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政治公司化"讓日常生活被資本控制

李杰：我插一個問題，這兩天我們看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則新聞，就是江西的鳳凰古城，現(xiàn)在你要進這座城市要交148元的門票。我今天看到有一個笑話是，有一個小伙子帶著他的女朋友回去見他的父母，由于他女朋友不是鳳凰城人，所以要進夫家的門，先得拿148塊錢買張票，否則的話就進不去。我想這個問題和幾年前流行的一種概念相關，他們有一個說法，是"經(jīng)營城市"，我們的市長就是我們的CEO，就是我們的老板。你是怎么看待和評價"經(jīng)營城市"這種中國現(xiàn)在比較流行的觀念？比如像鳳凰這種非常有名的古城，進城要收費的問題？

汪暉：我說幾句，我也看到這個消息。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安徽已經(jīng)早就有了，黃山腳下的洪村重建之后也受到保護。這個問題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我覺得跟你說的"經(jīng)營城市"有關，這個跟城市和政治、政治結構的關系相關。中國的改革有一個放權的過程，地方的權利越來越大，我用一個詞叫做"政治公司化"，尤其是地方政府，越來越像一個公司，不像一個政府，所以它變成一個經(jīng)營型的構造。這也是城市規(guī)劃當中帶來的一個問題，盈利性高，是經(jīng)濟性的城市。最終是以增值、資本、擴張作為它的前提，看起來是有保護性，但另外一方面使得真正的文化--人們?nèi)粘Ｉ畹奈幕?，實際上被資本的力量完全控制了，這個我覺得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就是流動。因為這些保護它有一定的保護性，比如說洪村也是，如果完全開放，它就會變成一個旅游地，結果這些地方完全沒有辦法可持續(xù)，就變的不可持續(xù)，這也就意味著城市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里面有好的方面，也有很大的問題。你看現(xiàn)在城市的人天天工作，有假期的時候會出去旅游，旅游都是一團一團的到一個地方，都是被商業(yè)拉動的。一方面是拉動經(jīng)濟，但是另外一方面，對很多地方文化是一種破壞。剛才說了好的方面，可是也有壞的方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以旅游為中心的，復建了很多好東西，目的是為了吸引游客，包括大量假古董的出現(xiàn)，都是以旅游文化為中心的。這個問題不完全是一個單獨城市的問題，它和今天市場化、全球化的過程有密切的關系，而且導致了對很多地方文化的破壞。

汪暉：過去城鄉(xiāng)之間的綿延關系現(xiàn)已不存在

汪暉：另外一點，我覺得城市是有歷史的。剛才貝淡寧說國家和城市的不同，但是在他的書里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不同也是從歷史里面發(fā)展起來的。比如說在城市為中心的國家，城邦國家時期，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在中國的周代，城市和城市之間也要打仗，并不是城市就天然和平的，城邦國家是打仗的。你設想一下，如果意大利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而是城邦林立的國家，城市之間可能不會那么和平相處。也就是說，新的更大的共同體的出現(xiàn)，導致了城市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變異，從這一點上來說是一個歷史變化，這當然是資本主義時期的，尤其是十九世紀的變化。

這本書里面描述的主要都是十九世紀以來稱得上都市的地方，主要寫的是北京，北京是很特別的，其它的都是十九世紀以后產(chǎn)生的都市。十九世紀的紐約、倫敦、巴黎是我們今天想象城市的主要依據(jù)和研究對象，比如我們看到本雅明在巴黎等等。但是二十一世紀跟十九世紀形成的都市之間我覺得有差別，我并不是要美化十九世紀的城市，十九世紀的城市同樣有階級分化，有貧民區(qū)，有富民區(qū)。不過從本雅明描寫的巴黎來看，它的開放性很高。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的城市里面，一方面邊界似乎完全消失，但是另外一方面跟人的關系不一樣了。

比如我對北京的感覺，我八十年代到北京的時候，覺得挺喜歡北京的，也有不喜歡的地方，比如早上想吃油條都買不到，更不要說小籠包或者其它什么別的早餐?，F(xiàn)在什么都有了。那個時候什么都沒有，可是天那么藍，我記得買豆角是一簇一簇的，都沒摘過的，你要買就拿一大掛給你。是什么樣的意思？是說這個城市一方面是政治性的城市，是一個帝國的都城，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跟鄉(xiāng)村的關系是綿延的，不是對立的，鄉(xiāng)村是慢慢的滲透到城市里面來的，它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了鄉(xiāng)土的城市，所以有親近感。坦白說我在臺北也有親近感，我在香港就沒有這種親近感。

