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為萬事之本源

孫中山用“生元”這一創(chuàng)新的概念，來陳述細胞為生命起始的價值。不過他對細胞的體認，已度越了能變異、能分裂的生物限度，而賦予有知覺靈明的精神性存在。他說：“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fā)之也。”“生元”是精微奧秘、神妙莫測的存在；是人的思維不可到達的、“不可思議”的境域；是有知覺靈明、動作思為、主意計劃的有意志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聰明知覺之發(fā)的存在。這是孫中山對生元內涵、性質的規(guī)定。

“生元”作為有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它不僅是生命的起始，而且具有先驗性。孫中山將其與孟子的良知良能相比擬。他說：“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發(fā)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生元之知、之能，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自從發(fā)現(xiàn)“生元有知”的理論以后，哲學家所不能明白的，科學家所不能解釋的，進化論者所不能通達的，心理學家所不能說明的，便可由“生元有知”論豁然貫通，而開出新天地。

“生元有知”作為天地萬物的生命起始，而先驗地賦予其良知良能；“生元之結聚于人身各部”，包括能思之心。他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xiàn)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fā)端于心理。”人是心的器皿，國家是人的積聚，國家政治是一群人的心理現(xiàn)象。換言之，人、國家、國家政治都受心的制約，由心來決定。

基于他對心的這種決定性的價值體認，他說：“是故政治的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他把國家政治的興盛與腐敗、清王朝能否被推翻、民國建設成功與否等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人心的振與靡，只要“吾心”的信念與意志認為可行的，即使有移山填海的艱難，也有成功之日。“吾心”認為不可行的，即使像反掌那樣容易，亦沒有收效的日子。由此，他得出結論，心為“萬事之本源”。“人心就是立國大根本”，清朝亡于此，民國成于此。這就是說，心是萬事萬物最終的根源，即其形而上本體，萬事萬物都由心來主宰。

從心為萬事本源出發(fā)，孫中山認為，“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yè)”，“有志竟成”，“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決定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大事業(yè)能否成功。盡管孫中山這里說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但他并不否定群體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即意蘊民心的向背。如發(fā)展實業(yè)（工業(yè)），“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yè)必能林立于國中”。若能做到萬眾一心，必先奠基于方寸之心。他說：“要做革命事業(yè)，是從甚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由己及萬眾，萬眾才能一心。“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基于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萬眾一心，一統(tǒng)思想、意志，必須從每人心上去舊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設，才能完成建立中華民國的大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