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還要重返印度洋和遠東

但是，目前印度還不會有這樣的擔憂，因為在它之前西方國家還有其他對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要解決，如中俄倒下，隨后印度必將首當其沖。所以說印度有些跟中國作對的政策不明智，中國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這與三國中的孫吳為得荊州小利而遭滅國之災的道理一樣?？纯串斈暧鴮τ《热嗣竦逆?zhèn)壓及統(tǒng)治就會知道，西方人屆時根本不會給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國人統(tǒng)治的時候給印度連起了一個大版圖，但英國人走時又把許多板塊拆分出去。這真是用得著就統(tǒng)合，用不著時就拆分。但畢竟沒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還在英聯(lián)邦里面，英國人還要重返遠東。這在湯因比書里有所體現(xiàn)。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nèi)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歐洲的傳統(tǒng)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jīng)過內(nèi)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jīng)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tǒng)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斗爭，而這種斗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布。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斗爭，不可能有助于歐洲改組的事業(yè)。①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②

整個印度洋國家實行的是一種拉美式的經(jīng)濟體制，其特點就是工業(yè)發(fā)展不能獨立自主，這樣的民族沒有張力。只要是資本主義工業(yè)國家，必然要擴張并走帝國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起步的，因為它需要世界市場。中國發(fā)展起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yè)體系，這要感謝毛主席，毛主席沒有把中國帶向自然農(nóng)業(yè)社會，更沒有帶入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中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yè)發(fā)展模式和國民經(jīng)濟體系。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前的德黑蘭會議上，在討論打敗希特勒后如何處置德國的方案時，羅斯福與斯大林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yè)生產(chǎn)能力；只要沒有重工業(yè)生產(chǎn)，德國就永遠沒有發(fā)動戰(zhàn)爭的力量。羅斯福還說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③。牧羊場國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無工業(yè)技術原創(chuàng)力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yè)國家商品的傾銷地，因而，這樣的國家是沒有競爭能力的。《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旨在德國清除納粹余孽的解除其工業(yè)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說：“實施這個計劃等于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yǎng)員。”④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將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告訴蔣經(jīng)國：“不要只醉心于貿(mào)易。假如蘇聯(lián)沒有工業(yè)，那么德國就會打敗蘇聯(lián)。由于蘇聯(lián)有工業(yè)，戰(zhàn)爭期間才有可能每月生產(chǎn)3000架飛機、3000輛坦克、5000門大炮、40萬支步槍、20萬支自動步槍。”⑤

英國被迫放棄在印度的統(tǒng)治、離開南亞次大陸之前，已將印度轉變成了一個“牧羊場”國家。美國本來是要消滅日本的重工業(yè)的⑥，后因冷戰(zhàn)的需要，美國再次放寬了對日本工業(yè)的限制。澳大利亞也是這樣一個養(yǎng)羊、跑袋鼠并由此沒有擴張和打仗需要的國家，所以澳大利亞就特別“和平”，當然也沒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這樣，沒有像樣的重工業(yè)，所以也比較和平。這樣的國家傍著美國，美國也放心。圍繞在中國周邊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有這個特點，這是歐洲為了其在亞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來的。如果當年英國人把印度發(fā)展成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國家——當然它不會這樣做，那么，今天我們西南一帶就不是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了。中南半島三分天下的形勢，也是法國人當年搞“印度支那聯(lián)邦”的后果。正因為中國周邊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與中國形成——完全不同于歐洲對稱破碎——的不對稱破碎格局，亞洲近現(xiàn)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歐洲的和平穩(wěn)定的發(fā)展形勢。

張伯倫的政治遺產(chǎn)與丘吉爾的悔悟

說到這里，我們真的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張伯倫先生及其政治遺產(chǎn)。希特勒崛起時，張伯倫意識到了再次世界大戰(zhàn)將使歐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權。張伯倫為此綏靖希特勒并對他說，咱們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打了以后蘇聯(lián)、美國崛起，我們?nèi)粼俅颍K聯(lián)人和美國人就會進入歐洲。希特勒當時年輕聽不進去，決定打；丘吉爾也年輕更聽不進去“老同志”的話，也決定打。戰(zhàn)爭的結果不出張伯倫所料：蘇聯(lián)和美國通過“第二戰(zhàn)場”完全插進歐洲。丘吉爾當時想從南歐開辟“第二戰(zhàn)場”，從意大利北上出兵，羅斯福和斯大林卻聯(lián)手逼迫丘吉爾同意從法國諾曼底出兵，把東歐讓給蘇聯(lián)紅軍來解放。當時誰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勢力范圍所至。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領導人的米洛凡·杰拉斯⑦說：“這次戰(zhàn)爭和以往戰(zhàn)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⑧蘇聯(lián)出兵東歐意味著東歐將歸入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歐洲就又被壓成兩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歐”和蘇聯(lián)控制的“東歐”。歐洲被攔腰斬斷了。歐洲由此元氣大傷。

