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
禮治和法治。治理國家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法治，二是禮治。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崇尚禮治，傳統(tǒng)社會中的習俗就是禮的來源。在古代，禮有著廣泛意義，社會生活中，由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而形成的儀節(jié)?？鬃幼鳛槿寮覍W派的開創(chuàng)者，他主張要用禮治理人民、治理國家，不主張用法治?？鬃诱J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盛孟子一語道破“禮”的立足點是“人性善”。
西方崇尚法治，西方國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其法治的發(fā)展既呈現(xiàn)出鮮明的個性色彩，又包含著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國的傳統(tǒng)和國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規(guī)律。其實，不管是禮治社會還是法治社會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性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善或者惡來評判，所以我們要以政治國。這里說的“政治”，是指從人性的復雜性方面考慮，通過下級和上級之間的共同協(xié)作來管理好國家。以政治國靈活性強，易于操作，利于從實際出發(fā)，適用領域多，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規(guī)定，合理采用有效的措施和制度管理國家。
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法治、禮治以及政治這三種治理國家的方法都不是孤立運作的，在管理國家的實踐中大多加以綜合運用，而且?guī)缀醵际且?ldquo;政治”為主導方式。不同的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治相比較法治和政治而言用得比較多、比較廣，所施行的法制和政制都進一步傾向于禮制化；而在現(xiàn)代西方社會，用得比較多、比較廣泛的是法治，所施行的禮制和政制都進一步傾向于法制化。任何一個國家要想躋身現(xiàn)代化的民主強國，就必須正確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不過分注重某一個，使其相輔相成。
中西方科舉與選舉的相互交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選舉人才的方式是科舉考試，西方社會選舉人才的方式是選舉，這兩種方式都是世界人民對政治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中國自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嚴格而完備，將朝廷需要的官員素質作為考試標準，選出合格的官員，西方則是用投票的方式進行選舉，公投大家普遍認可的才俊?？婆e制度必須將朝廷需要的官員素質標準歸納為考試范圍，因此就要求主考官有較高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對相關領域非常精辟而獨到的把握。那些自身目前還認識得不太清晰的領域，不能作為科舉考試范圍。選舉制度要求選舉人有一定知識水平和良好的評估能力，并且要對候選人的能力背景有一定了解，這樣才可以保證“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這一民主原則的可行性。
受中國封建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和社會階層固化的影響，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大多是封建官僚地主的后代，此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考核方式并不是很科學，考試內容也不盡合理，有較強的主觀性。但是，較之以前的人才選舉方式，科舉制度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西方國家注重民主，其人才選舉的方式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在古希臘時代，城邦所有重大的關于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事項都必須由公民投票表決，其中選舉城邦的“第一公民”一定要由全體公民投票產生，但是他們對于公民的素質和能力則沒有硬性要求。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近現(xiàn)代西方社會在選舉制度方面有了重大改進：第一，學習借鑒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創(chuàng)造性地施行了文官制度，事務官是通過考試和考核的方式選拔出來的，而政務官則是通過投票選舉的方式產生的，事務官的占比大于政務官的占比；第二，現(xiàn)代西方社會大都實行間接選舉，并不像希臘的時候實行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可以有效地減少部分選舉人因為水平和能力的差異而可能造成的問題。
目前，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科舉和選舉這兩種選拔人才的方式正在漸漸交融。簡單來說，對于科舉制度而言，事前一定要集思廣益，多方征求意見，正確地規(guī)定考試時間、考試內容及判斷標準，并嚴格控制主考官的評卷標準，充分了解考試人員的素質，保證考試人員的能力和品格。對于選舉制度而言，要積極參與了解選舉人的能力和品格。經過不斷完善，目前西方國家實行的代議制就是這種階梯式的選舉制度，只是這種代議制并沒有充分了解選舉人的其他方面，所有人全部具備同等參選資格，仍需在實踐中不斷改進。
科舉制和選舉制沒有孰優(yōu)孰劣之分，關鍵是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實事求是地加以運用。具體來說，科舉制度可以用于我們認識得比較明確的認知范圍，而選舉制度應該運用于我們目前認識得還并不是很清楚的范圍。階梯式民主能兼顧基層民主和頂層民主，體現(xiàn)能力治國的原則，是比較科學的民主制。
五權分立。五權分立，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的基本原則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加上考試權、監(jiān)督權，實行五權分立。這樣做就是為了救治三權獨立的弊端，期望通過這種形式來建立五權互相獨立的新制度。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五權獨立的制度可謂中西合璧，將中西方文化價值取向的精髓融合在一起。五權分立思想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它產生的過程、動機以及制度的設計都體現(xiàn)出五權制度不是簡單地對三權制度的改造，更不是簡單地將兩權和三權相加，它是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碰撞結合的創(chuàng)新。
柏拉圖提出的三部協(xié)調制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權力運行機制的突破?？梢哉f，三權分立制是與選舉制相配套的制度，三部協(xié)調制是與科舉制相配套的制度?，F(xiàn)代西方民主國家將公務員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將中西方選舉人才的方法有機結合起來，即將中國的科舉制和西方的選舉制有機結合。其中，人們通過選舉的方法選拔心目中理想的政務官，而事務官則是以科舉的形式遴選出來的優(yōu)秀人才。
選舉制適用于選舉人的知識、能力基本相同的情況，科舉制適用于事件和工作內容比較清晰的情況。封建社會的科舉制是中國文明最亮麗的果實之一，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它構成封建官僚體制中最中堅的龍骨，延續(xù)近兩千年，較為公平有效地維持了封建社會的官僚秩序，體現(xiàn)了古代的原始公正，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為來自各階層的優(yōu)秀人才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晉升通道，其有效性和科學性保證了國家的穩(wěn)定發(fā)展。
