、發(fā)展規(guī)律、發(fā)展動力等進行完整、系統(tǒng)的理論表達，既要擺脫教條主義的禁錮，也要擺脫經驗主義的束縛，描繪出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改革路線圖”。

不言而喻，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是轉型和巨大變遷時期的社會變革進行理論闡釋，權力問題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因為任何形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都是為本階級奪取或掌握“權力的合理性”作辯護。換句話說，權力的合理性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保證。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內涵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本質上實現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權力結構中居于主體地位，人民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對國家事務進行有效管理。判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fā)展水平的一個基本標準，就是人民群眾的民主政治參與程度。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說到底是人民群眾實現了對公共權力根本制約的社會，是一個官員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社會。

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理念和信條格格不入，與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制度要求背道而馳。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社會都是一個“主權在民”的社會，是一個實現了人人平等、社會公正、社會民主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特權、沒有權力的貪瀆、沒有權力腐敗、沒有權力神話的社會。我們要建設好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還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從制度上規(guī)范公共權力的運行，堵塞權力腐敗的制度漏洞。只有從制度上徹底消除了權力腐敗的根源，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不可否認，轉型期的社會主義改革要取得實際成效，公共權力公正合理的運行是關鍵前提，而反對和防止權力腐敗則是權力公正合理運行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不公正和失序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人民群眾關心的重大政治問題”。權力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其“積累效應”就會逐漸腐蝕國家機體，消解民族精神，瓦解社會信任，最終導致社會失序乃至崩潰。因此，構筑民主的反腐制度“籬笆”，從制度上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是根治腐敗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的一系列制度反腐措施，已經取得了一些振奮民心的積極效果，這是我們黨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上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舉措。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代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社會面臨重大轉型和變遷的社會境況中，公共權力腐敗的產生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理念出了錯，也不是因為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出了錯，而是因為我們在具體的“權力授予”過程或程序上出了錯，或使程序虛化，或使程序流于形式，出現了比較大的制度漏洞，從而為一些心懷鬼胎、心術不正、蠅營狗茍之徒投機取巧、謀取“不正當權力”留下了鉆營的空間，官場機會主義也因此有了滋生的土壤。

因此，要遏制權力腐敗現象，治本之策就是要防止官場機會主義的蔓延。如果這種現象長期得不到治理和糾正，就會逐漸在干部隊伍中形成一種“劣勝優(yōu)汰”的機制，進而模糊干部選任標準和程序，淡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基本價值，搞亂干部隊伍，導致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和責任能力的下降，損害政府權威與公信力，造成政府治理失效和干群關系緊張。要消除官場機會主義，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實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辦法就是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準繩，用民主的制度選好人、用好人。讓權力真正掌握在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者手中。

“民以吏為師”，從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來看，官員、特別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歷來對社會公眾的心理傾向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對老百姓的“心性”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政府形象起到重要的宣示作用。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明確強調選人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zhèn)?、以德為?rdquo;，強調官員的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在選人用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貪腐，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核心價值對官員的基本政治道德要求，是官員為官的基本道德底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和原則，用民主的辦法選好官、用好官，是抑制官場機會主義、遏制權力腐敗的根本之策。

傳統(tǒng)政治文化影響權力生態(tài)的形成

從宏觀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官場機會主義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tǒng)官僚政治文化的長期影響，形成了國民心理深層結構中的“官本位”意識，這是產生官場機會主義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礎；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雖然我們作了不懈地探索，但對于在和平建設時期如何客觀、規(guī)范、民主、科學地選人用人，還沒有形成一套具體、完善、制度性的“剛性”辦法，在選人用人過程中還存在明顯的制度漏洞，“人選人”、“官選官”的“伯樂相馬”式選人用人現象仍然大量存在，這是形成官場機會主義的現實基礎。

