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法國時任總統(tǒng)薩科齊出版了專著《在一起》，呼吁培養(yǎng)法國人民符合新的世界潮流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重新認同法蘭西民族身份，發(fā)展法國民族文化事業(yè)，以推動法國民族經濟的發(fā)展，促進綜合國力的提升，在歐盟和世界格局中獲得更高地位，實現(xiàn)“強大法國”夢?？偟膩碚f，這是一種完全的現(xiàn)實主義。然而在同一年，法國當代女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莫尼克·卡絲基奧（Monique Castillo）指出，20世紀下半葉，法國乃至世界上出現(xiàn)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潮是對真正自由思想的背叛；現(xiàn)代人應該有所作為，需要具有社會人的責任感，在“理性”的指導下行動。她的《現(xiàn)代人的責任》（La responsabilité des Modernes，2007）提出了為什么要重塑作為社會人、特別是國際關系中存在的人所必須擁有的道德理性的問題，可被視作當代法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道德理性觀，與現(xiàn)實主義觀形成互補關系。而在我國國際關系研究界，道德理性的堅守和利益最大化的爭論多圍繞著“軟實力”和“硬實力”孰輕孰重的問題展開，如郭樹勇主編的《國際關系：呼喚中國理性》、張殿軍的《關于和平發(fā)展征程中的中國和平外交》、楊先偉的《科學方法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前駐法國大使蔡方柏的《從戴高樂到薩科齊》等。此外還有周榮耀的《戴高樂主義研究》、王燕閣等的《雙刃劍希拉克》等，都是這方面的力作。

受上述諸多研究成果的啟發(fā)，我們認為，社會文化之道德價值觀的堅守與國家利益至上的關系并非絕對對立，反而往往是相輔相成的。從法國這個世界性大國的發(fā)展歷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從路易十四開始，旨在統(tǒng)一宗教信仰的《楓丹白露敕令》，宮廷禮儀、文學藝術，尤其是古典主義思想影響下形成的種種個人行為規(guī)范等，與重商主義和軍事擴張等齊頭并進，才形成了法蘭西曾經數(shù)一數(shù)二的世界大國地位，世界特別是歐洲各國在各方面特別是文化方面大都唯法國馬首是瞻。法國的立國策略和發(fā)展的過程告訴我們，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恰到好處地、適時地交替運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才能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作為對此現(xiàn)象的思考，筆者認為，如果能夠對道德理性（文化話語權）與工具理性（經濟話語權）大致同時地或者交替成功運用于國際關系的行為過程進行系統(tǒng)地研究，對于我們回答國際事務中種種“是什么？”“為什么？”“會怎樣？”的問題是有幫助的。

那么，“是什么？”“為什么？”“會怎樣？”的問題和國際關系實踐中工具理性和道德工具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呢？或者如本節(jié)題目所示，上述諸因素之間是怎樣互“文”的呢？

“‘文’者，‘偽’也。”“偽”即“人為”，就是說，“互文”論（法國語言學家和文學理論家克里斯托娃的文學批評術語）用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話，那就是說，“是什么？”“為什么？”“會怎樣？”諸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國際問題研究既是實證性的科學研究，同時又是意識形態(tài)較強的研究，可以說，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國際問題研究都是帶有某種傾向性的研究，因此其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或者產生的對策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同樣的材料中帶著不同目的的研究者會得出不同的（人“為”的）研究結果。此外，研究者的傾向性（往往就是意識形態(tài)性）往往會決定對原始材料和研究方法的取舍，最終得出符合研究者傾向性需求的結論。這是國際問題研究中常見的現(xiàn)象，本無可非議，但我們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出互“文”論，決不是說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可以隨心所欲，甚至在嚴肅的、責任重大的研究工作中見風使舵，不負責任地提出可能產生嚴重后果的研究結論。

那么，我們又應該如何根據(jù)國家長期或短期的戰(zhàn)略目標來面對和思考國際問題，得出有利于我們國家利益的結論或對策呢？這就需要我們在浩如煙海的基本事實中，根據(jù)我們的傾向性目的來正確選擇原始材料，根據(jù)國家利益的需要進行思考，得出正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