柏拉圖有句名言：靈魂有多少形狀，國家就有多少形狀。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制度，因為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適應本國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fā)展而生長和發(fā)育起來的。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民主制，該制度適合資本主義階級發(fā)展與生存的邏輯，是建立在資產階級長期統(tǒng)治經驗上的一整套的統(tǒng)治模式。國家的形態(tài)是民主，西方的民主制從國體來講就是資產階級專制。在傾向于政治平均主義的民主追捧者眼中，每個公民不分能力高低、知識多少，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權。而崇尚能力治國的民主制則打破了政治平均主義，很好地彌補了其缺陷，把知識、能力水平不一的公民，劃分成不同的等級。在西方，人民所擁有的廣泛平等的民主是名義上的，現(xiàn)實中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實際上的不平等代替了名義上的平等，事實上的不公平代替了法律上的公平。我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正是彌補了資產階級民主的這一缺陷，提出了“五權分立”。
整體思維與個體思維的交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念強調集體、整體和群體等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決定了國人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思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念恰恰相反，他們崇尚個體，這種個體觀念決定了西方人的個體思維方式。
整體思維是從事物的整體角度出發(fā)進行認識，考慮的范圍較廣，需要時間的驗證，并要經過實踐活動的檢驗才能得出結論，但是往往導致對某一個體事物不能有特別清晰的認識。個體思維是從事物的個體和局部角度進行認識，得到的結論具有清晰、精細等優(yōu)點，其缺點是適用范圍比較窄，經不起時間的檢驗。由此可見，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都各有其優(yōu)缺點，最好的方式是將兩者結合，在謀劃整體問題時顧及個體，在認識個體時不忽視整體，使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
美麗中國是發(fā)展趨勢，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客觀要求，當工業(yè)文明在世界中日益凸顯，提高中華國際影響力成為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需要。我們要汲取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借鑒西方國家優(yōu)秀精華，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提供豐厚滋養(yǎng)，這也是增強我國軟實力，煥發(fā)中華獨特魅力的重要源泉。此外，要積極汲取西方國家文化中的個人價值觀念、民主思想中的寶貴經驗，積極利用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化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思維弊端。
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的交融。如果把十六、十七世紀的科學研究和現(xiàn)代的科學研究進行一番比較，可以很清楚地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不同，以前的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只注重個人能力，只要有足夠的智力和耐力，外加哲學作為基礎和引導，研究者個人只要憑借感官感受和實驗工具，就有可能獲得一些重大的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例如經典物理學的巔峰之作—偉大的牛頓三大運動定律以及萬有引力定律，就是在這樣的主客觀條件下發(fā)現(xiàn)和產生的。研究器材就會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得到意想不到的研究結果，比如愛因斯坦發(fā)明電燈、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牛頓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等等。
隨著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需要更高的條件和智力，因而轉向主要依靠國家和團隊共同努力，而不是只憑借自己本身的力量就可以獲得驚人的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F(xiàn)代科學研究講究團隊合作，還需要高科技的研究器材，這些器材費用高，只有國家和社會投資的加入才能夠達到期望。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中的“社會本位”傾向，是由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運行形態(tài)所決定的，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政府有強大的掌控能力和治理能力，這種強大的執(zhí)政能力使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有能力開動國家機器，發(fā)動一切社會力量去完成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項目。我國古代封建社會在當時世界上科技社會發(fā)展水平最為發(fā)達，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導致其政府對社會的掌控能力相對較弱，許多巨大的項目和工程通常是由個人或企業(yè)去完成。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崛起依賴于他們先進的科技水平，究其原因是得益于西方國家較早地產生了科學的萌芽，科學的發(fā)展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西方早期形成并一直延續(xù)的個體本位思想，使科學發(fā)展有了四百多年的傳統(tǒng)，并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
在科學萌芽初期，科研成果的大小主要由研究者自身的能力決定，政府的影響并不是很大。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fā)展，政府的影響力和對科技的促進作用日益明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影響當今世界經濟獨立的一個重要因素，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在國際上的地位。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呈現(xiàn)的是，政府在用科技來帶動經濟發(fā)展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國家在以科技帶動經濟發(fā)展方面的作用是積極的。
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我國應明確未來的發(fā)展目標，加強對外交流，積極主動汲取西方國家有益的、行之有效的文化價值觀念，從而培育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建設、逐步培養(yǎng)自主開發(fā)能力，堅持科技強國的戰(zhàn)略，使國家迅速發(fā)展，不斷壯大。
（作者單位：江西服裝學院）
責編/于巖（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