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的專業(yè)方向是宏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但實際研究中他涉獵甚廣。近日，張曙光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專訪，他就中國改革開放歷程和當下經濟發(fā)展中人們普遍關注的一些重要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話及國企改革，張曙光認為，還是要走民營化和股份化的路子，并提出要分清租金、稅收和利潤。以前的改革，把稅收和利潤分開了，但是，租金和利潤仍然混在一起。要根本解決問題，就得把租金和利潤分開，他的建議是，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減稅并行。

針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及當前社會比較關注的房地產調控與房產稅等問題，他亦表述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存在兩大問題：產權保護不足，政府干預太多

中國經濟時報：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發(fā)展，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您認為，最突出的問題表現(xiàn)在哪里？

張曙光：主要表現(xiàn)在產權方面法律制度的嚴重疏漏和政府對于經濟幾乎無處不在的干預。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就是建基于財產權利確立和保護的基礎之上的。但是，目前中國的法律體系缺乏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明確條款，同時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也普遍存在無法操作和選擇性執(zhí)法的問題。

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它負有為市場提供制度規(guī)則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重要任務。因此，政府的政策和官員的行為直接影響到市場運行、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

雖然各個國家由于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情況存在很大差別，政府機構設置及其活動范圍和作用大小也不完全一樣，但政府行為的這種性質則是不能改變的。但是在中國，政府不僅保留了在微觀價格上進行干預的權力，而且在實際上左右著諸如土地、資金等經濟資源要素的配置。

如果要給出一個理論解釋的話，即政府僅僅是將市場作為實現(xiàn)自己目標的一種工具，而不是經濟與社會運行的基本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愿意放棄決定市場規(guī)則的最終權力，也不承認民間自發(fā)創(chuàng)設的市場規(guī)則的合法性。

將市場作為實現(xiàn)政策目標的工具而非基本制度，給中國改革帶來嚴重后果

中國經濟時報：那么，將市場作為實現(xiàn)政策目標的工具而不是經濟與社會運行的基本制度，對中國改革帶來了哪些具體的影響呢？

張曙光：首先，它使得民眾對于經濟政策與自己的收益缺乏穩(wěn)定的預期，并且對自己所持有的財富缺乏安全感。這不僅阻礙了經濟中的資本形成，也抑制了制度與技術創(chuàng)新。很多人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很多企業(yè)退出實體經濟領域就是證明。

其次，在缺乏明確的產權制度與市場規(guī)則保障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很容易出于自身利益而實施扭曲性的政策，進行尋租或設租，官員也肆意貪腐。

第三，由于政府干預的需要而留下的制度漏洞和扭曲性的政策很容易成為其他經濟主體的尋租空間，導致經濟資源錯配和分配性激勵泛濫。公眾的這類尋租活動不僅為政府通過“選擇性執(zhí)法”維護自身利益提供了便利，也由于“法不責眾”效應導致了法制狀況和經濟秩序的進一步惡化。在更為深遠的層面上，“不遵守規(guī)則”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一旦形成，將會對未來的經濟改革設置更大的障礙。

市場工具論是怎樣形成的

中國經濟時報：那么，市場工具論是怎樣形成的？

張曙光：其實，把市場和市場經濟當作工具、方法和手段并非自今日始，它有著十分久遠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與社會主義運動與生俱來。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大論戰(zhàn)中，以奧斯卡·蘭格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另一方，曾經就社會主義計算的可能性問題展開爭論。表面上看，蘭格勝利了，社會主義在短期內似乎也有不錯的表現(xiàn)。但是，蘭格的模擬市場、計算機社會主義，所持的就是市場經濟工具論的理論立場，其前提和邏輯是有重大缺陷的；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不過是一場災難。隨著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中國改革開放，米塞斯和哈耶克關于社會主義計算不可能性的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

