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友好是歷史發(fā)展的主流，矛盾沖突是短暫的支流

在我國與鄰國關系史的長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在斗爭中的互相支持，無疑是發(fā)展的主流。一部中國與東亞國家的關系史是以經濟文化交流與和平友好交往為重點的歷史，中國對外來的宗教文化從來是開放、寬容的，這是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發(fā)展的主導方面，中越關系也不例外。但在歷史上，中越兩國曾有過相互間的摩擦、沖突，甚至發(fā)生過戰(zhàn)爭，且由于認識上的分野，這往往成為中越兩國的歷史性糾葛，易滋生偏激的民族情緒。因而，研討和評估中越歷史上和平交往及戰(zhàn)爭關系問題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中外關系的發(fā)展軌跡告訴我們，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總的來說是和平共處的，但國家之間的和平發(fā)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國與國之間的邊境沖擊或戰(zhàn)爭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難免的，這是國家實行的對外政策在國際關系上的一種表現(xiàn)。我們在研究中外關系時也不能忽視或回避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關鍵是應依據(jù)歷史事實，進行具體分析。翦伯贊說過，我們“既不要專寫戰(zhàn)爭，不寫和平，也不要從歷史上刪去戰(zhàn)爭，甚至刪去人所共知的戰(zhàn)爭，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寫出一個歷史上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處的局面”。⑨上個世紀50～60年代，關于中國與鄰國的戰(zhàn)爭關系的研究一度成為“禁區(qū)”，涉及這方面問題的文章與著作常不能公開發(fā)表，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尊重歷史的本來面貌，就沒必要掩飾歷史上中國王朝的對外戰(zhàn)爭。

首先，須指出的是，古代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完全是統(tǒng)治階級發(fā)動的，要譴責的是統(tǒng)治階級進行的非正義的侵略戰(zhàn)爭。人民群眾是受壓迫的、無權的，是強烈反對侵略戰(zhàn)爭的，應將發(fā)動戰(zhàn)爭的統(tǒng)治階級與人民群眾區(qū)別開來。侵略戰(zhàn)爭是統(tǒng)治集團的罪行，不能要求人民來承擔歷史的責任。這是我們研究歷史上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包括中越在歷史上的戰(zhàn)爭所應具有的態(tài)度。

第二，縱觀中國對外關系史，包括中國與亞洲國家的歷史，中國王朝對外侵略的記錄是比較少的，規(guī)模也較小。中國王朝所進行的戰(zhàn)爭并非一概是非正義的侵略戰(zhàn)爭，其中也包括一些反侵略、反掠奪的正義戰(zhàn)爭。例如眾所周知的明代援朝抗倭戰(zhàn)爭和清初抗擊沙俄入侵的戰(zhàn)爭等。在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諸國關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交往。南海是東西方和平自由交往的海上交通航道，也是中越海上合作互助的一個渠道，中國與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從未發(fā)生過類似于現(xiàn)今的南海主權爭端。中國與大多數(shù)東南亞、南亞國家在歷史上沒有發(fā)生軍事沖突與戰(zhàn)爭。例如與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都未兵戎相見。對緬甸只有過兩次戰(zhàn)爭，與印度尼西亞僅有一次，發(fā)生在元朝時期。

