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者居上：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道路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全球治理機制正在發(fā)生深刻變革。這是中國官方對于全球治理問題的最新概括和戰(zhàn)略判斷。這是我國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經濟治理”，表明中國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經濟事務領域，它涵養(yǎng)政治、經濟、安全、社會和其他新領域的內容。④

全球治理理念彰顯中國文化內涵。文化作為思維方式影響著國家的外交行為，一國對外形象和對外態(tài)度的被接納和受歡迎程度則取決于行為體的文化內涵或者說價值觀，而“國家利益來自國家特性”。⑤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活力與自身保守的、穩(wěn)定的傳統(tǒng)文化融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jié)制的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⑥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不斷融入國際體系，在全球綜合治理中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一個自信又有親和力的良好形象，有賴于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著力點。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在當代中國外交中已經有所表現，如“和平發(fā)展戰(zhàn)略”、“和諧世界”、“不干涉內政原則”、“新的安全觀”等，無不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和諧世界”思想的文化根基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關于治世方案在當代的延伸。中國和諧崛起外交范式要塑造的是國際關系中的孔子形象，其基本特點是從個人的道德和修身延伸到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來。當今世界各國間的戰(zhàn)爭因素，各國內部存在的犯罪活動，其最終根源還是人們“仁”德的缺乏，我們的一些法制法規(guī)雖然能在某種程度上阻止、緩解這些惡性事件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但卻不能從源頭上杜絕。

儒家文化看到了人類達到和諧、人類社會達到和平安定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人人守分，人人都有仁愛之心。儒家思想清楚地認識到人性的弱點，但并不像現代社會管理思想家那樣致力于通過具體、細密的制度來限制人可能會妨礙、傷害他人的行為，而是努力引導人們完善自已，通過自覺的力量使自已走向完美，而社會也在這個過程中和諧起來。對人類社會來說，這可能是最根本的理想發(fā)展之路。

此外，儒家思想指向全人類的和平。政治家們的目標常常是本國的生存和發(fā)展，儒家思想的目標則是天下的太平。在中國古代社會，面對世道的混亂與爭奪，儒家提出不是由外在的制度限制人的私欲，限制人的行為，也不支持社會集團在劇烈的沖突中最終達成一個平衡，而是啟動了人內心中的價值追求與意義追求，引導人們追求尊嚴，榮耀，從而淡化對世間利益的爭奪。⑦

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戰(zhàn)略”是中國數千年“和合”文化在當代的體現。中國運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分析指出，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務和社會關系發(fā)展的一條重要規(guī)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fā)展的真諦。”

因此隨著我國國家實力的增強，摒棄了以武力和戰(zhàn)爭實現崛起的發(fā)展道路，不以損害他國利益來實現自身的發(fā)展，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也是對世界各國傳統(tǒng)發(fā)展道路的反思和創(chuàng)新。在處理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上，中國沒有選擇和美國爭霸，而是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接軌。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發(fā)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融入國際體系，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了有利于新興國家的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新興國家在全球治理領域將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新興國家在全球GDP和貿易中的比重明顯上升，發(fā)達國家的比重下降；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中的地位顯著加強。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的話語權將提升，IMF改革和國際金融監(jiān)管治理臨近突破口，但仍受到美國阻礙。2010年，IMF總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將在2012年10月前完成。屆時，IMF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其中，中國的投票權將從3.65%升至6.07%，排名從第六躍居第三，影響力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是2010年份額改革方案的審批程序至今沒有完成，作為IMF最大股東、投票權占17%的美國遲遲未能批準，導致這項改革至今仍然擱淺。

應對人類工業(yè)文明帶來的氣候變化是當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在推動國際體系變革方面潛力增強。保護環(huán)境、應對氣候變化，表面上看是關乎人類生存的道德關懷，其實質是全球政治、經濟利益的再分配。而無論是減少排放量還是適應氣候變化，都需要強有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因此資金和技術的轉移方式，正是當前氣候變化談判的主要爭議點，據有優(yōu)勢的發(fā)達國家依據國際貿易的規(guī)則，排斥無償的供給，而發(fā)展中國家有理由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僅僅是發(fā)達國家應對自已在國際體系中心地位的借口。⑧

中國無疑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推動者。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fā)展中國家，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前兩周中國作出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從數據上看，中國作出的減排承諾相當于全球同期減排量的1/4。201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xù)發(fā)展大會上，中國對于可持續(xù)發(fā)展提出三點建議，表明了在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上國際合作的負責任的立場。

此外，全球安全治理在很多領域陷入僵局，對全球治理提出挑戰(zhàn)。自1990年以來，人道主義干涉思想泛濫，“保護責任”概念由此產生。個別西方國家借保護他國為名，對他國的主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始于2011年的敘利亞危機，中俄聯手制止西方在敘利亞問題上濫用干預機制，為全球安全治理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典范，意義深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更積極的姿態(tài)參與國際體系。從經濟參與到全面參與，從雙邊參與到多邊參與，從較多的軍事參與到越來越多的外交參與，而且這一歷史進程不僅使中國學習、接受、內化國際制度和規(guī)范，也使中國不斷形成自已關于相互關系的新認識，進而以不斷壯大的實力影響國際體系的“雙向社會化”過程。我們相信，隨著國際體系的深入變革和中國綜合國力的繼續(xù)提升，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的互動必將帶來新的變化。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注釋】

①⑧梁守德，陳岳：《變革中的國際體系與中國責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第100頁，第287頁。

②③朱立群：《中國與國際體系：進程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第256頁。

④黃仁偉：“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的新特點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機遇”，《當代世界》，2013 年第2期。

⑤［美］薩繆爾·亨廷頓：《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zhàn)》，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9頁。

⑥［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⑦張德蘇：《從“禮壞樂崩”到“克已復禮”》，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第261頁。

責編/韓露（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