城鄉(xiāng)之間如果完全沒了鄉(xiāng)土，城市的溝通體的感覺還能不能維持下去，我是有一點懷疑。我剛才為什么說到所謂"看不見的共同體"的概念？就是因為這些地方在這個意義上是鄉(xiāng)土性城市的綿延，還能夠創(chuàng)造認同感，如果這個鄉(xiāng)土性被徹底的驅逐了，那么這個城市里面的認同感，最后還能不能夠真正成立？特別是現(xiàn)在與十九世紀工業(yè)化的背景不一樣，今天的流動性如此之高，遠遠超過了十九世紀的都市。這是我問貝淡寧的問題。貝淡寧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為什么呢？他特別喜歡城市，但他又研究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比較強調(diào)共同體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時候，有一個跟城市比較有關聯(lián)的思想家叫李贄，特別反傳統(tǒng)。他跟什么人發(fā)生沖突呢？他跟那些鄉(xiāng)村的鄉(xiāng)紳們關系特別不好，因為他到處流動，他到了鄉(xiāng)村以后，絕不接受鄉(xiāng)村的這些規(guī)矩，亂談戀愛。這個到了鄉(xiāng)村是不可以的，所以跟當?shù)剜l(xiāng)紳發(fā)生了很大的沖突。也就是說鄉(xiāng)土性的不一定完全是鄉(xiāng)村，而是鄉(xiāng)土作為文化的載體，它在城市化過程當中，到底還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尤其在今天，從這一點上來說我是有擔憂的，因為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速度太快了，而且城市對鄉(xiāng)村的優(yōu)越性太高了，使得今天的鄉(xiāng)村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附于城市，如果它不能夠依附于城市，它就徹底被邊緣化了。過去綿延式的城鄉(xiāng)模式，在我的老家揚州我覺得還存在一些，走出去不遠就有很發(fā)達的鄉(xiāng)鎮(zhèn)地區(qū)，它的文化能夠逐步滲透到鄉(xiāng)村里面來。但是高度發(fā)達的、完全孤立化的都市跟這個完全無關，這會帶來一些異化的問題。剛才貝淡寧講的文化多樣性不復存在，或者歸屬感很難產(chǎn)生，而且不平等是沒有辦法用鄉(xiāng)土性來消融的。

汪暉：鄉(xiāng)村與城市文化權力不均衡

汪暉：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土地和人口矛盾很大的國家，城市化的過程都要大量的占用農(nóng)業(yè)的土地，導致鄉(xiāng)村地區(qū)人口和土地關系進一步緊張化，但這個過程似乎變的越來越不可逆。很多時候社會矛盾、社會沖突都來源于這個過程，大量的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是來源于城市化的過程，它本身包含了一些新的壓迫性，而且新形成的社群關系沒有辦法化解。過去的城市化沒有這樣的模式，因為中國有龐大的鄉(xiāng)村，很多問題可以通過鄉(xiāng)土社會來消解它，但是如果鄉(xiāng)村社會太脆弱了，越來越依附于城市，這個社會沖突怎么去化解？再有一點就是今天在城市里面聚集的地區(qū)，它的文化水準比較高，除了政治以外，媒體和文化的權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的手上，鄉(xiāng)村越來越不具有這樣的力量。雖然現(xiàn)在國家也說，我們要重點保持老少邊城地區(qū)，但這個過程基本的邏輯是很難改變的。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下怎么面對這個挑戰(zhàn)？我覺得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舉一個小的例子，大家都生活在這個程度里頭，我們大家都知道北京霧霾天氣非常壞，空氣很壞，這只是城市化的一個部分后果，可是我們大概很少人意識到，中國的空氣污染源50%已經(jīng)是在鄉(xiāng)村了，今天中國的鄉(xiāng)村再也不是記憶中的山清水秀了，化肥和各種各樣的污染物在鄉(xiāng)村已經(jīng)遍布，而且這個破壞是根本性的，很難回轉?？墒俏覀冊谖幕蟻砜?，大家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召開兩會很多人都提到霧霾，可是我看很少人討論鄉(xiāng)村的污染。為什么？不是鄉(xiāng)村污染不嚴重，而是文化權力不均衡，這就是鄉(xiāng)村和城市的基本關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轉型的社會里面到底該怎么處理兩者關系？我覺得還是要重新研究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就是剛才貝淡寧老師講到的認同問題，歸屬感問題，跟這個問題連帶著的其實是相關的。到底鄉(xiāng)村社會跟城市社會之間構成什么樣的關系，尤其是在一個13億人口，到今天還有將近一半以上的鄉(xiāng)村人口，面臨著快速的城鎮(zhèn)化過程的一個社會，它所帶來的挑戰(zhàn)恐怕是非常巨大的。