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批判了蘭格模擬市場的觀點，但是，并沒有把握米塞斯和哈耶克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精髓，再加上固有意識形態(tài)的羈絆，蘭格的模擬市場論就以另一種方式（市場工具論）回到了這里。在這里，歷史與中國的理論家開了個大玩笑。這也許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在中國，劉國光教授是最早提出討論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計劃和市場是經濟手段，是資源配置方式。吳敬璉教授則是一直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經濟學家。

把計劃和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來討論，并且明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用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代替以行政手段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這是中國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理論進一步深化認識的結果。如果說，改革初期關于計劃與市場的討論僅僅局限于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的某些要素，讓市場起某種輔助和補充作用，或者劃出一塊地方讓市場調節(jié)，后來的進步也只是講計劃與市場結合，不論是“板塊式結合”、“滲透式結合”，還是“膠體式結合”，只不過是一種描述，除了“板塊式結合”以外，也無可操作性，那么，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比起上述認識，要前進了一大步。就此而論，經濟學家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功不可沒。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經濟學家在爭功的同時，是否也想到了自己的責任？強調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方式是否就是對市場經濟的完整理解和準確把握？市場經濟工具論的根源是不是由此而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否與我們對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認識和理解有關系？這是值得理論界認真思考并給予明確回答的大問題。

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什么

中國經濟時報：您如何看待市場和市場經濟？

張曙光：市場既是交易的場所，也是交易的關系，即馬克思所說的人與人的生產關系，還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因此，市場和市場經濟不僅是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經濟運行的機制，而且是一整套制度結構、秩序規(guī)則和理念體系，包括法律體系、道德基礎和人文關懷。首先在于確立和保護（財產）權利，其次才是配置資源。把市場僅僅看作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就是把市場當作一種工具，一種手段，一種方法，就是舍本求末。

事實上，在我們的改革實踐中，決策者就是接受了這樣的理論和理念，并按此來指導我們的經濟實踐的。雖然理論家的思想觀點后來也有變化，有的宣揚鳥籠經濟，有的主張法治的市場經濟，但實踐已經鎖定在市場經濟工具論的道路之中，現(xiàn)在，對資源配置實際上起主要和基礎作用的仍然不是市場，而是政府。要走出這種鎖定，需要展開對市場經濟工具論的批判。

國企改革的兩個突破

中國經濟時報：國企改革搞了這么多年，依然成效不彰，甚至一度出現(xiàn)國進民退現(xiàn)象。主要原因是什么？您能否回溯一下我國國企改革的歷程？

張曙光：就國有企業(yè)改革來說，我覺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產權和治理結構改革，一個是國家和國有企業(yè)的利益分配關系的改革。就這兩個方面來看，30年來有很多進步，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推進。

從產權改革來看，真正的突破和成績在兩個方面，一是抓大放小和國有企業(yè)民營化。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yè)體制僵化，虧損增加，在競爭中敗北。特別是中小型國有企業(yè)更困難，競爭力更差。這些企業(yè)多屬地方企業(yè)，由于企業(yè)虧損，地方政府的負擔加重，地方為了緩解財政負擔，就尋求突破。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很多地方把一部分國有企業(yè)賣掉，最有名的就是山東諸城。賣掉一部分國有企業(yè)，也就等于一批國有企業(yè)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由于把一大批國有企業(yè)變成非國有企業(yè)，也使得中國市場化得以擴大，市場經濟的基礎得到了發(fā)展。

1995年，中央把“抓大放小”作為國有經濟重組的一個方針確定下來，進一步推動了全國范圍的“抓大放小”和國有企業(yè)民營化改革。

二是實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在理論上提出很早，在實踐中也不少，特別是一些外資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但是，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制改革是在“抓大放小”的后期推進的。這個時期的股份化主要還不是國有經濟之間互相參股，而是讓民營和外國資本進入國有獨資企業(yè)，這樣就把原來的國有獨資企業(yè)變成了一種公眾公司。這項改革已經從原來的制造業(yè)領域逐漸推進到服務業(yè)領域，比如金融保險業(yè)。

