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萌芽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和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其反對封建專制與經濟干預的主張對促進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讓位于國家干預主義。新經濟自由主義也在這一時期開始醞釀，其特點是在堅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內在穩(wěn)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條基礎上，反對政府干預。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美國新經濟自由主義卻使拉美等國的經濟陷入了困境。總的來看，經濟自由主義既有一定程度上的歷史進步意義，也存在著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缺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應該設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極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自由主義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新經濟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識碼】A
經濟自由主義概述
自由主義是強調以自由作為主要社會價值取向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義以人的本性和權利要求為出發(fā)點看待社會和秩序，反對對于個人自由及權利的干預，反對專制，主張既以法律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也以法律限制政府權力的運用。從歷史上看，自由主義既是一種社會運動，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主張擺脫政府的約束，其極端形式就是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學術上，自由主義則是一種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自由主義起初主要是中世紀后期爭取個人權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及社會活動。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由主義的前提和先導，就是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而古典的經濟自由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發(fā)展和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反對封建專制與束縛的思想和訴求。
自由主義思潮發(fā)端于歐洲中世紀末期，發(fā)展于資本主義迅速成長的18世紀和19世紀，并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和當前。自由主義集中發(fā)軔于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歐洲的主要國家，并傳播到美國。從經濟自由主義角度看，20世紀30年代之前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此后則是新經濟自由主義。英國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是前者最典型的代表。
歐洲大陸國家的自由主義與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有所區(qū)別。法國的自由主義主要由啟蒙學者、百科全書學者以及重農學派（亦稱重農主義者）所闡述。德國則由康德和洪堡等學者對自由主義理論進行了闡述。康德主張建立“合法的憲法，在法律范圍之內確保每個人的自由，讓每個人都能以他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來追求幸福，同時，他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權利”。①洪堡則主張個人的充分發(fā)展不僅需要自由，也需要多樣化的環(huán)境。
經濟自由主義的共同特點在于：第一，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的優(yōu)越性。經濟自由主義者無一例外地相信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優(yōu)越性，認為它是自發(fā)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和諧的經濟秩序。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秩序是一種在完全尊重個人利益和自由基礎上自發(fā)形成的自然而和諧的社會秩序與協(xié)調機制；自由市場制度是優(yōu)于其他經濟制度的、最有效率的經濟制度。第二，主張“有限政府”。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一方面，個人權利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受到保護、得到保障，因此，社會既需要政府，又不能讓政府侵犯人們的自由。最好的辦法就是存在一個權力和行動“有限的政府”，即法制約束下的政府。第三，信奉個人主義哲學。經濟自由主義者是個人主義哲學的信奉者。他們將社會看作以個人為基礎的集合體，個人是先于社會的，是社會存在的本源與真正的行動者。因此，任何社會現象都必須從個人主義立場出發(fā)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釋。這種觀點就是所謂“原子式的”社會觀。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有兩個基本出發(fā)點，從而形成了內部的兩個分支：其一是出于完全自發(fā)的個人自由活動所產生的經濟秩序。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后來被稱作“原教旨的”經濟自由主義，進一步演化為“自由至上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或者“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其二是出于個人理性建構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被認為是前一種。歐洲大陸的、特別是以法國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是第二種，強調合乎個人理性而建立的社會秩序。這被哈耶克稱作“建構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萌芽。在歐洲中世紀末期和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初期，歐洲各國的封建統(tǒng)治仍然十分強大。政治上，封建領主和君主借助于等級制的隸屬關系和精神上的“君權神授”對社會實行有力的控制；思想和文化上，教會與封建主結合在一起，利用宗教對人們進行統(tǒng)治，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使人們從思想上屈從于“神”（上帝）的意志（宗教教義）；同時，人們的經濟活動也只能符合既有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教義的安排及要求。這樣，新興的資產階級（商人、手工業(yè)主）的經濟活動與社會其他活動（如科學技術研究及其應用）便受到極大壓制而無法開展。在上述有關矛盾日益積累和加深的情況下，歐洲各國相繼出現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這些運動的核心精神便是自由主義的醞釀和產生，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萌芽也就產生于此。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人類生來具有的、不可分離的權利，不是任何人授予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夠干涉或取消的。個人的經濟權利（或人身及財產權利）是其中的必要組成部分。經濟自由的重點是產權自由和生產與市場交易的自由。
第一，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萌芽。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資本主義產生時期自由主義思想的奠基者之一。他認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②有學者認為，“約翰·洛克被視為第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也是現代政治學理論之父”。③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也具有重要影響，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主張自發(fā)秩序的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主張功利主義的弗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以及杜高德·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弗格森和哈奇森對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哈奇森就在其《道德哲學體系》（1755）一書中，對權利和自由的關系，進行了精煉的闡述。他說：“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自然的權利，根據他自己的判斷和偏好，為著這些目的，在勞動或娛樂等所有這些并不傷害其他人的身體或利益的活動中，去行使他的能力，而并沒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必然地需要他的勞動……對這種權利我們稱之為自然的自由。”④
