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借糧”運動而言，1925～1926年，湖北發(fā)生了嚴重的旱荒，并向鄂豫邊界蔓延，這場災荒迫使歉收的農民采取“借糧”的方式緩解生存危機。石生寶回憶了1926年時黃安紫云區(qū)的情景：
快到年關的時候，吳先籌領導鄭家邊農民協(xié)會到他叔爺吳維申(地主)那里借了二十擔。詹以賢帶農民找他叔詹文典兄弟三個(地主)借糧食，借出十五擔。吳煥先找吳孟先借糧十五擔，分給了旦家沖窮苦農民。汪忠民、吳先籌找吳惠存借糧五擔。毛國興、程儒香找方曉亭算甲下公田的賬，借糧十五擔，分給了毛崗、程家灣、長嶺崗的農民。29
應該說，這一“借糧”運動本身就暗含著鄉(xiāng)村傳統(tǒng)正義觀的延續(xù)，因此，早期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多充當頭面人物與“借糧”的對象進行交涉，不少“借糧”運動走向了成功，但多數卻走上了“武裝借糧”的道路。據吳先恩回憶，當時鄂豫邊的“借糧”運動“首先借大戶，借吳惠存的，借吳條之的、吳正之的，先借吳家的”，“我們那時跟在一路，是積極分子”，“不借不行，不借真是拿刀槍，等于武裝借糧。開始好說話，派人去交涉。不同意呀，我打你的糧倉。他沒法子，人們都起來了，基本上是武裝借糧。”30從這些事例來看，革命知識分子領導農民群眾到地主富戶家“借糧”，并不是每次都可以通過和平交涉方式達成，亦有不少墜入“武裝借糧”之境地。很明顯，武裝化的“借糧”運動，勢必造成鄉(xiāng)村窮富階級之間的對立、交惡，為后續(xù)進一步沖突埋下了伏筆，鄉(xiāng)村“減租減息”及“五抗”運動也有類似的命運。就麻城乘馬崗四鄉(xiāng)和九鄉(xiāng)而言，當時“農協(xié)的口號是減租減息，二五減租、二五減息。實際上農民不交租，不承認欠賬，不交稅，地主也敢收”，31如此，如中央文件所載，“農民的斗爭大致初起總是減租、抗稅、減息等及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但是隨后的發(fā)展，往往立刻便要進到推翻土豪劣紳的政權，進到奪取武裝，以至于武裝沖突。”32這些日常斗爭運動，很可能也滲透了鄉(xiāng)村農民的傳統(tǒng)正義觀，但是經過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的策略調整與轉化之后，其背后就蘊藏了無窮的階級意義。也就是說，災難面前，鄉(xiāng)村富戶不履行自己的鄉(xiāng)村道德義務，這必然激化鄉(xiāng)村分裂、農民和地主富戶之間的階級仇恨，而煽動的階級仇恨一旦升級，暴力性的階級斗爭即爆發(fā)。
毫無疑問，農民的階級斗爭意識高漲，鄉(xiāng)村豪紳地主就異常驚慌，他們在鄉(xiāng)村起初基本沒什么組織依賴，因此不少豪紳地主就開始逃跑。為了制止豪紳地主的逃跑，當時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采取的方式就是“迅速行動起來，把一些有權威的豪劣抓住，并動員農民自己動手打死一批”，于是，暴力帷幕迅即拉開，鄉(xiāng)村舞臺“掀起了捕殺豪紳地主的熱潮”。33雖然在捕殺豪紳地主的狂潮中，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并未鎮(zhèn)壓所有的地富階級，但是有幾種土豪劣紳被摸底后是不會放過的，“一種是抗拒減租減息，造謠破壞;一種是搞假農協(xié)派人打入農協(xié);再一種是搜羅流氓、狗腿子，請教師爺打拳習武，組織紅槍會，用武力抗拒的。”34當農民協(xié)會摸清這些土豪劣紳之后，就會用自己手中不受約束的專斷權力，挑選最大惡疾者作為復仇、清算的對象。
當然，言及至此，又不得不提到經常被忽視的另外一點，這需要新型公權力的支持。當時董必武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正式公布了《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列》。其中規(guī)定，凡有下列行為的都為土豪劣紳：
反抗革命或阻擾(撓)革命者;反抗或阻擾(撓)工農運動者;勾結兵匪蹂躪地方及黨部人員者;與匪通謀坐地分賬者;借故壓迫平民致人死傷或損失重大者;包攬鄉(xiāng)村政權、侵蝕公款、劣跡昭著者等，分別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拘役、罰款。對觸犯上述條例的各罪犯，均由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審理。35