一些國有企業(yè)變成公眾公司，也擴大了市場經濟的基礎，推進了市場化。當然，這個改革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國有企業(yè)的治理結構問題和政企分開問題到現(xiàn)在還沒有解決。也發(fā)生了一些賤賣國有企業(yè)的事情，即所謂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與官員的貪腐行為有關。

國企改革的出路之一：明晰產權和經營責任，以鐵路改革為例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當前和今后，國企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張曙光：出路有二。一是根據(jù)以前的經驗，繼續(xù)推動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和股份化。

就以鐵路改革為例。鐵路是我國最后一個政企合一的國有壟斷企業(yè)，今年兩會政府體制改革的最大亮點是鐵路改革，撤銷鐵道部，成立鐵路總公司和鐵路總局，在組織上實現(xiàn)了政企分開。這就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在經濟上仍然是政企合一，因為既把鐵路的全部資產給了總公司，也要總公司承擔2．26萬億元的全部債務（去年9月鐵道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要知道，這些債務是鐵道部決策的，那時鐵路總公司還沒有出生。這是舊債。鐵路建設要發(fā)展，還會發(fā)生新債。如果能夠通過償債安排明晰產權和經營責任，就既可以解決債務問題，又可以推進鐵路改革。

具體辦法是，把鐵路總公司變成干線鐵路公司，把全部干線鐵路的資產給總公司，并按照承接資產的數(shù)量和質量承擔相應的債務。把支線鐵路資產全部賣掉，地方愿意要的賣給地方，私人愿意買的賣給私人，而將出賣支線鐵路資產所得的收入作為政府還債的資金來源。新線鐵路誰建設，誰投資，誰還債；沒有人投資建設的線路下馬停止建設。這樣，新舊債償還的問題解決了，吸引民間資本進入鐵路運輸產業(yè)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鐵路資產產權和經營責任也就明晰了。鐵路改革借此有可能后來居上，還可以為整個國企改革提供經驗。

國企改革的出路之二：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減稅同行

中國經濟時報：出路之二是什么？

張曙光：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看國企改革改了什么？對于國企改革，要分清三個概念：租金、稅收、利潤。改革前，三者是混在一起的，企業(yè)利潤全部上繳，所需資金全部下?lián)?，利潤、稅收、租金沒有分開，也無法分開。改革以后，通過利改稅和分稅制，把利潤和稅收分開了，國有企業(yè)結束不納稅的歷史。這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問題在于利潤和租金沒有分開，從而稅收和租金也沒有分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納稅和繳利，都包含租金在內，實際上，也是在繳納租金。

我們的法律規(guī)定，礦產資源、水利資源和電信頻道資源等是國家的，但其開發(fā)利用卻必須由具體企業(yè)來完成，這就涉及國家與企業(yè)之間的產權權能的分割和利益的分配，具體來說，就涉及到資源租金的問題。以山西的煤炭開發(fā)為例，為了吸引開發(fā)資金，政府與投資者簽訂合約，把煤炭的探礦權和開采權授予企業(yè)，租金也就落入企業(yè)囊中，于是，凡到山西投資采煤的煤老板都一夜暴富。政府看到這種情形非常眼紅，于是撕毀合約，借助產業(yè)政策和產業(yè)重組，把開發(fā)權全部收回，交給國有企業(yè)，使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樣，政府征地拆遷，也就占有了大量地租。

其實，租金是全體公民的財富，人人有份，大家分享。無論是由私人攫取，還是由國有企業(yè)占有，都是對全民產權的侵犯。因為國有企業(yè)幾乎無償占有資源要素租金，也就虛增了利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就由其經營者“合法”占有和支配。這既是行政壟斷的實質，也是腐敗的源泉。因此，要想根本解決問題，就要實現(xiàn)資源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放開資源要素價格，把租金和利潤分開，先收租金，后分利潤。在租金和利潤合一的情況下上繳利潤，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掩蓋問題。把租金弄到利潤里面，利潤高了，企業(yè)的市場價值高了，投資者所獲的不合理利益也增多了。

