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軟實力比軍事實力更重要

外交活動具有能量交換的意義，著名的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建立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抗擊匈奴，雖然沒有成功，但開辟的絲綢之路卻成為當時世界主要文化區(qū)域之間的交通大通道。此后，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文明輸入西方，都是通過這條道路實現(xiàn)的。文化交流是文化發(fā)展的重要途徑，而文化也常常成為外交活動的一部分。文明的近似會促進雙方的好感，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現(xiàn)象。漢武帝正是在張騫的介紹中了解到西域有“行國”與“城郭之國”的區(qū)別，知道后者與中國文明相近，這才對發(fā)展與西域的關系產(chǎn)生濃厚興趣。古代中國，因為對本國文化擁有堅定的自豪感，所以在外交活動中對文化因素的加入采取積極開放態(tài)度。

唐朝的中央學府是國學、太學，而在這里就學的學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還有各國的留學生，“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nèi)，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代史書還記載新羅、渤海等國向唐廷請求中國書籍的故事；而朝鮮半島的國家，言及經(jīng)典常常首先歷數(shù)中國的儒家經(jīng)典。開元十九年（731），唐朝發(fā)生的一個故事很有意味。根據(jù)和親于吐蕃的金城公主的請求，唐玄宗讓有關部門抄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準備送給金城公主。不想，朝臣于休烈上表反對，理由是《左傳》是歷史書，記載著很多政治軍事謀略，而唐朝與吐蕃經(jīng)常和戰(zhàn)不定，這些謀略如果為吐蕃所用，將不利于唐朝。唐玄宗要宰相們討論。裴光庭發(fā)言反對于休烈的觀點，認為于休烈只看到了史書中的謀略，沒有看到書籍中的道德，“不知忠信節(jié)義于是乎在”。裴光庭的觀點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于是一批傳統(tǒng)經(jīng)典進入吐蕃。在這個外交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中國的主政者，展現(xiàn)出無可比擬的文化自信，而這種自信在外交活動中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現(xiàn)。高昌王國位于今新疆吐魯番盆地，自公元502年麹嘉建立王國至此，已經(jīng)一百多年，在南北朝時代，算得上是長命之國。但是，自西突厥陷入分裂以來，一直向唐朝稱臣的高昌王國，也無法擺脫西突厥的內(nèi)戰(zhàn)。尤其是，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設一派，倚仗連續(xù)的勝利，并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里。高昌國被西突厥挾持，也對唐朝采取不恭敬的態(tài)度，攻打另一個唐朝的附屬國焉耆，阻斷唐朝的貢道，拒絕唐朝的勸阻，等等。高昌國的不臣舉動，讓唐朝興兵討伐師出有名，但是唐太宗還是盡量給和平留下空間，使者前往，道路相望。當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徹底喪失之后，唐朝不得已動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高昌國人口不足四萬人，而唐朝貞觀十三年（639）出兵不少于二十萬。何以如此？唐朝討伐高昌，但把西突厥的勢力計算在內(nèi)，所以才會如此興師動眾。既然采取最后手段，就不能去打無把握之戰(zhàn)，不能懷抱僥幸希望西突厥不參戰(zhàn)。

唐朝打擊高昌的動作十分優(yōu)雅，高昌王麹文泰戰(zhàn)前去世，當唐朝大軍壓境之時，高昌舉國發(fā)喪，唐朝指揮官侯君集決定暫時放棄攻打高昌首都的機會，讓高昌安心發(fā)喪。何以如此從容？因為此時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設的率領下已經(jīng)西逃，高昌國被西突厥臨陣放棄。

高昌國國王麹氏是金城（今甘肅蘭州）人，高昌國的國民以來自中原的漢人為主。在唐朝與西突厥之間，高昌王國內(nèi)部也存在意見分歧，高昌王麹文泰采取實用主義路線，與西突厥相配合，終于遭到了唐朝的毀滅性打擊。而高昌內(nèi)部的人心所向，因為文化親緣的關系，不希望與唐朝開戰(zhàn)，所以戰(zhàn)前就有童謠流傳：“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高昌平定，唐朝經(jīng)營西域的戰(zhàn)略得以貫徹，絲綢之路東段再次回到中國的控制之中。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動用，不能經(jīng)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沒有武力。經(jīng)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貿(mào)易、是經(jīng)濟，而最受歡迎的交流方式還是文化。

古代中國，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qū)，和平的時間更長久，因此積累了更多的物質財富和制度經(jīng)驗，在文化軟實力方面更加突出。如此，在外交活動中，常常處于從容不迫、有理有利的良好狀態(tài)中。外交是國際多重關系的綜合展現(xiàn)，經(jīng)濟利益、軍事實力和文化狀態(tài)，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動中缺席，任何一方缺席都會損害外交國的整體利益。中國信奉物極必反的原理，所以不片面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因為暫時的利益最大化，最有可能損壞長期與整體的利益。實力是捍衛(wèi)利益基點的保障，但過分訴諸實力則會留下仗勢欺人的印象，長遠地看則會損壞自身的更大利益。利益是國家不能放棄的追求，而見利思義才是中國人的根本信條，道德訴求給文化軟實力的展現(xiàn)保留了最大空間。說到底，國家之間的分歧，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文化，按照中國的傳統(tǒng)，叫做“以文化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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