這正如陳耀煌所言，武漢政權對于“土豪劣紳”的認定，大多是指那些勾結軍隊、壟斷地方政權，排斥武漢政權，并借此壓迫人民的鄉(xiāng)村上層地方精英，已不是泛指一般的地主階級，而是隱含了更多“政治上”的理解，指的是那些國共合作政權的異見勢力。36對這些異見勢力，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又訓令各縣黨部迅速成立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進行整肅，訓令指出：“各縣土豪劣紳，異常猖獗，急應采取非常手段，迅予肅清，不能視為普通罪犯，適用普通法律審判。”37隨后各縣即成立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這樣，農民有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省黨部及縣黨部公權力的撐腰，就會遏制不住自己的斗爭怒火，理直氣壯地去找尋真正的土豪劣紳清算。
在公權力的支持下，當時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懲治豪紳地主是通過懲辦真正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開始的。這些惡霸劣紳在鄉(xiāng)村社會中都被認為有傷天害理的劣跡，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組織農民協(xié)會動員農民懲辦他們，不僅樹立了道德正義權威，同時也獲得了民眾的心理認同。從而，革命知識分子代表的中共在鄉(xiāng)村也就成為實實在在救苦救難的活菩薩。
前文提到的吳惠存是黃安紫云區(qū)鄭家邊的大土豪，他平素借自己掌握的政治資源，干了不少危害鄉(xiāng)村的惡事。據《新縣革命史》記載，這些惡事包括“制造假印，包攬詞訟，勾結官府，私設鹽卡，坑害鄉(xiāng)民;攔截華僑，強占民女，網絡土匪，謀財害命;巧立名目，私征捐稅，私籌軍糧;重租高利，盤剝農民”，“農民運動興起之后，他指責咒罵，并指使爪牙，勾結軍閥殘匪，殘酷地殺害吳煥先一家五口人”。38吳惠存危害鄉(xiāng)人的舉動反映了傳統(tǒng)鄉(xiāng)村公權力的武化與劣化，這引起當地群眾的極端憤恨，群眾組織起農民協(xié)會之后，首先復仇、清算的自然就是吳惠存。據鄭位三回憶，當吳惠存被抓捕之后，“在押赴縣城的途中，因聞聽吳惠存的親信正策動人馬要攔路把人搶回去，押解的農民便在王錫九村莊附近，把他活活打死了。”39另外，麻城乘馬崗羅家河村的丁枕魚也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當“農民協(xié)會開始發(fā)展時，他就四處造謠破壞，并搜羅了一批流氓、狗腿子，秘密組織紅槍會，企圖以此來破壞與打擊農民運動。”40農民協(xié)會成立后，即對其進行了復仇、清算。據王樹聲談話錄透露：
農民對丁枕魚久有刻骨仇恨，半夜里集合起來，扛起刀矛扁擔鋤頭，點起干竹子，通向羅家河，將丁的住宅團團圍住，丁枕魚的狗腿子抵抗不住，丁枕魚被農民群眾從屋子里拖出來，農民們你一腳我一拳，把他打得半死。以后就把他送到縣里關押，縣長、承審官拒絕收押，農民們就鬧哄起來，縣警備隊(縣長掌握的武裝)想干涉，農民們不怕他們，最后用縣農民協(xié)會的職權把丁關了起來。41
從地方性資料來看，當時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既懲辦了一批土豪劣紳，同時也懲辦了一些貪官污吏。據王樹聲、陳再道、詹才芳回憶，1926年冬和1927年春，鄂豫邊的黃麻兩縣“先后逮捕懲辦了吳惠存、李介仁、丁枕魚、王子歷等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數十名，麻城的革命群眾，還粉碎了反動縣長劉芳、商會會長李舜卿等組織反革命政變的陰謀。”42當時“殺人是大事情”，按照《鄭位三談話錄》記載，只要“支部黨員做主，群眾同意決定便殺，不請示可以。”43因此，這些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有不少是革命知識分子帶頭、群眾自發(fā)鎮(zhèn)壓的，亦有不少則是通過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審判之后斬首的。當時，僅黃安一地，“各鄉(xiāng)除了農民親手打死的吳惠存等一批豪紳地主外，同時還通過政府，先后把罪大惡極的李介仁、阮純青、張英廷、李士顯等十九名豪紳地主捉住，押往縣城法辦。”44