第二，法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端。法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端以重農學派為代表。“重農主義”（physiocracy）一詞的含義就是“自然的法則”。“自由放任”的口號也由重農學派提出。反對封建專制和重商主義干預政策是法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目標。重農學派在革命前的形勢中應運而生。它代表農業(yè)中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對重商主義政策的批判中逐漸形成和發(fā)展。法國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先驅是布阿吉爾貝爾和理查德·坎梯?。?680～1734），但最重要的代表是重農學派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自然秩序”思想是重農學派的基本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同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觀點是一致的。重農學派主張的“自然秩序”，實際上是理想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認為，私有財產及人身自由是“自然秩序”新規(guī)定的人類的基本自然權利，國家要少干預人民的經濟生活。但是，重農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是不反對封建君主的。這與英國自由主義者對封建貴族和君主的妥協(xié)有某種相同之處。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和發(fā)展。第一，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是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休謨認為，人們追求自身的私利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只要不會威脅其他人或所有人的“公益”，就是正當的，而且對社會是有好處的，不應對其加以限制。他說：“只要私人經商和私有財產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較大保障，社會本身就會隨著私人商業(yè)的繁榮發(fā)達而相應強盛起來。”⑤休謨進一步將自由貿易的好處推及到國際方面。他說：“我敢斷言，一般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商業(yè)發(fā)展和財富增長，非但無損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鄰國的商業(yè)發(fā)展和財富增長。”⑥休謨認為，從事工商業(yè)的手藝人和商人都是“自由社會最優(yōu)秀最堅定的基礎”。休謨?yōu)樽杂缮鐣漠a權和契約、自由市場銀行制度、自發(fā)秩序所做的辯護，以及他對重商主義進行的批判，都為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作出了貢獻。休謨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對亞當·斯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斯密著作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明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性論”和“自然秩序”的立場與世界觀。斯密認為，人的活動是人的本性（利己心）決定的。道德上，人既有同情心、利他心，又有利己心，但首先是利己心。利己是主觀目的，利他既是實現主觀目的的手段，也是客觀結果。主觀上要利己，客觀上卻實現了利他。利己必須以利他為手段才能實現。經濟活動中主要是利己心起作用。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通過自愿的交換（市場行為），會使交換雙方都能達到各自利益的滿足。社會經濟活動就這樣自發(fā)展開和進行，社會秩序也隨之自然形成。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一種自發(fā)形成的秩序。總之，社會秩序的基礎就是市場的自發(fā)秩序，它是基于人性交換的自發(fā)聯合或合作。斯密認為，這種人性是永久和永恒的，在產權私有的明確界定之下，它是經濟活動的出發(fā)點，也是市場秩序自發(fā)形成的原始推動力。
他在闡述自由市場的優(yōu)越性時，首先談到如何以利己心來開展經濟活動：“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單憑人們的善意，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如果他能訴諸他們的自利心，向他們表明，他要求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對他們自己有好處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償。……我們期望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仁慈，而只是談論對他們的好處。”⑦斯密還說：“即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也并不一定對社會更糟。通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夠比在真正打算去促進社會利益的情況下更有效地實現這種結果。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了公眾幸福而從事貿易的人做過多少好事。”⑧對出于個人利益而形成的自由市場秩序，斯密進一步以“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說法來加以闡述。他說：“由于每一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產業(yè)，并努力指導那種產業(yè)，使其產出能達到最大值；每一個人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可能地增大。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增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于它究竟增進了多少……通過以使其產出盡可能達到最大值這樣一種方式來指導那種產業(yè)，他只盤算他自己的所得。在這里，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去實現一種并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⑨
斯密對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就是，他提出的符合“自然秩序”的經濟和諧發(fā)展的思想，即“一只看不見的手”原理。斯密對市場自發(fā)秩序的系統(tǒng)闡述使得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基本確立起來。與此同時，其他關于自然法的理念，關于個人自由與財產的自然權利以及自發(fā)秩序的社會理論，關于個人自由、有限政府、代議制政府與自由市場等原理的形成，都受到了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斯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在私有制社會內，特別在資本主義社會內，說明了市場經濟中現實存在的某些現象和規(guī)律，但這種客觀性是有限的。斯密的理論中包含了一些主觀個人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和違背歷史實際的錯誤觀點。
第二，英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展。李嘉圖贊成斯密對國家職能的看法和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觀點。他主張實行“商業(yè)完全自由的制度”。他相信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的一致性。他認為，只要完全取消國家干預，實行徹底的經濟自由，個人就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本和勞動，社會利益就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增進。如果一切國家都取消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相互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各國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資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增進。