在我國，官場機會主義有其深厚的傳統(tǒng)社會心理基礎，一旦有合適的氣候，這種癥狀就會自行發(fā)作。這是因為“人的觀念的產生和發(fā)展源于感覺材料，或者說感覺材料基礎上的思想和感情；源于由無數交流活動組成的社會”。①中國傳統(tǒng)的“權力本位”的社會心理的形成，源于幾千年來老百姓在社會活動中的交流和感覺。中國社會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傳統(tǒng)，“升官發(fā)財”的官本位意識已經成為民族心理結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國民性”的重要表現，對官員或權力的恐懼幾乎變成了國人的第二天性。在封建專制社會，權力幾乎沒有約束，權力腐敗無藥可治，老百姓所祈求的“清官”在歷史上更是鳳毛麟角。為了升官發(fā)財，官員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惡劣手段，諸如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吃喝請托、政治道德偽裝，等等。儒家意識形態(tài)強調“以德治國”與“選賢與能”，但在專制政治條件下，在權力利益的誘導下，這種說教幾乎就是一紙空文，反而變成了一些人步入官場的“敲門磚”和做壞事的“遮羞布”，培養(yǎng)了大量的“道德偽善”之士。

在封建社會，官場機會主義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道德信仰與現實利益之間的張力造成了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由于“崇高的道德”是通過權力來表達的，而權力又決定著利益分配，這種狀況使官員經常處于高度的“道德緊張”狀態(tài)，為了獲得權力以及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只能是把道德掛在嘴上，使道德“虛化”，變成欺騙和愚弄老百姓的招牌，然后心安理得地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把自己變成道德上的“雙面人”。

在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社會專制制度下，官員就是皇帝的家臣，討主子歡心成為大多數官員的基本行為標準，因為這是職務晉升與獲取權力的唯一路徑，而崇高的道德信條卻淪為裝飾品或遮羞布，“德考”變成了走過場，很難落到實處。由此也造成了官員的道德“人格分裂”。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是封建制度的邏輯結果。隋唐以后，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龍椅”穩(wěn)固，基本傳承了“以德治國”、“以文取士”的統(tǒng)治和人才選拔理念；宋明以后，科舉制度變成了“升官發(fā)財”的“敲門磚”，官員幾乎個個是熟讀“四書五經”的飽學之士，時時口含“天憲”，滿嘴“仁義道德”，這當然是給皇帝主子看的和聽的，其骨子里真正惦記的是“黃金屋”與“顏如玉”。久而久之，“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原則和“忠孝節(jié)義、禮義廉恥”的道德規(guī)范就成了“官場”表演的道具，說謊就成了官員一種自覺的“心理習慣”或“個體無意識”行為。在我國封建社會中，盡管“清正廉潔”如海瑞者屈指可數，但封建官僚階層卻一直對全社會的老百姓保持“道德優(yōu)越感”，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握有道德話語權與解釋權，并把這種對百姓的“道德教育”變成日常統(tǒng)治的重要功課。

封建官場的這種人格分裂，古人也看的很清楚。明朝人呂坤在《呻吟語》中說：“做官是一種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種道理。”直接道出了“做官”與“做好人”在官場難以統(tǒng)一的現實。北宋大貪官、奸相蔡京說：“既做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作為官場人物，貴為宰相，體會可謂深刻，是謂“天問”，而在那種制度下根本無法解決。鄭板橋曾說，一個人一旦為官，首先要做四件事：“刻它一部稿，買它一頂轎，修它一座宅，娶它一個小。”基本上追求個人的名利去了，而常掛在嘴上的“道德信條”成了“應景”的玩意兒，自己從來不打算做，直到把大好河山糟蹋掉。唐武則天發(fā)明的“文禽武獸”官服，本來是一件崇高和尊貴的標志，沒想到經歷代官員“不良行為”的集體演繹，“衣冠禽獸”成為民間老百姓最狠的經典罵人話，形容“有人樣無人行”、“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另類，成了道德品質惡劣的代名詞。

當官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超乎想象的利益，使得官場機會主義在封建社會的流行成為必然，這促使一些人為了當官、當大官不擇手段，道德良心、人格尊嚴都可以出賣，法律法規(guī)都可以不顧，去追求權力，并把這種權力及時兌現為個人的“私利”。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實現，隨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封建社會盛行的官場機會主義也就沒有了市場。但不可否認，由于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在政治行政體制上還存在著一些制度漏洞，權力腐敗和特權腐敗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還比較嚴重，污染了社會的政治道德文化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封建時代長期積淀的“官本位”的社會文化心理，權力的巨大誘惑又使官場機會主義現象死灰復燃，成為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巨大障礙。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要徹底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就必須下決心清除權力腐敗，清除權力的“附加值”，并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使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