在懲辦的過程中，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一般都遭受到暴力性的人格侮辱，地主階級統(tǒng)治農村社會的威風被打壓下去，他們顏面掃地，而農民通過對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鎮(zhèn)壓釋放了無以復加的仇恨感。比如在抓捕丁枕魚時，骨干農民對其不但拳打腳踢，還痛斥道：“過去頭頂你的天、腳踏你的地，逼死了我們多少人，現在這個天，這個地是我們的了”，而曾被丁枕魚霸占未婚妻的吳某，不但帶頭痛揍丁枕魚，且更是咬牙切齒地怒斥：“你害得我結不了婚，成不了家，現在該我報仇了。”45新縣觀音橋的農民不但復仇鎮(zhèn)壓了當地土豪劣紳方曉亭、石子謙等人，還把他們兩家的祖墳掀了個底朝天，帶頭農民在挖他們兩家祖墳時，還說：“你們說你們的墳山風水好，我們把你們墳山上的樹砍了，挖掉你們的祖墳，看你好在哪里?”46麻城三河成立農民協(xié)會后，“群眾把當地的大地主胡瑞山用繩子捆起來游街，并強迫他喊‘我是地主，剝削了農民，你們不要學我’”，而“群眾手里拿著小旗高喊‘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慶祝自己的勝利”。47這種個人與集體互動的復仇心理的升級與釋放，自然就會驅使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做出平素難以想象的恐怖之舉，而群體效應又會使得農民在不知不覺中步入專橫性的狂歡。
農民在鎮(zhèn)壓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過程中，可以抒發(fā)、釋放仇恨，并享受狂歡的感覺，同時，參加農民協(xié)會的武裝斗爭又可以使他們贏得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據王樹聲回憶，在鎮(zhèn)壓丁枕魚之后，麻城乘馬崗地區(qū)“拿起了原始武器的農民，緊接著又捉了方家灣王子歷等十余個土豪劣紳，并把他們的糧倉打開，把被搜刮去的積谷陳糧，一袋袋，一筐筐，喜笑顏開地背回家去。”48據《麻城革命史資料匯編》記載：
一次，劉文蔚等三人帶著四百多人，扛著鳥銃，十二條來復槍，梭鏢到林家山。林家山的地主三相公被嚇跑，農民把三相公家的豬牛、糧食、衣物拿到王家廟。之后又到杜家洼、彥家邊趕跑地主和三會長，將三次斗爭地主所得的東西集中王家廟，糧食大家吃、衣服和錢大家分。49
農民在鎮(zhèn)壓土豪劣紳的過程中，不但可以得到復仇的滿足，而且還可以分得浮財。當時，農民分得這些浮財的確是很理直氣壯的，因為他們的傳統(tǒng)倫理觀念已經徹底改變，他們是在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至于那些外逃的土豪劣紳，農民協(xié)會也通過各種方式讓他們的罪狀深入民心。汪玉輝是黃安七里區(qū)萬勝鄉(xiāng)石家榨村大土豪，農民協(xié)會在鎮(zhèn)壓土豪劣紳時，他得以逃脫。當時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就創(chuàng)作《汪玉輝是老妖精》的革命歌謠宣傳汪玉輝是個地地道道的“老妖精”，鼓動農民與其作堅決的斗爭。50這一策略通過丑化土豪劣紳，讓民眾知曉土豪劣紳是自己的敵人，同時也可增加民眾階級仇恨的力度與濃度。