斯密的思想建立在啟蒙學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觀念上，而李嘉圖的思想則除此之外還建立在邊沁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斯密時代啟蒙學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觀念已開始被一些人發(fā)展而走向空想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批判武器已被人有時用作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武器。這時，資產階級的新的武器則是應運而生的杰里米·邊沁的個人功利主義。
邊沁繼承和發(fā)展了洛克和愛爾維修、貝卡里亞等的人性論和實用性功利觀點。他認為，社會是完全從屬于個人的“虛構的機體”；個人利益是人類行為的準則，即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就是每個人個人利益的加總，就是社會利益。這也是邊沁功利主義的口號和公式。邊沁認為，功利主義不僅應當作為個人行為的指導原則，而且應該成為立法者活動的標準。盡管邊沁不承認所謂“自然秩序”的觀念，但他主張國家不要干涉經濟事務，要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
李嘉圖認為，只有資產階級個人利益的實現，可以保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也同時保證了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其具體辦法就是實行經濟自由主義。這樣，李嘉圖的思想基礎就完全站在了邊沁的資產階級個人功利主義一邊。不過，李嘉圖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認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的。他企圖以“自然因素”去尋找其根源。
李嘉圖在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下，從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出發(fā)，否認經濟中存在真正的經濟危機。在這方面，他接受了其他經濟自由主義者如薩伊和詹姆斯·穆勒否認自由競爭會導致生產過?；蚪洕C的觀點。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則是19世紀中后期影響最大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他不僅繼承了早先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而且將其與功利主義結合起來。他還專門寫了《論自由》的小冊子。
第三，法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展。法國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是薩伊。薩伊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既來自于英國的亞當·斯密，也受到法國本國國情的影響。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迅速徹底地掃除了封建統(tǒng)治。在經濟上尚未得到充分發(fā)展就已經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在維護自身利益方面，遇到了同時崛起的無產階級的威脅。他們已經不能完全像英國那樣放心地任由資產者們完全自由地投入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中。
薩伊對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就是其被經濟學界冠以“薩伊定律”之稱的關于自由市場機制有效論的觀點。該觀點也被認為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具體闡釋。“薩伊定律”的含義在于，否認普遍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鼓吹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優(yōu)越性。其要點有三個：第一，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具有自我調節(jié)機制，它將使商品生產供求平衡；第二，利率能自動調節(jié)消費、儲蓄和投資，使儲蓄和投資相等；第三，商品最終總是以商品來購買的。“薩伊定律”包含的思想與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完全一致，所以為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成為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產生前的傳統(tǒng)信條。
“薩伊定律”在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由它引起的大論戰(zhàn)一直延續(xù)到當代，成為某種再生產理論和否定普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理論的依據。持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等，完全接受了“薩伊定律”的觀點。許多當代的新經濟自由主義者，如美國供給學派、現代貨幣主義學派、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仍然在信奉和追隨“薩伊定律”。
第四，奧地利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奧地利學派形成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邊際革命的三個重要代表，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法國的瓦爾拉斯都是贊成經濟自由主義的，但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互有不同。奧地利學派的奠基者門格爾在經濟自由主義方法論的理論基礎方面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他強調了個人主義這個經濟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出發(fā)點，指出經濟學就是研究個人有目的的行動的。所以，研究經濟學應該采取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同的立場和研究方法，就是說，不僅要研究人們經濟行為的后果，也要研究人們行為的心理動機。最合適的方法就是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奧地利學派看來，經濟秩序是隨時間自主發(fā)生變化的，并且將其與價值的變化聯系起來。在這方面，龐巴維克和維塞爾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
第五，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的影響。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想最早體現在托馬斯·杰斐遜于1776年發(fā)表的《獨立宣言》中。“這本宣言也許是歷史上最好的古典自由主義文獻。”⑩《獨立宣言》明確表明了人們的自然權利、政府的職責以及人們的政治權利，闡明了這些權利的平等性和基于自身權利的自由。美國基于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從此確立，并付諸實踐。當然，其中也包含經濟自由主義在內。《獨立宣言》所闡述的基本原則也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和依據。美國的自由主義表明，個人的自然權利是先于政府的。個人主義、自然權利和自由市場發(fā)展的邏輯結果，導致了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法律確認。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歷史意義。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產生和迅速發(fā)展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積極的歷史意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產生于封建社會末期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其反對封建專制和經濟干預的主張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歷史意義。其次，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從人的自然要求角度，反對人身行為和精神活動方面的外在制度束縛，也具有追求人的解放、反對宗教壓抑的積極意義。再次，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相信人們在本質上具有相互協(xié)調自身利益而形成社會秩序的智慧和能力。這也是合乎他們崇尚自然規(guī)律思想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正確性。