第三，對越南的陸地邊境沖突或戰(zhàn)爭雖然次數(shù)較多，但要作具體分析，不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古腦兒全扣在中國頭上。歷史上并非只有中國封建帝王侵略越南的戰(zhàn)爭，而沒有越南封建帝王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越南正式建國是公元10世紀中葉。在此以前，越南北方屬于中國王朝的版圖，中國王朝在今越南北半部設立了郡縣。在漫長的郡縣時期，從公元初年至10世紀中葉，在交趾地方就曾多次發(fā)生地方的起義與反抗斗爭。重要的事例有，東漢初年發(fā)生的越南史上稱為“二征起義”的事件。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麋冷縣氏族貴族后裔征側、征貳姊妹舉兵起義。起義獲九真、日南等地響應，攻略嶺外六十五城，側自立為王。東漢朝廷派遣馬援率軍于公元44年鎮(zhèn)壓了起義，二征被俘殉難。⑩二征起義是封建朝廷與地方豪強勢力和當?shù)孛癖娒芗せ漠a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傳播進程中與地方越族的氏族貴族體制和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撞擊和沖突。對于這一事件，我們應作實事求是的全面評價。二征起義并非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一方面，起義帶有交趾地方民眾的反抗東漢朝廷統(tǒng)治和剝削的斗爭的性質，因而1964年7月赴河內訪問的周恩來總理就曾親自前往二征姐妹陵廟獻花圈，表達了中國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敬重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應看到，馬援在進軍過程中，在當?shù)亟ㄖ抢_鑿溝渠，灌溉農田，確立封建郡縣制，大力推行漢朝政法制度，使當?shù)嘏f的雒侯雒將制瓦解，政治體制進一步封建化。為安撫當?shù)厝耸?，?ldquo;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余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馬援采取的改革措施，對戰(zhàn)后交趾的重建和社會的進步起了促進作用。

從10世紀中葉越南建立自主國家后，中國古代王朝確曾與越南發(fā)生過沖突或戰(zhàn)爭，其中有中國王朝侵犯越南的戰(zhàn)爭。例如，13世紀元蒙軍隊三次發(fā)動對越南陳朝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不僅給越南帶來很大的苦難，也給廣大中國勞動人民造成了痛苦。中國人民用逃亡、怠工以及武裝起義等方式表示對這些非正義戰(zhàn)爭的反抗。元軍勞師遠征，損兵折將，不得不撤軍回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內人民的反抗。越南王朝也曾侵擾中國南部邊疆。中國史籍記錄有越南王朝多次“寇邊”的事件。1075～1076年，即宋神宗熙寧年間，李朝軍隊入侵，攻陷欽州、廉州（今合浦）和邕州（今南寧），造成廣西邊境軍民重大的傷亡，但遭到宋朝的還擊，不得不議和。綜觀越南古代中越兩國間的戰(zhàn)爭，時間是很短暫的。自從吳權抗擊南漢起，經過丁、前黎、李、陳、胡、黎、阮等幾個朝代，約1000年，其中發(fā)生戰(zhàn)爭的年代加在一起大約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戰(zhàn)爭后，雙方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處。

可見，在兩國歷史上交戰(zhàn)的時間是短暫的一瞬，僅是歷史發(fā)展中幾個小的漩渦，而兩國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兩國關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連和悠久的歷史聯(lián)系，中越兩國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比起其他一些亞洲國家更為密切。兩國人民在近代反帝反殖的斗爭中，尤其是共產黨誕生后在革命運動中互相支持、援助，使中越關系進入極為親密的新階段。研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史上和平的和戰(zhàn)爭的兩個方面，并作一些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將有助于認識我國與越南及亞洲各國關系發(fā)展史的主流，且有助于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經濟文化交流是基本途徑，雙向互動是突出的特點

在中國與周邊鄰國文化交流關系史上，相互促進和互動構成了重要的內容和突出的特點，研究中國與東亞國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國的先進文化對東亞國家的巨大的影響和促進作用，同時也要注意研究東亞國家對中國的影響與促進作用，這兩個方面均不可偏廢。

