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科舉的爭議和契機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辦政務處設立后，軍機處原有四位大臣榮祿、王文韶、鹿傳霖和瞿鴻禨同時兼任督辦政務處大臣。瞿鴻禨是湖南人，同治十年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先后典試福建、廣西，督辦河南、浙江、四川學政。1900年跟隨慈禧太后西逃，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

上述四人中，榮祿、王文韶、鹿傳霖三人都反對廢科舉，只有瞿鴻禨一人贊成，孤掌難鳴。1903年4月11日，榮祿去世，慶親王奕劻接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榮慶出任軍機大臣學習行走。督辦政務處方面，除四軍機外，昆岡于同年8月31日乞休，榮慶、孫家鼐、張百熙則先后受命進入，新政要員中，贊成科舉改革的力量明顯增強，并成為實現(xiàn)停廢科舉的契機。

榮祿去世后，王文韶成為反對科舉改革的領頭羊。為換得他的讓步，主張廢科舉的袁世凱、張之洞等人作了妥協(xié)，提議先遞減科舉中額，再停廢科舉。1904年1月13日，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奏準遞減科舉中額，從而為最終停廢科舉打開了缺口。當時在華的外國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奧妙，1904年2月21日，時任天津北洋大學堂總教習的英國人丁家立寫信給莫理循，大意是袁世凱和張之洞兩位總督，目前已著手實施他們徹底廢除舊式科舉制度的計劃，學位此后概由書院頒發(fā)。

但改革并非一帆風順，反對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議修復專門用于舉行科舉考試的貢院。正當科舉改革進程有可能遭逆轉之時，新政中樞機構的人事變動使事態(tài)的發(fā)展“峰回路轉”。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體恤王文韶年邁體弱為由，免去其軍機大臣一職，與袁世凱關系密切的徐世昌、鐵良則先后進入軍機處并充任政務處大臣。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樞機構中掃除了反對科舉改革的障礙。

1905年8月，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獲勝已成定局，中國國內要求廢除科舉、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呼聲大為高漲。抓住這個良機，由袁世凱領銜，會同張之洞、端方、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等地方督撫，順勢于1905年9月2日聯(lián)名奏請中止減額、直接停廢科舉。慈禧太后被說服，宣布自1906年開始停止科舉考試，延續(xù)已久的科舉取士制度終于被廢除。廢科舉歷時數(shù)年幾經周折的整個過程，折射了新政改革舉措能否出臺并順利實現(xiàn)，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政機構要員們的態(tài)度和彼此間的關系及力量消長。

科舉制度的廢除，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官員選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一次革命性變革，可謂石破天驚。曾參加過科舉考試的陳獨秀憶述：“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成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發(fā)大財，發(fā)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蓋大屋，欺壓鄉(xiāng)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之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傭人的氣都得受。”

然而，令人不無驚訝的是，這樣一種延續(xù)已久且又直接關聯(lián)無數(shù)人切身利益的科舉取仕制度的廢除，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巨大的社會風波或騷亂，而是能夠較平穩(wěn)地實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廢除科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加之其間還適時推出了一些相應的“補償”措施。概括其成功之道，主要有二：其一，在清政府高層意見尚有分歧時，倡導者沒有貿然提出廢除科舉，而是耐心尋找合適的時機，避免了改革主張夭折的可能；其二，在廢除科舉正式出臺前，先有一些緩沖措施諸如開辦新式學堂、鼓勵公費或自費留學，對符合規(guī)定者如新式學堂畢業(yè)生和歸國留學生，可以給予相應的科舉功名等。這些舉措充分考慮了科舉廢除后社會的承受度，并給那些因科舉廢除而大為沮喪的人們，預先設計和提供了可以選擇的其他出人頭地的途徑，最大可能地減輕了其對制度變革的抵觸情緒乃至極端舉動。這些謀劃，無疑在當時收到了實效，對于我們現(xiàn)在也有借鑒意義。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