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的大陸張載研究述評

朱 承?

[摘 要]：中國哲學自實現學科化以來，作為古代哲學家個案研究之一的張載研究，也呈現出新的范式和特色。這表現在，對于張載哲學的進行不懈的體系重構，使之與學科化哲學相吻合；在張載哲學的一些焦點問題，近百年來出現多樣的變化；在張載哲學的專題研究上，研究視野呈現出多維的態(tài)勢。

[關鍵詞]：中國哲學；學科化；張載研究

一般認為，自1914年北京大學開設“哲學門”（亦稱“中國哲學門”）以來，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進入專業(yè)學科化階段，自此，哲學的研究和教學成為西方意義上的一個專門學科，這一階段至今持續(xù)已近百年。此后，中國哲學的研究和發(fā)展?jié)u成一新景象，對于中國哲學史上各個重要哲學家的研究也開始呈現出新的特點。本文根據一些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大致考察一下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的張載研究所呈現出的特征。

一、體系重構的不懈努力

中國哲學是在西方哲學的參照下或者說背景下實現學科化的，這一點幾成公識，此處不作贅論。既然在這樣的學科背景下進行研究工作，其成果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西方哲學研究范式和框架的影響。所以，不論是哲學史的書寫，還是哲學家個案的研究，研究者們都在試圖在新的范式下進行重構。

對于張載的研究也是如此。張載是宋明理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對于理學的開展有著極大影響。張載身后，對于他的研究和詮釋一直綿延，但總體上還是在理學的背景下進行的，王夫之將張載的研究推上一個高峰，王的《張子正蒙注》是中國哲學學科化以前詮釋張載哲學的典范之作。

中國哲學學科化的格局形成之后，張載是研究古代哲學的學者們的當然之對象。對于張載的研究和對于古代大多哲學家的研究一樣，

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的近百年里，學者們都在致力于新語境新背景下的體系重構。所謂體系重構，指的是由于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的凌亂和不成體系，研究者按照西方哲學的體系范式對這些哲學家進行體系化的原意重構的研究模式。

胡適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書寫是中國哲學學科化過程的典范著作。可惜，對于張載研究來說，胡適終其一生也沒有將哲學史寫到張載。在胡適之后，呂思勉先生曾著《理學綱要》[1]一書，書中對張載之學有專章論述，呂著的底本雖為作者講授中國哲學史之講義，但其著述范式不與胡適類同，也不是哲學學科化之后的典范文本，但這不影響該書成為二十世紀理學研究的精辟之作。此書對于張載哲學的挈要，沒有進行體系構造，卻絲毫不輸于后來張載研究的著述。但這之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在沿著胡適體系化重構的道路上開始高歌猛進。此路徑的辟開，馮友蘭先生功不可沒。馮友蘭先生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國哲學史》[2]的第二篇第十二章第一節(jié)中專論張橫渠。是書中，馮友蘭雖未言明張載之體系，但從其對張載哲學中“氣”—“宇宙規(guī)律”—“宇宙現象”—“天文地理”—“性說”—“天人合一”等六個方面的敘述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馮氏的體系努力，上述六目大約相當本體論、規(guī)律論、宇宙論、物理學生物學（馮語）、人生論和倫理學等，而且該節(jié)中，馮氏是從橫渠之“系統(tǒng)”的維度來再現張載的，把張載的哲學條理化或者體系化，使之更加清晰。體系化的張載研究，自茲始成規(guī)模。

到了陳鍾凡先生的《兩宋思想述評》[3]里，對于張載哲學的體系化構建就十分直接了。陳氏在該書中，把張載的哲學直接概括為“張載之二元論”，然后分條論述張載的“宇宙論”、“自然現象之解釋”、“心理學說”以及“人生論”。盡管該書的張載研究在學術史上影響似乎不大，但是其對張載哲學體系化的斷語值得我們注意。

張岱年先生在1950年代對張載哲學的專門論述，將張載哲學研究的體系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表達的十分清晰和完備。在《張載——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4]一書里，張岱年為張載的個案哲學史研究樹立了一個新典范，即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上，構建了一個唯物論哲學詮釋模式下的張載哲學。書中以“張載唯物宇宙論的主要內容”、“張載的辯證觀念”“張載的認識論”、“張載的倫理學說”以及“張載的政治思想”等為章節(jié)，重構了一個我們后來所熟知的馬哲教材范式的張載哲學體系。此書是中國哲學學科化以后的第一部研究張載的專著，結構完整，語言清晰易懂，影響了后來乃至1980年代以后的張載研究。后來的許多哲學史、思想史或者理學史著作中，論及張載哲學大致框架未有出其范圍者。

侯外廬先生等人1950年代編著的《中國思想通史》[5]以及1980年代編著的《宋明理學史》[6]里，在論述張載哲學或者思想時，也都是采用體系的范式來敘說的，如本體論、道德論、認識論等等。這些影響較大的通史或斷代哲學史著作對張載哲學的體系化言說，代表了當時研究張載的基本范式。在1980年代出現的另外幾部張載研究的專著，如姜國柱先生的《張載的哲學思想》[7]、程宜山先生的《張載哲學的系統(tǒng)分析》[8]，也繼續(xù)了這種鮮明的體系色彩，這兩部著作的章節(jié)安排，依然是在張岱年先生開出的基本架構下完成的，即由所謂本體論、自然哲學、辯證法、認識論、人生哲學等等組成基本框架。在馮契先生影響較大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9]中，馮先生把張載放在中國古代哲學的整個邏輯鏈條上來考察的，以范疇演進來論述中國哲學史，但具體論及張載時，也依然重視對張載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下的邏輯分析。

另外，在1980年代以后，對于張載哲學體系的重構還出現了另一種范式，即用張載的代表性語詞函括張載體系。這其中張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10]和陳來先生的《宋明理學》[11]為代表。這些著作以張載的“氣”、“太虛即氣”、“易變”、“兩一與神化”、“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性與心”等概念來范圍張載哲學，從而重新董理張載哲學，避免用單一的西方范疇或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來重構張載。最近，還有丁為祥先生的博士論文《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12]一書出版，是書中，糅合了西方范疇和張載自有的概念，同樣試圖重構張載體系。其書標題即為“體系”云云，這表現了對于張載哲學專門研究的最新成果依然在進行體系重構的努力。

中國哲學學科化以后，研究者們用西方哲學的基本范疇或理念來整理張載哲學，盡管我們現在看來有著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但是他們對張載哲學重構的成績應該是得到肯定的。不過，如何在張載哲學研究的基礎上將中國哲學的創(chuàng)作推進一步，如同張載本人完成了對先儒經典的獨特理解并進而獨創(chuàng)自己的哲學思想那樣。對于這個問題，僅僅滿足于體系的重構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對張載哲學新語境下的重構，而要在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資源下，依托張載的文本與基本哲學觀念，立足于張載又不拘泥于張載，將中國哲學的創(chuàng)作不只在史的局限下，而拓展到思的領域，實現所謂“史與思”的融合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