眾所周知，中華文化早就與四鄰開始了最初的交往。從秦漢時期起始，中華古典文明逐步走向繁榮昌盛。兩漢時期，橫貫歐亞大陸的中西交通大動脈——陸上絲綢之路形成。公元2世紀時，從南海沿岸出發(fā)經過印度洋、紅海通向地中海的海上絲路也直接開通。特別是到唐宋時期，中國已使用羅盤指針，造船和航海技術大有提高，海上絲路日益繁榮，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現(xiàn)新的局面。至元末明初，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進一步發(fā)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和平交往的過程中，最突出的、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5世紀初的“鄭和七下西洋”。有人把鄭和下西洋說成是武力的“西征”或“南海遠征”，這種說法使人以為鄭和航行是一種軍事行動，歷史實際并非如此。“鄭和船隊七下西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鄭和船隊遠航把中國的工藝制品及生產技術帶到西洋，推動了東南亞國家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海上交通貿易的發(fā)展，又促進了雙方商品貨物的交換，刺激了中國國內手工業(yè)的生產，并使中國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尋求發(fā)展。鄭和是中國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船隊每到一個國家，首先進行和平外交訪問，會見當?shù)貒跖c官員，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貿易活動，貫穿于船隊活動的中心是：和平友好和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包括與越南的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也從來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多層次的，而且是動態(tài)的，不僅有國家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還有多種民間的交往。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過程中，既有互派使節(jié)、經貿交易、互贈禮品和書籍、文學藝術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學生和僧侶的互訪等。其中，“朝貢貿易”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官方的經貿交易的一種形式，而邊境貿易和海上的民間貿易則是雙方開展經貿交易的另一種方式。民間交易形式下的經貿來往與宗教、文化的交流持續(xù)不斷，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歷史上，中越兩國人民相互遷徙，在經濟開發(fā)、文化傳播過程都做出過重要的貢獻。文獻資料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中原地區(qū)就與今越南地區(qū)有交往。公元前214年，秦朝曾向越南北方地區(qū)移民，此后有許多中國人相繼南遷。中國移民中既有上層官員、文人學者，又有游學僧人和下層群眾，他們是在越南傳播中國文化的使者與橋梁。越南在中國的移民對中國的貢獻也很大。舉例而言，明代中越兩國人員交往增多，有不少越南人來到中國，越南胡朝王子胡澄（又名黎澄）來中國獻“神槍法”，立有大功，官至工部尚書，“專督造兵仗局銃箭火藥”，明代“軍中凡祭兵器，并祭澄”，他被奉為“火器之神”。值得提出的是，明初交趾人阮安對北京城的建筑的貢獻。阮安，約于明代永樂五年入宮為太監(jiān)，他善于謀劃，尤長于工程建筑，在營建北京的宮殿和皇城時負責總設計，在北京城的九門城樓、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楊村驛諸河道治理上均有建樹。上述史實說明中越兩國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促進和奉獻。

中國與越南的經濟文化交往，既有物質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交流，突出地表現(xiàn)為雙向的互動性的特點。在物質文明交流方面，秦末漢初，中原犁耕技術就開始向交趾（今越南北部）輸入，促進了古代越南地區(qū)農業(yè)的發(fā)展。史載，今越南北部地區(qū)中早已從中原輸入金、鐵、田器、馬、牛、羊和繒布。在歷史上，古代中國的制陶技術走在世界的前列，東南亞一些國家如越南用轉盤制陶的技術是從中國傳入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yǎng)蠶、繅絲的國家，中國的養(yǎng)蠶、繅絲技術很早便傳入越南。唐初，越南已有發(fā)達的植桑養(yǎng)蠶業(yè)，史載：交趾有“八蠶之錦”，《越南歷史》一書說：“峰州（越南北部河西以北、永富一帶）到愛州（中部清化），每年都養(yǎng)八次蠶。”養(yǎng)蠶繅絲在當?shù)匾严喈斊毡?。越南的一些?yōu)良品種的輸入對中國品種的改良也甚有助益。例如，檳榔、荔枝、婆羅密、龍眼等熱帶花果樹種是從越南引進的，而且交趾出產的蔗糖產量、質量皆優(yōu)?！赌戏讲菽緺睢氛f：“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shù)寸，長丈余，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數(shù)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偈之石密。”三國東吳時，石密即交趾的蔗糖傳入中國，改善了中國的甘蔗品種。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國文化全面輸入越南的同時，也從越南文化中吸收了有益的因素。越南儒教和道教都源于中國，源于印度的越南佛教也受中國佛教的巨大影響，中越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同為儒釋道，從思想體系上考察，中越文化“實為一體”。在越南儒學傳播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古代漢文是其主要載體。公元前3世紀輸入越南的古漢語漢字在其社會文化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越南人將漢字稱為“儒字”，獨立后繼續(xù)借用漢字為官方正式文字。唐代漢語詞大量輸入越南，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越語中有一半以上的詞匯來自漢語，被稱為“漢越詞”。古代越南的朝廷奏折、政府文書和科舉試卷都采用漢文漢字，文史、地理和醫(yī)學等著作均用漢文書寫。漢字文學是越南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越南人在漢字的基礎上曾經創(chuàng)制過一種民族文字，稱為“喃字”，但喃字無法取代漢字在古代越南文壇上的主導地位。

