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向更高收入的過渡，確保內在地實現結構變化與升級往往更為至關重要。這意味著，結構性矛盾及其改革是中等收入國家的問題所在

“中等收入陷阱”未必是一個真問題

近年來，“中等收入陷阱”是學界熱議的一個話題。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在一些國家已經發(fā)生、在另一些國家繼續(xù)會發(fā)生的真現象，但它未必是一個真問題。

世界銀行每年根據各經濟體的人均GNI（國民總收入，一個國家一年內用于生產的各種生產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資、利潤、利息和地租的總和），對它們進行收入組的劃分。以2010年為例，各組別為：低收入經濟體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經濟體在1006-3975美元之間；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在3976-12275美元之間；高收入經濟體為12276美元或以上者。2010年，中國人均GNI4260美元，進入了上中等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在全球各經濟體中排名第121位。對于世界銀行來說，這個劃分是技術性的，主要是為了制定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貼息貸款等相關標準。當然，根據這個標準，可以大致反映各經濟體的發(fā)展水平。

參照這一劃分，亞洲開發(fā)銀行2006年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概括了戰(zhàn)后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未能實現向高收入階段過渡的教訓。中等收入陷阱是對經濟、社會遭遇結構性矛盾，又不能自拔的一種描述。它表明，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發(fā)展轉型十分困難，不僅因為早期形成的增長模式和發(fā)展戰(zhàn)略不可能一勞永逸，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經濟改革和戰(zhàn)略轉型往往因為利益集團的阻撓不能實現，以至于錯過結構升級的最佳機會。情況常常是，即使政府識別出了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也難以真正推動結構的轉型。換言之，相對于向更高收入的過渡，確保內在地實現結構變化與升級往往更為至關重要。這意味著，結構性矛盾及其改革是中等收入國家的問題所在。

　高收入國家并不等于現代國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chael Spence曾撰文說，戰(zhàn)后世界上只有7個國家或地區(qū)成為高收入國家或地區(qū)，這意味著成為高收入國家或地區(qū)的概率只有7/200。世界銀行報告稱，在過去的50年間，101個在1960年代為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qū)只有13個在2008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5個在亞洲，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另外88個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未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梢哉J為，這些能夠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qū)，大多較好地解決了結構性矛盾。但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達到了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NI水平，是否就意味著必然地解決了結構性矛盾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即便在此后幾年再略低一點，在2020年左右達到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NI水平，基本是沒有懸念的。但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結構性矛盾，尤其是公平正義、收入分配和環(huán)境污染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緩解，我們只能是十分謹慎的樂觀。也就是說，中國達到人均GNI的高收入水平，但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