貝淡寧：香港式物質主義是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

貝淡寧：我同意，關于城市和鄉(xiāng)村的關系，我用兩個例子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是我的老家蒙特利爾，第二個是香港，這可能對中國的城市有一些啟發(fā)。蒙特利爾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大部分的人是從農(nóng)村來的，說法語的人有80%；說英文的人都說這些人很土，他們不像城市的人，而且他們沒有經(jīng)濟方面的權利。結果城市化的過程也很快，跟中國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后完全不一樣，現(xiàn)在說法語的人有同樣的權利，而且完全成為城市人。我們不一定要那么悲觀。因為現(xiàn)在大部分的蒙特利爾人都會說英語和法語，和20年以前不一樣，以前說英語的人覺得這些說法語的人很土，不想學習他們的語言。農(nóng)村的文化后來慢慢影響城市的文化，結果皆大歡喜，說英語的人他們愿意學法語，對法國的文化也開始感興趣。希望中國的城市也是這樣，如果北京、上海不排斥這些外地人，更愿意學他們的文化，可能對北京、上海的文化有一些好處。

這本書里面也有討論過香港，香港的變化很快，而且香港也存在很多農(nóng)村文化，包括新界，這也會影響城市的文化。怎么影響呢？這方面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儒家的價值觀。當然香港沒有文革，所以他們保留了一些儒家的價值觀，這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為什么香港基本上是比較成功的，即使有貧富差距，可是基本上還是比較成功的。我覺得跟農(nóng)村或者跟儒家的價值觀有關系。香港是比較強調(diào)物質主義，但物質主義其實不完全是為了自己享受生活，香港人身上有一種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為什么他們想賺錢？基本上是為了家庭。按照儒家的價值觀要推及到家庭的愛，推及到城市、國家、天下。我覺得現(xiàn)在香港這方面比較不錯，雖然是偏重物質主義的城市，可是因為他們保留了一些農(nóng)村或者儒家的價值觀，所以有益于整個城市的文化，中國的城市在這方面也可以學習。

汪暉：習俗和文化在城市化中應得到更多保留

汪暉：我簡單的補充一下。其實我在香港生活過一年，正好是1996到1997年，那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家都知道香港中文大學在新界，香港的農(nóng)村就是新界，香港的保存跟它的歷史關系很深。我們都知道鴉片戰(zhàn)爭之后把香港割讓了，但是新界是租界的部分，所以它從歸屬權或主權上來說還是屬于大清帝國。

很有意思的是，大概在1996到1997年的時候，發(fā)生了一個故事。當時要選董建華做特首，他那個時候還沒有正式上任，但已經(jīng)開始到各個區(qū)域去做一些調(diào)查、視察。那個時候香港政府做了一個決定，要更改繼承權法律--嚴格的說不是香港，是新界的繼承法要改動。為什么呢？因為新界這個地方還沿用了清朝的部分法律，但是在香港島是完全實行英國殖民時代的法律，所以到今天也可以說香港有三種法律，一種是基本法，一個是殖民政府時代形成的法律，一個是大清帝國的法律。在新界里繼承法是長子繼承，女性沒有繼承權，長子才可以繼承，香港政府覺得這也太落后、太不平等了。所以他們就決定要廢掉這個法律。當時董建華到新界的時候，新界的婦女請愿，就像過去的太守到了什么地方，或者是欽差到了什么地方，到馬路上攔住，說要請愿。新界婦女要求不要廢除繼承法，因為她們一直就是這樣的，她們也習慣了這樣。

也就是說它的文化里，由于特殊的殖民時代留下來的特殊歷史，使得早期的鄉(xiāng)土性能夠一定程度地滲透到城市里面來。律師好像還需要學習不同的案例，這樣的例子挺有意思的，當然今天已經(jīng)發(fā)生了無數(shù)的變化。在法律上，我們記得90年代在中國也有過這種爭論。比如涉及到地方的法律，比如說北京大學的蘇力教授，他寫過一本書叫《送法下鄉(xiāng)》，因為中國城鄉(xiāng)之間的差別太大了，如果實行完全一樣的法律的話，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不過從潮流上來看，法尚如此，別的方面呢？習俗和文化能不能夠在城市化過程當中更多的得到保留，是今天的城市化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