與之相對的是，多年來掌控鄉(xiāng)村資源的土豪劣紳不可能就這么簡單地束手就擒。據資料記載：河南到處是紅槍會組織，豫南信陽、光山等地的槍會組織幾乎遍及鄉(xiāng)村各地。51一些利用傳統(tǒng)姻親關系外逃到光山的土豪劣紳及其親屬子嗣，勾結軍閥勢力或者自組槍會、民團等組織與農民協(xié)會及骨干分子對抗。前文提到的大土豪汪玉輝逃到光山柴山堡后就自辦紅槍會，并叫囂說：“我將攜兩子一孫，帶領我在光山創(chuàng)辦的一堂紅學”，“殺回我的老家去報仇;然后殺進縣城，推翻黨部和農協(xié)。”52而大土豪丁枕魚之子丁岳平則“勾結地痞流氓組織偽黑白槍會”，“向黨、協(xié)尋仇”，“搗毀黨、協(xié)辦公室，捕殺黨、協(xié)人員”，還釀成了“麻城慘案”。53當時豪紳地主復仇事例非常之多，用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戴克敏的話來說就是：“土豪劣紳無可奈何，乃出其辣手，勾結附近光山紅學，利用紅槍會，搗毀黨部農協(xié)，抄燒黨員家產，濫殺農友，無惡不作”，確實造成了太多“白色恐怖”。 54如此“尖銳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更加刺激了廣大農民對反動階級的仇恨”。55革命知識分子及農民為捍衛(wèi)自己已有的革命成果，就必須毫不妥協(xié)地繼續(xù)與鄉(xiāng)村舊勢力作斗爭，他們一方面向武漢國民政府求援，另一方面繼續(xù)反復仇。于是，農協(xié)與紅槍會、民團雙方在鄂豫邊地區(qū)就復仇與反復仇進行了無數次的械斗與廝殺。20世紀40年代，戴季英回憶起鄂豫邊地區(qū)的械斗與廝殺時說：“這戰(zhàn)爭相互殘殺，破壞很厲害，表現農民戰(zhàn)爭原始情形，表現農民的破壞性。” 56
不過，這依然不能如陳耀煌所認為的國共分裂前鄂豫邊的農民暴動是一種自發(fā)性暴動。57早期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的調適、鼓動作用不能忽略。王樹聲、陳再道、詹才芳等人后來回憶：
(農民)懷著千百年來的深仇大恨，拿起了鋤頭、扁擔、刀矛、土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緊緊團結在一起，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動勢力進行猛烈沖擊。斗爭最激烈的黃安高橋、七里、紫云等區(qū)，麻城的乘馬、順河等區(qū)，地主的權力都被打倒，農民協(xié)會成為唯一的權力機關。農民們的革命情緒更加高漲，他們興奮地說：“蓋子揭開了，革命就要革到底!”“共產黨是真正領導窮人革命的，農民一定要跟著共產黨干到底!”58
傳統(tǒng)強政府、弱社會體制下，隨著鄉(xiāng)村權力網絡的武化與劣化，農民本身就有深仇大恨，革命知識分子正是利用此點進行因勢利導。隨著革命知識分子的調適、鼓動與踐行，農民就會認為中共是“真正領導窮人革命”，因此會勇敢而自覺地跟著中共“干到底”、“革到底”。
在大別山區(qū)，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最早發(fā)動農民走向暴動的地方主要是鄂豫邊的黃安、麻城、光山三地，同是大別山區(qū)的其他地方，比如商南、六霍地區(qū)基本還處于醞釀狀態(tài)，因此論文此部分主要以鄂豫邊地區(qū)為中心重點闡釋早期中共在鄉(xiāng)村進行民眾動員的過程及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該地部分中共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利用“日常行為軌制”去動員農民革命，他們在進行鄉(xiāng)村革命及武裝屠殺時，往往又會使階級斗爭性質的革命運動異化為地域性的鄉(xiāng)村農民半自發(fā)性械斗，歷史本相的復雜性即在此。至于之后的情形，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論述。
三、階級仇恨擴大化及山區(qū)暴動
1927年，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急劇高漲，國共合作的認同危機卻也在急劇膨脹，國民黨率先從“容共”全面走向“清黨”，拉開1927～1928年的“清黨”運動大幕。在國民黨以“清黨”為名的白色恐怖之中，有許多中共黨人被捕、被殺。自全國各地慈善救濟機構所作的不完全統(tǒng)計，1927年4月～1928年7月，全國各省被國民黨逮捕和殺害的人數(不僅包括中共黨人，也包括很多國民黨左派)總計81055人，其中被殺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具體到鄂豫皖三省情況，其中湖北被捕者4258人、被殺者1664人;河南被捕者778人、被殺者461人;安徽被捕者460人、被殺者204人。