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雖然是各大洲的交會與碰撞，但是從一開始就帶著濃重的歐洲色彩。歐洲曾帶給世界殖民與戰(zhàn)爭，也給世界帶來了自由、民主與科學(xué)，這也是歐洲深處最基本的東西。如果說近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那么，這個新時代的根本標志就是自由理念與權(quán)利原則在人類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覺悟與確立。在這個意義上，東亞世界仍處在身腦分離的狀態(tài)，仍需要深度的思想啟蒙，而這個任務(wù)需要由中國來承擔。
【關(guān)鍵詞】 歐洲 全球化 現(xiàn)代性原則 東亞世界
【中圖分類號】B14 【文獻標識碼】A
近四百年來，是人類打破地理分隔而走向全球化的歷史時段。這個過程是由歐洲啟動的，也是由歐洲推動的，并且還是由歐洲引導(dǎo)的。所以，全球化雖然是各大洲的交會與碰撞，但是從一開始就帶著濃重的歐洲色彩。那么，這個歐洲色彩的主色調(diào)是什么？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作是人類不同族群從“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那么，我們真正問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歐洲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歐洲給世界帶來的是珍貴的禮物，還是致命的毒藥？這類問題從全球化開始就伴隨著全人類，并且在思想者那里一再被提起。旅法學(xué)者陳彥博士新作《民主與烏托邦》毫無疑問就會再次在人們心里引發(fā)這類思考。
遭遇歐洲與發(fā)現(xiàn)自我
實際上，這類問題既是歐洲自己不得不一再反思的問題，更是所有其他大陸族群首先面臨的問題。作為一個具有本原性文化的大陸，中國的近代史就開始于追問：我們被迫遭遇到的歐洲究竟攜帶著什么？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觀念下的洋務(wù)運動，再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的“科學(xué)與民主”，直至三十幾年前的市場經(jīng)濟改革和今天思想界對自由與權(quán)利的全方位思考，其實都是這一追問的延續(xù)與深化。而這一追問的深化既是對歐洲認識的深化，也是我們自我認識的深化。換言之，我們在深入歐洲的同時，深入了我們自己。這部作品里有一篇作者與另一位旅法學(xué)者、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對話，在這篇對話里，程先生提到了一個非常有見證意義的觀點：一個人正是在與他者進行最高度的交流時，他身上最優(yōu)良的部分也才發(fā)揮出來；同樣，當我們進入另一個文化的最深處時，我們也必定能夠回到自己文化最優(yōu)良的部分。
從近代遭遇歐洲開始，就一再有人強烈擔心中國在接觸、了解、學(xué)習(xí)歐洲的過程中會失去自己的文化精髓，甚至失去自己的靈魂，所以，總有一些“愛國人士”以“中國魂”守護者自居而樹立各種文化敵人，好像中國有一種封閉的、無需與異域文化交往的傳統(tǒng)文化。實際上，中國從來就沒有這樣一種封閉的文化。如果有，那么它一定早已經(jīng)消亡。中國文化是一種本原性的文化，而本原文化作為對絕對性本原的一種覺悟和守護的文化，它恰恰永遠是一種開放性的文化，作為絕對的源頭，本原本身包含著一切可能性。正因為如此，中國文化才具有力量穿越千年歲月而開辟出了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歷史。它不僅化解了邊疆無數(shù)強悍的民族，而且化解了具有高度思想力的佛教的挑戰(zhàn)，還教化了整個東亞世界，而近代以來更以高超的思想力回應(yīng)著歐洲的到來。中國的歷史在根本上就是中國文化自我展開、自我豐富與自我深化的歷史，同時也是與異域文化不斷接觸與交融的歷史。正如中國思想曾通過與佛教的碰撞和融合而達到了一個新的深度一樣，走入文化歐洲的深處，中國文化不僅不會失去自己，倒恰恰必定會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我們無法想像，只有中國有圣人，而歐洲或其他地方?jīng)]有圣人；我們更無法想像，與西方圣人對話，我們會失去靈魂。筆者倒更愿意相信，與越多圣人的交流，我們的靈魂將因獲得更高的提升而越健全與越自主。因為不管是何方圣人，圣人之為圣人，就在于他的偉大心靈能光照人類靈魂的最深處，能夠光照每個心靈的最高點。所以，直面西方圣人，深入了解歐洲，只會使每個中國人在靈魂深處更成為他自己，使中國文化在高度上回到它更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實際上，面對他者與異域，只有膚淺的靈魂才會害怕失去自己，也只有沒有深度的文化才會害怕失去傳統(tǒng)。
即使是不同宗教之間的相遇而需要判教，在今天，也不可能以把其他宗教判定為謬誤與敵人這種方式來進行。以獨斷方式判教而把其他一切宗教拒之對話門外的宗教都不可能真正使自己維持下去，因為在人類從四面八方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心靈和理性要求所有真理都必須在對話中呈現(xiàn)自己的真理性何在。換言之，只有在與其他宗教的對話中，判教才是有意義的。
其實，這部著作的作者與程抱一先生就是大膽走進歐洲深處的案例，他們以各自杰出的成就見證著通過深入歐洲傳統(tǒng)而深入中國傳統(tǒng)的道路，見證著通過走進歐洲文化深處而升華自己靈魂、深化自己心靈的道路。實際上，近代以來，具有這種見證意義的個案并不鮮見。從嚴復(fù)、胡適到牟宗三都是典型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