在認識美國人方面，當年的丘吉爾還是太年輕了。如果他早點讀到麥金德發(fā)表于1919年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說的“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⑨的預言，就不會輕信同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國人信誓旦旦的承諾。

1943年11月30日，德黑蘭三國首腦第三次會議前4個小時，丘吉爾與斯大林有一個單獨會晤。會晤從中午12點40分開始。丘吉爾先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接著他又“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他對美國人很有感情，不應當認為他想貶低美國人。他丘吉爾對美國人是完全忠實的。⑩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11 羅斯福背著丘吉爾已主動向斯大林表達了被丘吉爾視為命根子的印度問題的解決意見。1943年11月30日的蘇聯(lián)檔案《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有如下記載：

羅斯福認為，這個原則本身對其他殖民地同樣是適用的。在實施有關托管制的建議方面，丘吉爾不打算堅決地采取行動，因為他怕這個原則不得不適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當然，丘吉爾將會不滿。

羅斯福稱，當赫爾在莫斯科時，他隨身帶了一份文件，那是羅斯福制定的關于建立國際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這個委員會應當對殖民地國家進行觀察，以對這些國家的狀況以及改善這種狀況的可能性進行研究。這個委員會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眾。

斯大林答，假如這樣做，就好了，就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等。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還沒有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zhàn)爭結束以后解決。

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采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后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chuàng)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說，關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系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羅斯福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chuàng)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戰(zhàn)后成為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丘吉爾曾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現(xiàn)在羅斯福要將這顆丘吉爾珍惜并正在為之誓死捍衛(wèi)的“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12 獻給斯大林，而這對正在同一個戰(zhàn)壕作戰(zhàn)并準備過69歲生日的丘吉爾來說，是絕妙的戲弄和出賣。“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背后打一槍”，現(xiàn)在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tǒng)的羅斯福聯(lián)合斯拉夫人在丘吉爾這位天真的“老鄉(xiāng)”背后真的打了暗槍。多年后，丘吉爾在回憶錄中顯然對羅斯福和斯大林這次會談有所警覺，但對其內(nèi)容卻一無所知，他說：

11月30日是一個忙碌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我69歲生日，幾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關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務。羅斯?？偨y(tǒng)與斯大林元帥保持私人接觸，并逗留在蘇俄大使館中。盡管總統(tǒng)與我關系密切，并且我們的重要問題交織在一起，但自從我們離開開羅以后，他一直避免單獨與我見面。

就在前兩天，也就是在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丘吉爾在德黑蘭英國公使館撒瘋。據(jù)哈里曼回憶：

他（丘吉爾）說他樂于服從命令；他有權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年齡最大，因為他的姓氏是C字打頭，因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國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放棄了這些權利，但他要堅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須讓他在30日舉行晚宴，這一天是他的69歲生日……他說他要喝得酩酊大醉，準備在第二天開路。14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談到美國人時說，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15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召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在明知英國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無力他顧的情況下，提出讓英國獨占法國及盧森堡、比利時、巴登。而馬歇爾等則向羅斯福總統(tǒng)提議“美國人應該向歐洲進軍”。16

11月28日，即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zhàn)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lián)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zhàn)后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nèi)，讓它逐步獨立17。據(jù)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披露：羅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18。當時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在描繪了太平洋上的苦戰(zhàn)之后，羅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國問題，他對斯大林說：

“我在我們的戰(zhàn)友丘吉爾缺席時談這個問題，”總統(tǒng)強調說，“因為他不喜歡提到這個題目。美國和蘇聯(lián)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zhàn)爭結束之后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羅斯福說，愿意在將來仔細探討殖民地戰(zhàn)后的地位問題，但最好是在丘吉爾缺席的情況下做這件事，后者對印度沒有任何計劃。

斯大林顯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話題。他僅僅指出，戰(zhàn)后殖民地的問題可能會變得緊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蘇聯(lián)和美國，與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而我則驚訝于羅斯福的一項動議，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與莫洛托夫談判時我所聽到的希特勒的建議一樣，即蘇聯(lián)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國的殖民遺產(chǎn)。顯然，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體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對第一次接觸感到滿意。但這并不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19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xié)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lián)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20而對“蘇聯(lián)安排來照顧總統(tǒng)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里的人，都是內(nèi)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于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21。

羅斯福與斯大林這種“兄弟般的友誼”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后，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說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后來終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著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系，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23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zhàn)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24。而上面所表現(xiàn)出的哥們義氣，只不過是從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美國當時為什么要參加歐洲的戰(zhàn)爭？1939年1月31日，羅斯?？偨y(tǒng)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xié)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zhàn)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xù)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xù)、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xù)的獨立這一內(nèi)涵的“持續(xù)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jīng)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tǒng)治”。