最后，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的較快發(fā)展，其主張的自由市場秩序具有較前高得多的生產率，為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證，也提供了文化發(fā)展的基礎。這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第一，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在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同時，也放任了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了“金錢至上”和“物質利益至上”觀念的滋長與發(fā)展，以及階級分化和差距的擴大，并將這些視為正當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予以接納和維持。第二，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實踐結果之一，是產生時間長度不一的周期性經濟下跌或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甚至是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規(guī)模深刻的經濟蕭條。經濟危機出現的結果，不僅直接打擊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財富浪費。第三，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最先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較早的國家，最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先發(fā)達的英國等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在國內，它最符合大企業(yè)、大壟斷組織的利益，也最符合以此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在國外，它最符合經濟最發(fā)達、競爭力最強的國家的利益，如英國。第四，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默認了原始資本主義的資產所有權現狀，而不問其獲取過程是否公平、合理。例如英國原始積累期間的“圈地運動”和殖民活動就是充滿暴力掠奪的血腥歷史。
新經濟自由主義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蛻變。20世紀20～30年代，造成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改變。19世紀高歌猛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各國都陷入了嚴重蕭條。“到20世紀30年代，三種不同的經濟生活組織形式看起來比自由市場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它們分別是：蘇聯模式，德國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國、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國家政策而產生的經濟生活組織模式。盡管上述三種經濟生活組織模式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這是古典自由主義沒有想到的。”?所以，當上述三種經濟體制出現后，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就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與政府力量結合。而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也是以同政府力量適當妥協(xié)與結合的方式存在的。二戰(zhàn)前后的芝加哥學派，二戰(zhàn)后的新古典綜合派、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等，都具有這種特點。
20世紀初期的時候，歐美各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基本沿襲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在英國以倫敦學派、劍橋學派為主要代表，既堅持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tǒng)，在形式上也接受以劍橋大學馬歇爾的經濟理論體系為代表的、具有一定折中色彩的經濟自由主義。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由于經濟形勢的發(fā)展和變化，以及斯拉法和瓊·羅賓遜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質疑，而開始向新古典經濟學發(fā)展。
20世紀20～3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倫敦學派、劍橋學派、美國的芝加哥學派、德國的弗萊堡學派以及堅持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的米塞斯和哈耶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成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讓位于國家干預主義的階段性標志。新經濟自由主義也在這一期間開始醞釀。事實上，在經濟大蕭條之前，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已經受到挑戰(zhàn)，開始發(fā)生一些變化。盡管在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戰(zhàn)中，米塞斯與哈耶克再次闡述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但皮羅·斯拉發(fā)質疑經濟收益遞減規(guī)律，瓊·羅賓遜和張伯倫修改完全競爭理論，不完全競爭理論與壟斷競爭理論被提出；同時，在圍繞克服經濟大蕭條和對抗社會主義思潮的論戰(zhàn)中，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受到了很大沖擊，政府干預經濟主義思潮對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些都為新經濟自由主義的醞釀提供了先導。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一書問世，正式掀開了新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形成的篇章。而《通往奴役的道路》則被看作新自由主義基本理論的宣言書。?1947年，哈耶克等人組織了瑞士朝圣山學會，正式形成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松散組織。他們鼓吹完美的市場運行及其自我調控機制的有效性，猛烈抨擊國家干預主義的各種政策主張，明顯劃清了經濟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的界限。這就是始終堅持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非主流派。盡管這時的新經濟自由主義中也包含了后來成為主流的、另一類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但在戰(zhàn)后最初的十幾年間，兩類新經濟自由主義都處于非主流狀態(tài)。
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展。第一，兩類新經濟自由主義。所謂“新”經濟自由主義，就是在新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下的經濟自由主義，其核心依然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所以，新經濟自由主義不過是經濟學界的保守派，而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們卻是經濟學界的自由派。不過，二戰(zhàn)后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內部是可以分為兩類的：一類是以哈耶克和新奧地利學派為代表的居于非主流、非主導地位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另一類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居于主流的和主導地位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哈耶克認為，自由主義的這兩種類型從19世紀就開始出現了。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的根基是個人主義，而真正的個人主義導源于18世紀英國的啟蒙運動，亞當·斯密則是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典型代表。另一種偽自由主義則植根于法國和歐洲大陸國家的理性主義，起源于笛卡爾，典型代表是“百科全書派”和重農主義的傳統(tǒng)。哈耶克認為：“……這種理想主義者的個人主義總是有演變?yōu)閭€人主義的敵人——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的傾向。”?這兩種自由主義一直延續(xù)下來，影響到新經濟自由主義。
