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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現代社會的發(fā)展要求，我們無需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體系，而是應該在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基礎上，參照西方的現代社會運行機制，根植于中國現實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建構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從文化變遷的“墮距理論”看，精神文化變遷必然有一個滯后期，尤其對劇烈的經濟社會變化必然有一個認識和總結的過程。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五位一體”格局中，文化是對應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tài)文明的概念，特指的是精神文化部分。精神文化又可分為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精神文化和人類社會的精神共識，前者是一個國家實現社會整合、凝聚人心的精神結構，后者則是構成人類社會必須具有的、也即人們常說的民族精神家園。兩者在人類學上有所謂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之說，亦可簡單劃分為官方和民間雙系的精神架構。正如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和意識的相互作用關系，作為精神文化的意識體系總是根植于物質文化基礎之上并形成反作用力，兩者的協(xié)調統(tǒng)一，才是個人和社會良好生存和運行的必要前提。

國家意識形態(tài)建設的呼喚

根植于中國現實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建構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新模式。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對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和總體文化變遷而確立的。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農業(yè)文明時代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成就，但在十六世紀后突然停滯不前，留下了所謂的“李約瑟之迷”。面對洶涌澎湃的工業(yè)文明，先輩們驚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有些手足無措。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艱難探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全力加速，形成世界罕見的三十多年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給世界留下了難解的“中國奇跡”迷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上半年訪問歐洲時作了“地大、人勤、家底厚（文明積淀）”的回答。面對未來的發(fā)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理論、制度三個自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給出了具體的改革路徑，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地向“中國夢”前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在過去幾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成就中得以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人能夠否定，但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建設上卻顯得有些底氣不足，理論自信沒有完全樹立起來。吳敬璉先生曾指出，深化改革面臨著意識形態(tài)中的蘇聯模式障礙、特殊既得利益群體障礙和舊體制所造成的障礙，在這三大障礙中，意識形態(tài)障礙排第一位，在國內外引起過強烈的反響。再看一看社會現實反映出的問題：新疆的暴恐事件總是和極端宗教思想相關聯，內地的“邪教”也在各地時而沉渣泛起；農村老人不斷出現“平靜自殺”，城市大媽聲稱“跳的不是舞而是寂寞”；農村和城市在自然和人文兩個層面上，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空心化”和“荒漠化”；一些高知、大官在求神拜佛，風水易經加“仁布其”成為時尚話題；在我們歡呼中國崛起和“中國奇跡”的時候，“裸官”和移民潮現象卻也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如此等等。這些已經不是改革開放初期“吃肉加罵娘”所能夠概括的了。

其實，放在大文化層面上來分析，這些問題都不難解釋。大文化指的是包含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體構成，表達的是人類在某一個時間和空間下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發(fā)展變遷。文化人類學關于文化變遷有一個“墮距理論”，認為三種文化緊密相關，但變化速率是不一樣的。物質文化作為最活躍和表層的因素，總是率先發(fā)生變化，帶動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變化，后兩者又不斷制約和影響前者的變化，三種文化構成一直不斷地在“失衡－趨衡-再失衡-再趨衡”中動態(tài)整合，從而促使人類整體社會文化不斷發(fā)展變遷。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劇烈變遷，正是最生動的案例。以“墮距理論” 觀之，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就是物質文化前所未有地躍進了，制度文化還需不斷修補完善，而精神文化建設則是方興未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更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對現代社會的發(fā)展要求，我們無需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體系，而是應該在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基礎上，參照西方的現代社會運行機制，根植于中國現實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建構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新模式，也許是更具活力和前途的社會運行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形式，至少對于國家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是如此。

構建全民族精神共識的呼喚

如何解讀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如何結合中國最新實際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如何給全國各族人民有力的精神支撐都迫在眉睫。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各個方面，其中引申出來的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按照大文化的三個遞進關系以及當前中國社會現實需要來看，是最需要加強也是最困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是從文化變遷的“墮距理論”看，精神文化變遷必然有一個滯后期，尤其對劇烈的經濟社會變化必然有一個認識和總結的過程；二是從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官方理論體系看，如何解讀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如何結合中國最新實際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如何給全國各族人民有力的精神支撐都迫在眉睫；三是中國人正從一個農業(yè)文明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快速進入以工業(yè)文明為基礎的陌生人社會，從群體取向變?yōu)閭€體取向，從緊密團結的有機社會變成松散的原子社會，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劇變，一切都變化太快，傳統(tǒng)體系冰蝕解體，而新的文化道德體系尚待建設，精神的空虛和迷茫在一個時期內是必然的社會現象。

事實上，執(zhí)政黨也一直在努力建立與改革開放新時期相適應的文化體系。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江澤民同志提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三大文明”建設，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概念；胡錦濤同志提出“科學發(fā)展觀”，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成為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一次對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作出全面部署，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黨的十八大的“五位一體”布局更加明確了執(zhí)政黨的職責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著力提高文化服務水平和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更成為全體中國人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實現自我、凝聚認同的共有精神家園。

從小文化視角看，改革開放以來執(zhí)政黨長期致力于全面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wèi)生、體育等方面的改革發(fā)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致力于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yè)發(fā)展，不斷解放和發(fā)展文化生產力，增強文化發(fā)展活力，推動文化創(chuàng)新。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guī)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要求，以發(fā)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為重點，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標，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增強發(fā)展活力，依法加強管理，促進文化事業(yè)的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yè)自律、企事業(yè)單位依法獨立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發(fā)展，當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已取得一個大的躍升。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對于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更是如此。我們應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整體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高度重視文化的反作用力；以“中文化”建設為重點，大力推進國家意識形態(tài)建設，用“中國夢”這一共同目標振奮人心，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整合社會，應對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失范和文化迷失；以“小文化”建設為抓手，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yè)大發(fā)展，重點培植文化市場主體，切實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激發(fā)社會活力，特別是文化創(chuàng)造力。政府要通過宏觀上的指導、把握文化發(fā)展方向、做好市場監(jiān)管工作，為人民提供更好的文化均等化服務，從而形成政府、社會、市場三者的良性互動，不斷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整體提升國家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