越南同歷史上的日本等國一樣，把儒學稱為“儒教”，作為本民族的一種信仰和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納入本國思想史的范疇進行研究。越南的儒釋道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越南佛教主要屬北傳佛教系統(tǒng)。禪宗是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它融合了儒、道、老莊和玄學思想，具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的特色。6世紀中葉至9世紀，中國禪宗相繼傳入越南，11～13世紀，越南李朝和陳朝的禪宗佛學大為發(fā)展，并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門派――竹林禪宗派，從而豐富了禪宗佛學。

越南儒教的基本內容與表現(xiàn)形式無疑是源自中國儒學。中國的歷代儒家學派，如先秦的孔孟之道、漢代的“天人感應”以及宋明理學先后傳入越南，被接納并加以傳播，特別是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學自陳朝初年（13世紀中葉）傳入后，備受越南朝廷推崇。經過宋儒注解的經、傳，在古代越南受到崇拜，被視為一切思維、語言和學術與藝術活動的規(guī)范，受過“孔門儒學”的正規(guī)、系統(tǒng)教育的知識分子才能成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tǒng)文化在越南有深厚的土壤，成為越南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它不僅對社會上層有深刻的影響，而且深入到社會的下層。越南村社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反映了儒教在越南社會的廣泛影響。越南學者潘玉說：“越南文化，無論是文學、政治、風俗、禮儀、芝術、信仰，沒有哪一點是不帶儒教印記的。”但越南儒教并非中國儒學的簡單重復，而是帶有其民族化的特征。越南思想家并非完全抄襲、借用，而是有所發(fā)揮，并有自己的見解。越南古代思想家將儒家思想應用到本國時，使用了民族化的語言，注入了愛國主義內容，帶有濃厚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意向。古代越南王朝常以地區(qū)“大國”自居，視弱小鄰國為落后的“蠻夷”。

儒家思想保持到近現(xiàn)代，在當代越南社會也留下深深的痕跡。近代越南民族主義領袖大多出身儒生家庭，“忠君愛國”觀念是越南文紳抗法運動的指導思想，儒教的“民為貴”、“天下大同”等觀念促使抗法維新運動領袖潘佩珠等接受民主主義，并向往社會主義的理想。潘佩珠（1868～1940年）對儒教特別推崇，他向往“大公無私，天下一家”的大同社會，由此出發(fā)，接受孫中山學說，并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與儒家的大同社會混在一起，認為社會主義學說源于孔子的大同學說。這顯然有誤，但從潘佩珠的思想發(fā)展軌跡可看出儒教對近代越南思想界的影響?，F(xiàn)代越南革命運動的領袖胡志明（1890～1969年）首先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但他并沒有停留在這個水平上，他與潘佩珠等近代革命先行者不同的重要方面，在于他由愛國主義出發(fā)，主動地、自覺自愿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十分注意繼承、發(fā)揚民族傳統(tǒng)，善于利用儒教的優(yōu)秀遺產。他常借用儒家的觀念，加以發(fā)揮，賦予革命的新內容。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他提出要學習四項革命道德：勤、儉、嚴、正，胡志明思想已被確立為越南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他把馬克思主義、東方哲學思想（包涵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與民族主義融合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他一貫堅持越中友好，他的道德、方法和風格成為整個越南民族共同的價值取向，對當代越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