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難行易論

孫中山以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理論思維為指導，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敗（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體認到革命的踐行與革命的認知，并不是傳統(tǒng)思想中所說“知易行難”的關(guān)系。他認為《尚書·說命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論說，影響深遠，造成對革命事業(yè)的損害。他說：“夫革命黨的心理，于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革命黨人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心理，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必須破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大敵。“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敢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如此，才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yōu)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于是，他提出了與“知易行難”的反命題“知難行易”說。

孫中山對于“知難行易”的思議，是從革命實踐中得來。開始時對“行之惟艱”，信而無疑。繼思要打破此難關(guān)，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鼓勵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難之心。于是就專事研究“知易行難”問題，終于豁然有得。他說：“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實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于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于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為證明其“知難行易”之說的正確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動中的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筑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為證，便可推翻“行難知易”說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

孫中山之所以不憚其煩地以求發(fā)明行易知難之理，“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他把中國近代落后、腐敗、積弱等待斃情境，歸之于知易行難，而要以“知難行易”來救中國。于是他賦予知行以新內(nèi)涵、新思維、新關(guān)系、新價值，而具有現(xiàn)代性。

就“知”而言，他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從事于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gòu)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為什么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要先認知？這是為了避免錯誤、費時失事，所以由人的認知的意象感性認識，進而到條理的理性認識，再制訂出計劃，然后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如果由科學邏輯，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難！中國其時之所以尚未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境內(nèi)有他國的租界，中國的治權(quán)、海關(guān)握于外國人之手，就在于知難。日本維新之初，其當時的知識學問，還遠不如中國，“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nèi)烈臑閹熞模赣酶鲊瞬?，采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日本不過用了50年，便成為強盛之國。孫中山認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難的迷信，“奮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quán)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他把“知”的概念與國民革命的實踐聯(lián)系起來，而賦予其新內(nèi)涵、新價值。

孫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識、建設知識以及自然科學知識等方面。他所謂的“行”，是指“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不知而行，意蘊從行中獲得知，譬如生徒的習練，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所欲能；科學家的試驗，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發(fā)現(xiàn)；偉人杰士的冒險，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業(yè)。此四種人的實踐活動，盡管其活動即行的目的、性質(zhì)、功用不同，但其價值都是從不知中，通過踐行的主體活動而獲得新能力、新知識、新發(fā)現(xiàn)、新功業(yè)，而促進人類的進化、文明的動機，國家的富強。由此可知，盡管孫中山倡導知難行易，但他并不忽視行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