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旦大學“第一屆美國研究全國青年論壇”開幕詞，2013年8月24日)

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和大家交流，談談我個人對美國研究的一些的想法。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說得不對請大家批評。今天講兩個問題：一是美國研究的意義;二是美國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一、美國研究的意義：

美國研究的意義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有新內(nèi)容。我這里所說的是廣義的“美國研究”，用一個英文的定義就是 “America discourse”: 這不僅僅包括學界、政策研究，也包括媒體、社會等公共空間(public space) 對美國的認知、 討論、意向;以及 “精英”階層對輿論的導向。在我來看，現(xiàn)階段美國研究的意義至少有四點：

* 首先，美國是最大的“地區(qū)”研究(area studies)，或“國別”研究對象;無論是作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friends or foes)，都不能忽視美國這只“800磅的大猩猩”(800 pound guerrilla)，不管這只大猩猩是在做愛還是在作戰(zhàn)(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makes love or war)。

* 其次，在坐很多是研究國際關系的，美國不僅奠定了現(xiàn)存的國際體制;也幾乎壟斷了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gòu)和話語權(quán)，美國自稱是“IR church”，即國際關系研究的“圣殿”。

* 第三，對很多非西方國家來說，美國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西方國家。多年前，美國學者沈大為(David Shambaugh)有一本題為Beautiful Imperialism [美麗的帝國主義]的書。 在此之前，另一位美國學者James Thompson寫了一本叫 Sentimental Imperialism [心地善良的帝國主義]的書，認為很多亞洲國家把美國看作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卻用心良苦[with a bigger heart]。

* 最后，在中國近期的美國研究中，有一種 “美國情結(jié)”(complex) “內(nèi)化” 的趨向(internalized) ，以致“美國因素”在中國無處不在，深深嵌入中國的物質(zhì)生活、精神世界和公共空間。如今，國人求學、移民、投資、偷渡，美國幾乎都是首選之地;最新的“時尚”似乎是國人到美國駐華使領館“上訪” 頻頻，知名的有陳光誠、王力軍等。我這里只談現(xiàn)象，不作評論。與此同時，中國官方背景的人士和反政府的“異見分子”，都爭相在《紐約時報》上發(fā)文;不同的是，經(jīng)過《時報》的處理，前者成就了“中國威脅論”。如：閻學通2011年11月21日文：“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中國如何打敗美國]?” 據(jù)說是《紐約時報》作的標題，嚇壞了不少美國人。而后者(“異見分子”)則印證了“中國邪惡論”和“中國垮臺論” 。

在當今中國的America discourse中， 說美國好、稱美國壞的人大都各執(zhí)一詞，都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其實美國既不好也不壞，美國就是美國，不以我們的好惡和價值判斷為轉(zhuǎn)移。如果真是要以價值判斷來看美國，紐約大學的一位學者曾說，世界上最好和最壞的東西都在美國。中國學者應該擺脫在“美女”與 “野獸” 之間的機械劃分。1

90年代初，李慎之先生有一篇《全球化與中國文化》的文章，是這樣評述中國在20世紀末進行的改革開放的：

回過頭去看，…… 不論是維新還是救亡，不論是三民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論是搞世界革命還是與國際接軌，統(tǒng)統(tǒng)都為的是走上全人類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李慎之先生也許未能料到，或是早有洞察，20年后中國“全球化”的結(jié)果，居然是相當程度的“美國化”。當然，如果全球都“美國化”了，已經(jīng)全球化的中國豈能“置身”之外?!至于這個現(xiàn)象是“好”、是“壞”，禍兮、福兮，這也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在此不予評說。

二、 美國研究的幾個方法問題

對于美國研究的方法問題，我有兩個想法：一是要“去中國化”;二是要更加“美國化”。

“去中國化”，就是在研究美國時，應該保持一定距離。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貌，不能做到旁觀者清;地球離不開太陽，但也不能離得太近。比如，2008年末奧巴馬當選總統(tǒng)前后，中國媒體競相發(fā)掘奧氏家譜中亞裔或華裔的痕跡，以期奧巴馬當選后會善待中國。一位知名美國問題專家，甚至把美國白宮的這場“顏色革命”，即奧巴馬當選，比喻為中國國內(nèi)“民主與法制的春天”的拐點 。原話為：