比如說，在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上市公司，外國人成為股東，在租金和利潤不分的情況下，隨著利潤增多（實質上是租金增多），股東分的紅利也就多了。這些股東實際分的不是其應得的利潤，而是本應屬于全體中國公民的租金，其實是我們國民的損失。

與此同時，很多上市的大公司都實行股票期權制度，公司高管不僅有一般薪酬，而且都有股票期權，并紛紛行權套現(xiàn)。而股票期權又是按企業(yè)的盈利能力來計價的。所以，這些人得到的一部分不是他們應得的收益，而是把本屬全民的租金切走了一塊。

有鑒于此，對于國企改革，我要說的是三句話：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減稅同行。對租金收入，政府應當征稅。這就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就有了減稅的基礎和條件。

城市化的關鍵：戶籍（包括福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中國經濟時報：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城市化建設？您認為，今后在推動新型城市化的過程中，關鍵要解決哪些問題？

張曙光：過去30年，我們的城市化并不成功。雖然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1．27％，但扣除進城的農民工和城鎮(zhèn)中的農業(yè)人口，城鎮(zhèn)化率只有35％?，F(xiàn)行的城市化是土地和勞動力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雖然人為地壓低了工業(yè)化的成本，促進了外源工業(yè)化的發(fā)展，但卻扭曲了城市化，造成了半拉子城市化。

正確推動城市化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戶籍及其背后的福利問題，二是土地制度問題。

首先，進行戶籍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讓愿意進城的農村人口能夠在城市落地生根。農村進城人口中有兩類人，一類愿意在城市扎根落戶，一類愿意兼業(yè)，往返于城鄉(xiāng)之間?，F(xiàn)行城市化政策并未分別對待，于是一方面是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另一方面是小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能夠在城市落戶的極少，因而農村人口進城后仍然保留著農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城里人也對他們另眼相看。要取消戶籍管制，解決愿意進城人口的住房、子女教育、醫(yī)療保障等問題，使其在城市能夠真正落地生根，成為市民。

其次，進行土地制度改革，使愿意進城落戶的人口能夠從農村拔根?，F(xiàn)行土地政策和制度是一種二元分割的權利體系，政府作為農地轉為城市用地的唯一仲裁者和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者，是農地轉用后的真正“地主”，擁有獲得農地并將其轉給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權力。這不僅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土地產權，也使土地市場無法發(fā)育，土地交易無法進行。只有保障農民的土地產權，發(fā)展土地市場和土地交易，讓愿意進城的農村人口放棄集體成員權，通過市場出讓土地，才能拔掉在農村的老根，真正進入和融入城市。

這兩個問題背后還有利益和財政問題，但只要思想明確，問題不難解決。

“國五條”只是給房地產摁了個“暫停鍵”

中國經濟時報：作為與城鎮(zhèn)化關系最密切的行業(yè)之一，房產業(yè)行業(yè)備受關注。其中，房地產調控曾被寄予希望，但實際效果并不好，甚至越調越漲，越控越高。您認為原因何在？

張曙光：首先，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格局和態(tài)勢是“賣方市場”，而且是一個被扭曲了的“賣方市場”。對于賣方市場，中國人并不陌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管制，商品短缺，供不應求，排隊、票證、黑市，無所不用其極。結果是越管制經濟越惡化，而且短缺和過剩并存，造成極大浪費。但那時沒有市場，計劃價格不變，只能從短缺加劇上反映出來。

今天的房地產市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有了一個扭曲了的市場，政府還想管住價格，于是出現(xiàn)了越調控價格越高的情況；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不少“鬼城”。改革開放以來，商品市場的“賣方市場”是如何變成“買方市場”的，大家也清楚。那是靠放開市場，鼓勵競爭，發(fā)展生產解決的。房地產市場也得走這條路。