前者對于市場經濟的本質、哲學基礎、市場秩序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但是，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卻不具有直接的影響。前者認為完全自由的市場秩序是最合乎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經濟運行環(huán)境，因此，要將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在貨幣發(fā)行問題上也主張實行真正的“自由放任”。后者實際上在其內部也有所區(qū)別。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等），是承認政府干預的作用的。這種新經濟自由主義對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運行發(fā)揮著主導作用，占據著主流地位。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則完全否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從而走向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極端。他們更多滿足于對“理想的”和“理性的”自由市場的憧憬，并純粹運用技術分析手段來論證現實市場的缺陷和“理想市場”的優(yōu)越性。這種新經濟自由主義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也有一定的影響，而他們在經濟理論界和思想界所產生的影響更大，且在日益增強。
第二，德國（西德）新經濟自由主義。二戰(zhàn)后世界經濟的中心轉移到美國，而戰(zhàn)后美國在幾十年時間內都是國家干預主義在經濟學界占據主流和主導地位，所以，新經濟自由主義在這段時間內的影響并不太大。這一時期的唯一例外是在戰(zhàn)后進行經濟恢復的德國（西德）。
早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經濟學界就存在著與納粹政府管制的經濟秩序相對立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派——弗萊堡學派。這個學派的特征是新自由主義，致力于形成一種既是整體又受某些原則指導的經濟政策，并“根據經濟運行的要求為經濟設計法律框架”。?這就是在法律框架下，由政府出面保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社會市場經濟。盡管德國當時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內部實際上是兩個學派?，但他們關于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基本見解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張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秩序。
在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政府領導下，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政策實踐最終創(chuàng)造了戰(zhàn)后德國（西德）的經濟奇跡。德國（西德）新經濟自由主義在國內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情況與二戰(zhàn)后美國的情況截然不同，是二戰(zhàn)后的一種特例。但是，德國（西德）新經濟自由主義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干預。在這一點上，它與美國20世紀70年代后逐漸占據主流地位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如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具有某種相似性。
第三，美國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展。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的“經濟滯脹”導致凱恩斯主義出現危機，為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活躍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機遇。在這種形勢下，“貨幣主義和其他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和其他許多政府干預經濟理論在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一方面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傳統(tǒng)理念，另一方面，針對當時的通貨膨脹問題提出貨幣政策主張。在弗里德曼看來，價格機制是自由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最重要方面，市場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價格進行的，因此，價格形成機制必須避免干擾。凱恩斯主義的廉價財政政策破壞了價格形成機制，造成了嚴重通貨膨脹的惡果，拖累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從恢復正常的價格機制入手，讓市場自己正常發(fā)揮作用。弗里德曼的藥方是，實行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通過嚴格控制貨幣發(fā)行速度來控制貨幣數量，從而達到逐步降低乃至最終消除通貨膨脹的目的。弗里德曼的理論依據是他重新表述的現代貨幣數量論。弗里德曼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在社會上和理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后來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成為新經濟自由主義崛起的旗手和主要代表。弗里德曼影響的擴大標志著新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的重新得勢。
在弗里德曼理論啟發(fā)下，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都以復活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為己任。隨著經濟形勢的發(fā)展和時間的推移，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的理論觀點被逐漸整合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中。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最終成為新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他們一方面堅持自由競爭市場秩序優(yōu)越性的理念，另一方面通過強調人的完全理性會導致干預政策完全無效，將其觀點推向極端。
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框架之下，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又從分析技術上派生出來。這個學派信奉自由市場經濟是最佳秩序，運用一般均衡（即普遍均衡）分析觀念和方法，說明自由市場經濟下的任何經濟狀況都是經濟活動參與者理性的最佳行為的結果。經濟活動的起伏跌宕不過是外來的“技術沖擊”的結果。
在新經濟自由主義浪潮沖擊下，到目前為止，連多少還贊成一點政府干預必要性的所謂“新凱恩斯主義者”，也在向前者靠攏。盡管2008年美國發(fā)生了金融危機，歐洲也發(fā)生了主權債務危機，但新經濟自由主義占據主流地位的情況在美國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沒有大的改變。
總之，在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復興的過程中，現代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對西方經濟學影響最大，它們改變了宏觀經濟學發(fā)展的方向，在方法論方面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另外，新奧地利學派所復活與發(fā)展的“原教旨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在論證市場的本質和作用方面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第四，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全球推廣。20世紀80年代后，新經濟自由主義集中反映在所謂“華盛頓共識”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以“華盛頓共識”為指針，實現經濟全球化，保證美國的經濟利益。但一些拉美國家實行新經濟自由主義遭受困境的事實、2008年美國爆發(fā)的金融危機和其后發(fā)生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都沉重打擊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勢頭。