如果美國人正準備用自己的選票選出一位黑人總統(tǒng)的時候，那么中國的民主和法制的春天還會遠嗎?2

一年后，奧巴馬政府對臺軍售64億美元，執(zhí)意會見達賴。國人對奧巴馬由過度期待轉(zhuǎn)向極度失望加憤怒，二者其實都是欠理性的。這位學者應該意識到，中國的民主與法制，無須與美國國內(nèi)的族裔關系掛鉤。按照這個邏輯，如果白宮的主人不是黑人，中國就不必推行民主和法制嗎?!其實美國很多事情，尤其是內(nèi)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慣性，與中國關系不大;不必過分解讀、過分聯(lián)想，動不動就扯上中國 。對于美國，我們仰視了太久，已經(jīng)不習慣平視，或以平常心來看待對方了。仰視得太久，脖子會很累的。

第二個方法論問題，是在研究美國時如何“美國化”，即盡量從美國的視角來觀察、理解、描述和解析問題， 就是說要實現(xiàn)“換位思考”。我們常常批評美國，說美國人在研究外國事物時，難有“換位思考”的能力;其實，反過來，我們也應該自問，我們在研究美國時，是否能夠?qū)崿F(xiàn)換位思考?前面提到的把奧巴馬的當選與中國國內(nèi)民主“掛鉤”的學者，應該認識到，奧巴馬首先、也必須是美國總統(tǒng);而不僅僅是“黑人”、或“黑人的”總統(tǒng)。 美國南部若干州近期在黑人選舉權(quán)問題上的倒退;佛羅里達黑人青年被射殺，白人被告被判無罪，都說明在美國內(nèi)政中，奧巴馬當選的象征意義，遠遠大于美國族裔關系的實質(zhì)性改善;很多美國黑人甚至認為，奧巴馬在族裔問題上縮手縮腳，偏袒白人。

比如2009年奧巴馬剛剛當選時，哈佛大學的黑人教授Louis Gates, Jr. 因為進入自己家而被白人警察逮捕，盡管警方已經(jīng)弄清了Gates就是房主，而非盜賊，還是因為他“態(tài)度不好”而把他收押。對于這樣一件明白無誤的種族歧視事件，奧巴馬在白人社團的壓力下，居然收回了最初的批評言辭，以“白宮啤酒高峰會”的形式，不了了之。連我當時都對這位黑人教授羨慕不已，希望警察來家里逮捕我，這樣就可以免費喝白宮啤酒!

“換位思考”，即從美國人的角度觀察美國的事物，有助于我們理解一些在外人看來不可思意、違反常理的事情;至少在描述和分析階段，應該盡量做到“價值中立”，即客觀、準確。按照美國學者Thomas Schelling的話說，就是要發(fā)現(xiàn)“非理性中之理性”(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ity)。3

再舉一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西方和美國都日益懷疑華盛頓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即不受監(jiān)管的華爾街金融體制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以及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和世界經(jīng)濟造成的損害(一夜之間，14萬億美元打了水漂)。所謂“華盛頓共識”，就是在美國，也大受懷疑和批判。

而我們的一位學者，在市場經(jīng)濟原教旨主義深度危機之時，2010年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fā)文，在強烈抨擊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體制的同時，對病入膏肓、損人亦不利己的美國經(jīng)濟體制卻盛贊有加，多次冠以“先進的民主體制” (“advanced democracies”)，原話：

在美國這樣先進的民主制度中，一個開放和包容的政治機制在總體上限制了利益集團的權(quán)利(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4

那么美國人怎樣看待美國現(xiàn)經(jīng)濟制度呢? 美國經(jīng)濟學家、諾貝爾經(jīng)濟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Paul Krugman幾乎用99%的時間，口誅筆伐布什政府的“撒手不管” (hands-off)的經(jīng)濟政策;當然還要用1%的時間，把所有的屎盆都扣到中國頭上。說中國借錢給美國，造成了美國的聯(lián)邦赤字。但中國借錢給美國，是要美國買補藥，不是去買毒品。Krugman對中國的很多評論，其實充滿了傲慢與偏見。

可見，這篇中國學者的文章，對美國政治經(jīng)濟體制的誤讀，已近荒謬程度。給人的感覺是，美國最糟糕的東西，都比中國好!然而事實往往是，中國的體制有問題，并不等于美國的就好，各有各的問題。吃美國的藥，可能治不了中國的病。

要真正了解美國， 一定要從美國的視角和邏輯作為切入點，避免想當然和主觀臆斷。要研究美國人怎樣看待某一事務，而非我們主觀上希望美國應該如何如何(we study what things are and why; not what should become, or ought to hap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