其次，用限購、限價的辦法進行調控是不對的，它與當年的票證是一樣的。這不是宏觀調控，而是政府管制。但管制從來都是管不住的。為什么出現(xiàn)了陜西的房姐、廣東的房叔，一個人有十幾套甚至幾十套住房。你不是限制外地人購房嗎？“我有兩戶口，一個外地的，一個北京的”，“我有兩個身份證，一個用于當官，一個用于經商”。房姐不是有好幾個戶口本嗎？戶籍管制的作用在哪里？“房多多”和“戶多多”一樣管不住。難道學區(qū)房的高房價與戶籍制度沒有關系嗎？當然，還有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的問題。

與其管制不住，還不如早點取消管制，放開市場，加強管理。用差別利率和稅收來進行調控是對的，應當堅持，認真實施。不過，有些政策的實施可能與政策設計者的初衷相反。就以二手房交易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來說，引起趕末班車現(xiàn)象的反彈和市場的波動暫且不論，能不能抑制房價還是個問題。因為，20％的個稅不一定是售賣者交納，很多是加在了購買者的頭上。這樣，房價是跌了還是漲了，還不清楚嗎？

再次，從各地“國五條”實施細則的博弈來看，能否落實還是個問題。根源還在于其中的利益太大，不從體制上解決，只憑國務院的命令起不了多大作用。

據(jù)福布斯中文雜志和中文網(wǎng)總編輯周健工綜合國家統(tǒng)計局和財政部的數(shù)據(jù)估計，2012年，房地產銷售額6．4萬億元，交納契稅2874億元，房產稅1372億元，營業(yè)稅4051億元，土地增值稅2719億元，交稅合計1．1萬億元。銀行房貸余額12萬億元，利息8400億元，土地出讓收入28517億元，政府和銀行從房地產獲得的收入47917億元，占6．4萬億元的75％。這個估算的最后一項不大恰當，出讓金中包括了征地拆遷成本，還有中央政府規(guī)定10％用于教育，15％用于農田水利建設等。如果扣除這些，政府獲得出讓金的40％－60％，那總計就是30806．8億元－36510．2億元。可見，地方政府對來自房地產行業(yè)的收入有高度依賴是不爭的事實。這么大的利益，地方政府決不會自動放棄，政策調控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正如有的人所說，“國五條”只是給房地產摁了個“暫停鍵”，接著就出現(xiàn)了反彈。

在住房問題上，政府提供保障房就可以了，不應該插手去管商品房。經濟適用房政策已經失敗了，有些地方現(xiàn)在又搞什么“自住型商品房”，不管是限價還是限購，仍然是老套路，只不過是換個名字而已。

還是要從增加供應上來解決房地產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近期，有關個人住房房產稅（以下簡稱“房產稅”）試點擴容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和網(wǎng)絡媒體，各方輿論將房產稅視為樓市調控的“最后一根稻草”，紛紛期待開征房產稅，以期立竿見影地抑制居高不下的房價。對此，您如何看待？

張曙光：政府想以增加房產稅來調控房地產，我覺得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房地產的問題不在這個地方，房地產市場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于，政府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yè)，作為保增長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是這樣。同時，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又把房地產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原因之一是，現(xiàn)在的財稅體制不合理。1994年實施分稅制是對的，但分稅的比例是有問題的：中央收入多，管的事少；地方收入少，管的事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相匹配。

現(xiàn)在，中國的狀況是“強政府、富中央、窮百姓”。因此，在我看來，房產稅可以開征，但開征前先要做好基礎工作，包括房產登記、房產測量和評估等。征稅可以增加地方收入，也是調控的手段之一，但靠此并不能解決房地產的問題。既然住房問題是體制和需求問題，還得從改革體制和增加供給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