新經濟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影響的擴展，或者說其全球化推廣，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智利實驗。1973年，智利軍事獨裁政府通過受教于美國新經濟自由主義旗手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一批經濟學家（俗稱“芝加哥小子”），最先在拉丁美洲推行新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到20世紀80年代，拉美不少國家基于自身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和美國治理通貨膨脹的新經濟自由主義（貨幣主義）經驗，相繼接受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
1989年，在世界銀行主導下，曾擔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約翰·威廉姆森執(zhí)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tǒng)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tǒng)一匯率、消除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阻礙以及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yè)的管制等。這一整套得到世界銀行支持的、以新經濟自由主義為基調和主要內容的方案，就被稱為“華盛頓共識”，成為新經濟自由主義向世界范圍推廣的指導方針?！度A盛頓共識》的出籠，成為新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初步總結和進一步推廣的宣言書，使新經濟自由主義掀起新一輪蔓延高潮。
不過，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東亞和拉美金融危機開始令所謂“華盛頓共識”及其相關理念在發(fā)展中國家名聲掃地，尤其是單純依賴國外資本的思路。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所引發(fā)的國際經濟蕭條，更使發(fā)展中國家對于鼓吹“私有化、小政府、去管制、低稅收”的新經濟自由主義模式進行了認真思考和質疑。很多國家既在一定程度上贊同發(fā)展市場經濟、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同時也主張要避免過度依賴自由市場，要加強金融監(jiān)管。
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影響。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代表的新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對發(fā)展中國家推行“外資推動型”的、“進口替代”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發(fā)展中國家對外國資本實行門戶開放。實踐證明，作為其“試驗田”的拉丁美洲國家變成了附屬于美國的經濟一體化“災區(qū)”。“拉美的貧困率從1980年的40.5%增至1999年的43.8%，從那時開始，一直保持在44%（這意味著在拉美有2.2億窮人），另外有4500萬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貧困線25%，屬于‘非貧困人口，但淪為貧困人口的風險性極高’。”（17）“然而，新自由主義最失敗的地方還不是貧困。拉美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成為全球收入公平情況倒退最快的地區(qū)。除古巴外，拉美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著30%的收入，情況最嚴重的國家，最富有的人口占有著35%的收入，在巴西，這一比率高達45%。這10%志得意滿的富人的收入水平比拉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19倍。”（18）在事實面前，到21世紀初，在許多原先主張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拉美國家，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宣告反對新自由主義。
新經濟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轉型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休克療法”給俄羅斯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傷害，經濟衰敗、物價飛漲、少數人借機大發(fā)橫財，使俄羅斯經濟整體倒退了好多年。
提出和鼓吹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美國本國，也在一定程度上嘗到了惡果。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導致美國經濟的多年倒退和呆滯，而且引發(fā)了全世界的經濟蕭條。
新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興起和向世界范圍推廣的時期，恰逢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時。在中國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后，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各種主張也借機進入中國，對中國的理論界、學術界和政府政策的制定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和形式主義理論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知識分子的好感。在它的誤導之下，一些人認為美國就是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好典范，中國就應該以美國的經濟制度為榜樣進行改革。盡管各國經濟發(fā)展的現實已經證明，新經濟自由主義的“藥方”絕不是拯救和改善發(fā)展中國家的“秘訣”。但時至今日，一心向往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的人，仍然對新經濟自由主義及其政策心存幻想。
隨著海外留學人員陸續(xù)回國，在國外接受新經濟自由主義熏陶的經濟學人，看待中國的經濟問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其思想方法的影響。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不少經濟工作者習慣于按照理想的經濟模型去分析中國現實問題，結果是“洋八股”泛濫，真知灼見甚少，甚至主張按照新經濟自由主義模式改革中國經濟體制。不少經濟學刊物也追求發(fā)表形式主義論文。國內高校也以在國外發(fā)表的經濟論文為榮，將結合本國國情、為真正解決本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放在一邊。
總的看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特點就是，在堅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內在穩(wěn)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條基礎上，反對政府干預。在分析方法上，他們力圖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上，以精確的數學形式證明自由市場秩序的邏輯合理性與正確性。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他們更是將“華盛頓共識”作為標準，向全球（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推廣，以獲取美國等經濟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
如何看待新經濟自由主義
客觀地講，從反對凱恩斯主義干預政策片面性的角度看，新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關于自由市場經濟秩序包容經濟不確定性的觀點和競爭出效率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新經濟自由主義在壟斷在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況下，鼓吹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一方面是罔顧事實，不合時宜；另一方面是放任大公司和大財團在市場上的優(yōu)勢地位，對整個社會不利。其次，新經濟自由主義是以一種片面性，如片面強調供給和市場的有效性，來反對另一種片面性，即凱恩斯主義的干預主義經濟政策。再次，新經濟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推行，主要是服從于經濟發(fā)達國家的利益要求。其結果是使發(fā)展中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缺乏有效管理和對外競爭力，為發(fā)達國家的利益敞開門戶，而發(fā)展中國家卻深受其害。一些拉美國家的慘痛經歷就是證明。第四，新經濟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往往沉醉于并不存在的理想狀況之中，以在這種理想狀況下的分析結論去衡量或要求實際經濟，造成理論嚴重脫離現實，以至于這些理論被稱為僅僅滿足于課堂訓練的“黑板經濟學”。第五，新經濟自由主義否認宏觀經濟政策的必要性與現實性，將全部精力集中于抽象的、理想主義的理論推演“游戲”之中，在理論上越來越片面地強調形式主義的技術化手段，單純追求數學邏輯的嚴密性，而忽視經濟上的現實性與合理性。這就使得其日益成為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而與現實沒有多大關系。