接著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有二十幾個獨立國家，他說，“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xù)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在這里，羅斯福決不是在秀“具有持續(xù)的獨立這一內(nèi)涵的‘持續(xù)地獨立地存在’”此類繞口令，如做通俗翻譯，其中的一大批國家持續(xù)“獨立”換成“分裂”，將其中的“統(tǒng)治”換為“統(tǒng)一”，就不難理解羅斯福講話的含義。一句話，美國要保證歐洲“一大批持續(xù)獨立地存在”，不能讓希特勒統(tǒng)一為一體。他說：

請不要說這是空想，不要說這只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臺控制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jīng)崩潰，已經(jīng)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說六年后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tǒng)治歐洲？這就說明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里閑坐并說這是白日之夢。

羅斯福告訴美國壟斷資本家，只有這些國家“持續(xù)獨立”，美國資本家才能大發(fā)軍火財，它們才能聽美國的話。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fā)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zhàn)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我們不能假定它們會打敗德國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成敗參半的賭局。這個情況太嚴重了，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這些國家可能會遭到失敗，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獲勝。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獲勝，主要原因是擁有空軍這個巨大優(yōu)勢，它將把英國和法國趕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軍力量實際上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nèi)被消滅。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nèi)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chǎn)，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tài)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xiàn)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定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nèi)的原因。第二，現(xiàn)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xù)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么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說，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25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的“一大批國家持續(xù)地獨立地存在”，只要這批國家“持續(xù)獨立地存在”，歐洲就會持續(xù)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

這時會有人問，既如此，那馬歇爾為什么又要給歐洲那么多錢幫助“歐洲復興”呢？這是因為他看到丘吉爾要利用歐洲戰(zhàn)后危機再次實現(xiàn)歐洲統(tǒng)一。這個時候馬歇爾搶在丘吉爾之前，撒了一大筆錢，相當于在羅斯福拍碎的歐洲骨傷而丘吉爾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層云南白藥，各國有了這筆錢，其統(tǒng)一的愿望就被遠遠地推后，由此，歐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馬歇爾在美國歷史上是為美國利益謀劃的大戰(zhàn)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個人。1945年4月15日，即羅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見哈里曼及美國駐華大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一行時，在談到蘇美在波蘭問題上關系惡化時，面對“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語調和緩”地說：“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馬歇爾將軍，此事與他無涉，只關下級軍官。”26斯大林的意思是：你們這些“下級軍官”不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lián)是馬歇爾勸說羅斯福為美國制定的大戰(zhàn)略；正是這個戰(zhàn)略，美國和蘇聯(lián)才能有今天這樣的戰(zhàn)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著要領的申辯，在會見結束時，斯大林對貝爾納斯感嘆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的美國學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為數(shù)不多的能夠準確地把握羅斯福、馬歇爾世界布局要義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的時候，斯皮克曼開始思考戰(zhàn)后和平體系的問題，他在當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告誡美國政府利用蘇聯(lián)平衡歐亞大陸的特殊作用保持歐洲國家對等破碎對美國具有的“極端重要性”，他寫道：

歐洲的法國、德國和東歐之間的實力分布，將繼續(xù)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歐洲是民族主義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組成了許多國家。這種情況不會因締結和約而發(fā)生劇烈的變化。德國控制著大陸上最大的潛在實力，必須由法國和東歐的勢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讓這三個地區(qū)中的任何一個獲得全部地區(qū)的統(tǒng)治權。注意保持實力的適當分布，將是英、美、蘇三大超級強國戰(zhàn)后的任務。28

與今天的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愛到處跑，寫厚書的特點不同，馬歇爾不愛出頭露面，難得見到馬歇爾留下的只字片語，更無“自傳”。他長期默默地站在羅斯福后面幫助他規(guī)劃世界：分完歐洲再分亞洲，出賣且分裂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xié)定》29背后就有馬歇爾的影子，其目的無非是要使中國國內(nèi)政治力量對等分治繼而國家分裂，而中國分裂則是亞洲歐洲化的先決條件。他逼蔣介石與共產(chǎn)黨以長城劃線，被蔣介石拒絕后又扶持李宗仁上臺與共產(chǎn)黨沿長江劃線，并通過斯大林向毛澤東施壓，以使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澤東頂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勸和“建議”30，這樣才有今天的大中國。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聯(lián)手蘇聯(lián)合分世界的事實明朗后，丘吉爾才意識到“姜還是老的辣”，當年張伯倫的擔憂不無道理。只有在失去歐洲后，丘吉爾才體會出當年張伯倫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時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這時，已至72歲高齡的丘吉爾在哪里跌倒就從那里爬起，下定決心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滿江紅》）。1946年3月，丘吉爾發(fā)表“鐵幕演說”；9月，又在蘇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歐洲合眾國”31的概念，決心將破碎的歐洲整合為美國那樣統(tǒng)一的國家聯(lián)合體。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惡果讓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知恥近乎勇”（《中庸》），有一種為了歐洲的統(tǒng)一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

說到這里，我們中國人要更加珍惜中國的統(tǒng)一及由此產(chǎn)生的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有些學者贊美歐洲小國分治，讓中國走歐洲的路，這實在是不懂歷史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