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自居于革命”的中國社會之中，重提“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的道路尤顯獨特。在胡適看來，無論國民黨、青年黨抑或共產(chǎn)黨（斯大林派及托洛茨基派），其所謂革命都不算“真革命”，不過“喊來喊去，也只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里變戲法”罷了。在討論“目的地”時，他特意強調“資本主義不在內(nèi)，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chǎn)階級也不在內(nèi)，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chǎn)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nèi)，因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nèi)，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而在下文中，胡適更捻出周谷城及“托陳取消派”有關“封建”的論說，斥之為“向壁虛造”。

1930年時，由中國共產(chǎn)黨黨內(nèi)與托派的爭論而引發(fā)的中國社會史性質大論戰(zhàn)在學界逐漸展開。論者爭論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階級屬性等馬列主義論題，爭辯當時中國是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抑或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封建勢力抑或是資產(chǎn)階級等。這些問題涉及國民黨、共產(chǎn)黨、托派等重要政治勢力的主義信仰、政治政策主張，故而也被視作中國革命最為根本的問題。但在胡適看來，此類爭論都是些不切合實際的空談，并無益于中國的改造和進步：“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貍精、魈山怪等等名目，然后畫符念咒，用桃木寶劍去捉妖”，“妖怪是收進葫蘆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舊在那兒呻吟痛苦”。31胡適等歐美海歸洋博士，對國共兩黨俄式論爭不感興趣，沒有加入其中去湊熱鬧，卻也“不避‘反革命’之名”，加以譏諷。他們以費邊社的形式論政，關注中國各種社會問題，而反對種種革命，這也正是胡適文章最可能吸引時人之處。32

“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在當時終歸也只是一句泛泛的說辭，似不像打倒封建階級、資產(chǎn)階級或帝國主義等口號那樣響亮干脆，沒有其所顯現(xiàn)的“更快捷”的效果。不過，若謂胡適此文并未涉及實際舉措，則多少有些不合。在敘述所謂積極目標之時，胡適對“治安”、“普遍繁榮”、“文明”、“現(xiàn)代”四詞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wèi)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fā)達的工商業(yè)、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jīng)濟制度、公共的救濟事業(yè)。‘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與普及。‘現(xiàn)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xiàn)代環(huán)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jīng)濟制度、教育制度、衛(wèi)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這樣林林總總的條舉，歸根到底都可算是制度問題、行政問題。而要解決此種問題，所需者正是熟悉和了解“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的“人才智力”，也就是“專家”。33

胡適、羅隆基等人有關專家政治的觀念，可溯至1922年的“好政府主義”；而以文化心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觀念頗有關系。34不過在此時，它更帶有現(xiàn)代科學的意味：“二十世紀的政治行政，已成了專門科學，二十世紀的行政人員，要有專門知識。”35所謂國家的問題、政治的問題，此時已完全變成行政的問題、技術的問題。后者無疑只可付諸經(jīng)過現(xiàn)代學術訓練的專家，而非政治正確立場堅定的黨員干部。專家政治的取向顯然回避了此一時期被國共兩黨視作政治之根本問題的國家性質、政權歸屬一類問題，而采取“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弊”的辦法，36使中國問題有計劃地、平穩(wěn)地得以解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平社同人對政治問題的回避，實際上是對現(xiàn)實政權所提供的政治秩序的一種認可。37

當然，所謂認可只是針對政治秩序本身，而并不延及提供秩序的政權當局和執(zhí)政黨派，更不必然囊括執(zhí)政者的執(zhí)政理念和政治思想。胡適本人就對國民黨奉作經(jīng)典的孫中山之學說多有不滿，甚至專門作文指責孫氏“知難行易”之說；而羅隆基所草擬的三十五條人權條款，以及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更是直指國民黨當局的政制規(guī)劃。雙方的政治思想之間，確有著相互抵觸的部分。但對于此時以胡適為首的平社同人而言，期望仍然存在。這種期望，以不甚恰當?shù)谋确蕉?，似乎是統(tǒng)治者與治理者（專家）間的一場交換：治理者對秩序的認可賦予了統(tǒng)治者以合法性，而統(tǒng)治者則將終結此前的行為模式，以政治事務托付于治理者。既然后者更了解現(xiàn)實，更富有行政知識，因而更有能力處理現(xiàn)實問題，那么，一切也都可以在其科學而合理的處置中漸趨完善。這樣，平社的論政也就不只是“坐而論道”，而將有一場實際的作為。

平社的政治作為與不作為

自胡適日記公布以來，學界不少人據(jù)其1929年5月11日的記述，將平社視作具有費邊社色彩的知識分子論政組織。確實，無論其成員的知識精英背景，學院書齋性的論政活動方式，還是溫和漸進式的政治主張，平社與英國費邊社皆有極相似之處。38此外，同費邊社領導人韋伯夫婦等一樣，以胡適為代表的平社同人亦不甘心于口頭論道。1929年4月26日，老同盟會員馬君武曾對胡適言道，“此時應有一個大運動起來，明白否認一黨專政，取消現(xiàn)有的黨的組織，以憲法為號召，恢復民國初年的局面”。胡適在此句話下寫道：“這話很有理，將來必有出此一途者。”39“一個大運動起來”是大的政治作為，無疑即是干預政治的表示。

然而，盡管“滲透”政策多遭非難，費邊社卻不但繼續(xù)發(fā)展壯大，且成為影響英國政治的不可忽視的力量；40而平社則在活動一年半之后不得不告以終結，非但不見其于時政產(chǎn)生多大影響，而且很快從人們記憶之中消失。這么巨大的反差著實令人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