從我國改革開放的角度看，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的確在運作市場經濟方面對于提高經濟效率和促進經濟發(fā)展有積極意義。比如，競爭有助于調動個人和企業(yè)的積極性、提高效率的觀點；市場能夠較快反映經濟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理價格、調節(jié)經濟供求的觀點，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具有積極的參考和借鑒意義。當然，由于經濟活動的必然聯系，在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條件下，我們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市場經濟活動規(guī)則之外，也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遵循共同的游戲規(guī)則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在這些方面，經濟自由主義的某些主張也還具有暫時性的借鑒意義。
但自由市場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西方經濟學家普遍承認，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具有產生壟斷、降低經濟效率的傾向和作用；市場信息在事實上的不對稱極大地妨礙了效率的發(fā)揮；市場機制本身在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上具有局限性；市場經濟對解決公共物品問題無能為力。這些都是需要從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限制和規(guī)范的。此外，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強者通吃”機制，其造成收入分配和利益上兩極分化的弊病，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政府政策來加以調節(jié)。“優(yōu)勝劣汰”的機制也具有兩面性，如何對待被淘汰的企業(yè)和個人，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政府都是一種考驗。
2008年美國爆發(fā)金融危機，并引發(fā)了世界性經濟衰退。這場金融和經濟領域的危機影響深遠，各國至今尚未徹底走出其陰影。對于這場危機發(fā)生的原因，眾多經濟學家紛紛進行探討，發(fā)表了各種見解。
除一些較為直接的和表面的因素之外，很多人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后，新經濟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對經濟社會的作用和影響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原因。一些人開始意識到美國推行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惡果。英國沃里克大學商學院政府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科林·克勞奇教授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后，“從新自由主義思想中獲益良多的利益集團——巨型企業(yè)，尤其是金融業(yè)的巨型企業(yè)——的社會影響卻絲毫沒有受損。雖然正是銀行業(yè)的錯誤行為導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這場危機卻使銀行業(yè)變得更加強大。因為新自由主義認為銀行業(yè)對新世紀美國經濟的發(fā)展至關重要，所以必須千方百計地保護銀行，使銀行不用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買單。……更可笑的是，持續(xù)向銀行業(yè)提供補貼被視為是可以使金融業(yè)回復活力、使全國經濟得以恢復的必要而合理的舉措，要知道這些補貼大部分來自納稅人為‘救市計劃’作出的貢獻”。（19）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希勒說：“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總能產生好結果的思想是危險的。”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說：“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20）長期信奉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在危機發(fā)生后，也表示：“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產業(yè)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日本經濟評論家內橋克人也說：“市場萬能、競爭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是就業(yè)體系破壞，社會紐帶斷裂。”（21）連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推行者和政策制定者、執(zhí)行者，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過去錯誤地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調節(jié)金融體系而無需政府加強監(jiān)管”，而銀行自我調節(jié)能力的全面崩潰令他“萬分震驚，感到難以置信”。（22）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經濟自由主義并未完全喪失其影響力。當前，新經濟自由主義仍然在美國和一些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一些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奉者仍然認為新經濟自由主義是根本的、具有生命力的經濟秩序的指導思想，仍然在不遺余力地向發(fā)展中國家推銷其主張。一些在西方國家接受教育的經濟學人也對新經濟自由主義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
古巴的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教授在2008年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前夕就出版過一本書——《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義》（2007）。他認為，經濟自由主義的生命力源于多種因素：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所包含的內涵豐富的哲學思想、世界觀、價值觀，其理想模式在私有制下的吸引力，以及精致的形式邏輯和智力吸引力等。對于新經濟自由主義，他說：“無論是基于不真實的假定的比較優(yōu)勢，還是邊際主義以及那些一般均衡的模型；無論是生產的功能，‘理性選擇’，還是用以反映在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發(fā)生的各種事件的數學模型，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想所賴以存在的不過是優(yōu)雅的邏輯和強烈的智力吸引力。”（23）“形式邏輯的基礎是一系列不切實際、違背歷史的假設和前提，而正是這些不切實際的、違背歷史的假設和前提決定了自由主義的結論。這些假設和前提就像是麻醉大腦的陷阱，人們一旦接受它們，就會落入優(yōu)雅形式的園囿。”（24）
利用現代數學分析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安瓦爾·沙克（Anwar Shaikh）對新經濟自由主義關于經濟思想的形式化表述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他說：“這些工具（指經濟學形式主義表述所使用的數學工具——引者注）從來就不是脫離內容而憑空產生的：它們無一例外地是在正統(tǒng)概念體系框架中開發(fā)出來的，至少，它們與那些隱藏起來的前提的關系被嚴格地審查過。那些前提就這樣被不知不覺地植入到分析工具中。正統(tǒng)理論傾向于僅僅將自己表現為一套客觀和中性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沒有哪門學科比得上數理經濟學。這主要是因為，數理經濟學的根基是對正統(tǒng)經濟問題進行幾何構建，而這些經濟問題本身就是以一系列概念（例如一般均衡、完全競爭、將利潤演化成為利益等）為前提的。在這里，幾何學的精確與正統(tǒng)經濟學的愚蠢充分混合，所形成的混合體其強度可能遠遠超過了其組成部分脆弱性的程度。輕薄的問題雖然用精確的方式提出，但歸根結底，也只能是精確的輕薄。”（25）
新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的是一種“勝者通吃”的市場經濟秩序。在這種經濟秩序之下，如果沒有適當的制約和調節(jié)，將永遠是有利于強者的“自由競爭”。所以，新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既是有利于國內大企業(yè)、大資本集團和統(tǒng)治者利益的，也是有利于大企業(yè)和大集團在國際競爭中的利益的。從歷史上看，在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情況就是如此。18至19世紀的英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提倡自由競爭，對其本國極為有利，而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力量不如它的國家則明顯不利。美洲新大陸以及德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正是對其進行的有利反抗。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顯然有利于美國這個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有利于美國大資本集團的利益。
