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和社會保障，不是越高越好，給經(jīng)濟“拖后腿”只會適得其反；改革需要百折不撓的意志，法國的失敗是沒有頂住反改革的壓力，其政治領導人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政治魄力和決心；改革僅有頂層設計尚不夠，沒有廣泛政治和社會基礎很難

陳俊俠

法國和德國曾被稱為歐洲經(jīng)濟“雙引擎”，但如今德意志戰(zhàn)車在歐洲一枝獨秀，高盧雄雞卻一蹶不振，歐洲漸成“獨輪驅(qū)動”格局。這是什么原因?

德國經(jīng)濟一騎絕塵主要得益于前總理施羅德本世紀初實施的“絕地改良”，但很少有人談起，早在施羅德改革之前法國就曾發(fā)起一輪又一輪改革，無奈均以失敗告終。法國經(jīng)濟本不遜于德國，改革屢屢虎頭蛇尾，使其成為歐洲改革大潮的一個典型反例。

20年來，法國從未停止改革的步伐。法國前總統(tǒng)希拉克1995年第一次入主愛麗舍宮后便銳意變革，總理阿蘭·朱佩隨即實施以壓縮財政赤字為核心的改革。由于改革動了民眾“福利蛋糕”，法國爆發(fā)了規(guī)模龐大的罷工和抗議示威，朱佩一年多后頭頂“法國最不受歡迎總理”的帽子黯然辭職。

2002年大選連任后，希拉克攜極高的民意支持率再度啟動改革，先后指示拉法蘭和德維爾潘兩任總理予以推動。當時，法國企業(yè)單位時間用工成本大致為中國企業(yè)的33倍，法國產(chǎn)品在國際上喪失價格競爭力，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比如，在德維爾潘當總理期間，他以“首次雇傭合同”為愿意雇傭年輕人的企業(yè)減負，希望為法國用工制度松綁，并以此為切口打破法國人的“鐵飯碗”。但是，這些改革與法國人“天生受到保障”的思想格格不入，結(jié)果激起了全國范圍大規(guī)模的罷工潮。據(jù)統(tǒng)計，在此期間法國百萬人以上示威游行的次數(sh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德維爾潘只得偃旗息鼓，法國最有利的改革時機就此錯過。

希拉克之后，薩科齊和奧朗德兩位總統(tǒng)都不乏改革思路，但前者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后者陷于“社會黨就該提升老百姓福利”的思維窠臼，都沒有真正針對社會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核心問題推出改革措施，法國也終因國力下降而被很多歐洲媒體諷為“德國的跟班”。

對照德、法兩國改革進程不難發(fā)現(xiàn):兩國改革的內(nèi)容大致相當，都是削減福利開支、放松用工制度和提升企業(yè)競爭力；兩國改革的結(jié)果卻大相徑庭，德國改革成功在歐洲獨領風騷，法國改革失敗漸成歐洲二流國家，令人唏噓。

法國領導人從來不缺乏政治智慧，自戴高樂以降，法國第五共和國歷任總統(tǒng)都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但是，擁有政治智慧的政治人物只有輔以鋼鐵般堅強的意志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戴高樂以后，法國再沒有“戴高樂式”堅忍不拔的領導人。

法國的沒落主要是沒有解決好個人福利和國家競爭力之間的矛盾。在與法國朋友交流時，有兩問題是筆者必問的:一，你認為法國的福利制度是不是需要修正?二，如為國家利益而降低個人的福利，你愿意嗎?對前一個問題，絕大多數(shù)人回答OUI(是)；對第二個問題，答曰NON(不)。

法國改革失敗淪為“歐洲病人”，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

其一、福利和社會保障，不是越高越好，給經(jīng)濟“拖后腿”只會適得其反；其二、改革需要百折不撓的意志，法國的失敗是沒有頂住反改革的壓力，其政治領導人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政治魄力和決心；其三、改革僅有頂層設計尚不夠，沒有廣泛政治和社會基礎很難成功，而如何培育社會共識是對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