59無論是全國性還是分省性統(tǒng)計，都能窺見國民黨1927～1928年“清黨”運動的血腥烈度。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卻讓頗多深具革命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被捕、被殺害，當時的輿論對此詬病甚多。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無疑激起了中共黨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促使中共革命發(fā)生急劇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中共“八七會議”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它最終確立以土地革命滿足農民利益，動員農民組織武裝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進行階級斗爭，并最終奪取政權、建立及維系蘇維埃政府的路線。這條路線，很明顯是在汲取前期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提出的，它體現了兩個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把奪取政權、建立及維系蘇維埃政府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推展苛刻的群眾路線進行地方暴動。60比如中共制定的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第一條“就是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領導兩湖的工農群眾實行暴動，推翻武漢政府與唐生智的政權，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政權。”61中共制定的河南暴動計劃決議案決定“目前河南CP的任務是組織這一廣大的革命潮流，依靠工農日益發(fā)動各地的暴動，鏟除封建勢力，一直到摧毀馮玉祥的統(tǒng)治奪取政權。”62中共制定的安徽暴動計劃決議案決定“用種種方法奪取槍械，秘密組織農軍”，以“發(fā)展農村中之階級斗爭而引起農民走上斗爭的道路，直至暴動奪取政權。”63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共的政策已經發(fā)生徹底轉變。不過，這種轉變的政策，在鄉(xiāng)村并未得到很好的指導與貫徹，基本就是“要你去干，你就去干，至于怎樣去干，就是你自己去干。”64那么，真實的地方實踐情況又是如何呢?《鄭位三談話錄》有如實反映：“當時具體策略、具體計劃、具體指示都是沒有的。黨員干部都不懂，群眾也不懂，遇事只要黨內外幾個人臨時商量了就干，領導上沒有策略指示。”65因此，后來大別山區(qū)中共革命的三大暴動(黃麻暴動、商南暴動、六霍暴動)，基本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按照自己的經驗及創(chuàng)造力在鄉(xiāng)村摸索出來的，即帶有半自發(fā)性特點，同時又深具中共革命的烙印。
黃麻暴動前，先前在城市活動的許多革命知識分子，迫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得不迅速匿跡于鄉(xiāng)村，他們與先期下鄉(xiāng)的革命知識分子形成合流，合流過后的革命知識分子僅黃麻兩縣就有王幼安、戴克敏、戴季倫、戴季英等人。66其中新到鄉(xiāng)村的革命知識分子嵌入鄉(xiāng)村的動員模式與先期下鄉(xiāng)動員農民的革命知識分子并無兩樣。但是，國共分裂后相當長時間里，即便鄉(xiāng)村已進入實質性奪取政權階段，但中共的群眾路線在鄉(xiāng)村并未進入實質性貫徹階段，它有一個滯后效應，直到1927年10月，鄉(xiāng)村民眾動員經常因為此點被中共上層批評為“機會主義的余毒仍未鏟盡”，“偏重軍事動作而忽視群眾的行動”。67實際上，“許多負責同志尚不懂得土地革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因此“必須農民群眾暴動起來才能完成”。68