經濟自由主義賴以存在和延續(xù)其生命力的基本出發(fā)點在于其對人性的認識。從人性的自然要求來說，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自由無可厚非。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作為一種指導經濟活動和經濟秩序的基本思想，從古典自由主義產生起，就帶有了強烈的資產階級色彩和烙印。所以，經濟自由主義從其產生至今，基本未能褪去資本主義的烙印。那就是，經濟自由主義所片面強調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立場和對個體利益的追求。對封建主義私有制來說，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展開經濟活動的自由市場經濟秩序具有明顯的效率優(yōu)勢，有利于更多的社會經濟利益，所以，資本主義戰(zhàn)勝了封建制度，并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從歷史的長度看）創(chuàng)造了無以倫比的經濟發(fā)展的奇跡。這正是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秩序引以為傲的理由。
資產階級視野的狹窄性就在于，他們將資產階級的立場和眼光當作所有人的立場和眼光，將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永世長存的、最合理的經濟制度，將自由市場經濟秩序看作最有效率、最符合所有人的自由要求和利益要求的經濟模式與機制。于是，在這種僵化和固步自封的意識下，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就總是被看作最理想的經濟秩序。
但是，歷史的發(fā)展永不停歇，經濟自由主義的缺陷和局限性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來。先是19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出現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對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缺陷的暴露，后是進入21世紀后資本主義國家所遭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梢詳嘌裕谛陆洕杂芍髁x的根本缺陷不能克服的情況下，危機的出現就是必然的、或遲或早的事情。
綜上所述，經濟自由主義既有其一定程度上的歷史進步意義，具有在今天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仍可借鑒之處，其未來仍然會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顯示其促進經濟效率的優(yōu)點，但它也存在著其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缺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應該設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極作用和影響。
注釋
①③⑩轉引自［美］大衛(wèi)·鮑茲：《古典自由主義》（入門讀物），北京日報報業(yè)集團、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55、42、50頁。
②［英］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5頁。
④轉引自［美］默瑞·N·羅斯巴德：《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思想：奧地利學派視角下的經濟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659頁。
⑤⑥［英］休謨：《休謨經濟論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5、69頁。
⑦［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3～14頁。
⑧⑨［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27～28頁。
??（19）［英］科林·克勞奇：《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11、1頁。
?（17）（18）（23）（24）參見［古巴］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義》，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3、28、28～29、15、15頁。
?［英］A·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4頁。
?［德］戈羅斯凱特勒：《論經濟秩序的設計：弗萊堡學派的貢獻》，沃克編著：《經濟思想史回顧》第2卷《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愛德華·艾爾加出版社，1989年，第39頁。
?一是以瓦爾特·歐肯（Walt Eucken）和弗蘭茨·伯姆（Frantz Bohm）為代表的“弗萊堡學派”（The Freiburg School），也叫“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學派”；二是以威廉·羅普克（Wilhelm Roepke）和亞歷山大·呂斯托（Alexander Ruestow）為代表的“社會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
（20）參見《讀賣新聞》（日本），2009年1月3日。
（21）參見《人民日報》，2009年3月23日。
（22）參見《國際先驅論壇報》（美國），2008年10月23日。
（25）轉引自［古巴］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義》，第16頁；安瓦爾·沙克：《價值、積累和危機》，波哥大第三世界出版社，1990年，第330～331頁。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Economic Liberalism
Wang Zhiwei
Abstract: The classic economic liberalism origina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 bourgeoisie revolutions. It opposes feudal autocracy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which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led the classic economic liberalism to give way to state interventionism. During that period, new economic liberalism also began to emerge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hile adhering to the basic tenets of capitalist free market economy which are internal stab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But after the 1980s, American new economic liberalism, especially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got the economy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trouble. Overall, economic liber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once been progressive in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but it also has inherent and unavoidable defects on the other. In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should try the utmost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its negative effect and influence.
Keywords: Keynesianism, liberalism, classic economic liberalism, new economic liberalis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作者簡介】
王志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周期及其理論的比較研究》、《世界性經濟危機：理論和現實的思考》（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