那么農民是怎么動員起來暴動的呢?從黃麻暴動過程來看，恐怕還是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與紅槍會、民團之間的半自發(fā)性械斗與仇殺的延續(xù)。筆者梳理當時的一手檔案資料及部分口述回憶錄發(fā)現，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27年9月于黃麻等地爆發(fā)的“九月暴動”;第二階段是11月10日～11月11日的收繳三十軍一營的槍械;第三階段是11月14日～12月5日的攻占縣城。
1927年9月，差不多與早先在城市活動的革命知識分子下鄉(xiāng)同步的是，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在國民黨“清黨”政策的鼓動下開始返鄉(xiāng)，他們不但造謠“共產黨，喪天良，先殺老子后殺娘，殺盡農民做帝王;共產黨，真稀奇，先分田，后共妻”，69而且還自組鄉(xiāng)村槍會、民團等組織破壞革命。與前期相比，1927年9月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回鄉(xiāng)復仇規(guī)模更大、行動也更兇殘。據資料記載：
一些在外鄉(xiāng)的土豪劣紳，卻以河南光山縣新集為中心，勾結了當地的民團、紅槍會上萬人，在丁枕魚的兒子丁岳平、王子歷的哥哥“王九聾子”、反動區(qū)長王既之的兒子王仲槐等反動頭子帶領下，向乘馬崗、順河集等區(qū)發(fā)起進攻。他們沿途搶東西、拉耕牛、毀青苗、屠殺革命群眾。70
土豪劣紳多為復仇，而槍會及民團會眾多為搶奪物質利益，因此，黃麻等地鄉(xiāng)村頗多黨組織、農協(xié)都被摧毀、破壞，農民的損失亦很慘重。在麻城，“黨內也起了分化，少數動搖投機分子溜掉了，有的跑到武漢去了，有的跑到親戚家里躲起來了，也有的成了叛徒”，但是“基本群眾還是抱著破釜沉舟，斗爭到底的決心”。71那么，基本群眾為何在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反攻倒算面前抱持此種態(tài)度?其一是因為前期鎮(zhèn)壓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納過“投名狀”;其二是因為鄉(xiāng)村當時只有中共有組織力量可以提供保護;其三是因為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肆意燒殺，普遍激化了鄉(xiāng)村階級矛盾及仇恨。如此，面對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燒殺，革命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必須“以革命繼續(xù)革命，以革命發(fā)展革命”，72而絕大部分農友也表達了一種共同的傾向，即普遍認為“還是不打不能安身”、“不打平不能安身”、“放炮都來!各帶刀矛!”“打來復槍!”“協(xié)會還是要!”73于是，作為對白色恐怖的回應，黃麻地區(qū)的農民在革命知識分子的帶動下，一方面繼續(xù)鎮(zhèn)壓鄉(xiāng)村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并且斗爭的面積及深度難以抑制地擴大化及深入化;另一方面就是“殺紅學，殺了差不多一千，殺來殺去殺了三十多次，殺了紅學近一千人”。74應該說，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就知識理念而言，比紅槍會要更勝一籌，紅槍會更多是受謊言與迷信驅動的，因此在與農民協(xié)會的對陣中，很快就敗下陣來。不過，這種相互的燒殺報復，無疑也會使農民變得赤貧，而蔓延的階級仇恨又會驅使赤貧的農民不得不走向繼續(xù)革命，因此，革命也就成為：“殺!殺!殺紅學!殺土豪劣紳!不完租!分土地，革命爭先恐后的殺!”75戴季英曾指出在當時反紅槍會的行動中，“黨和群眾都有報復主義和燒殺政策的錯誤。”76其實，“九月暴動”在地方性革命實踐中可以等同于復仇與反復仇，燒殺與反燒殺，如不這樣，暴動起來基本不可能，因為，仇恨與怨憤才是暴動的真正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