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國家神道、軍國主義在近代日本是如何銜接并影響著日本乃至亞洲社會的發(fā)展歷程，這是一個復雜的思想史研究課題，也是探尋近代日本社會發(fā)展路徑的綜合性研究課題。明治維新后武士階層的作用被新的征兵制所取代，武士的特權被剝奪。隨著明治維新各項改革政策的實施，全盤西化所帶來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崩潰的弊端逐漸顯現(xiàn)。日本雖然在1885年成立了第一屆內(nèi)閣，1889年頒布了亞洲第一部憲法。但是直到1918年原敬內(nèi)閣出現(xiàn)之前，日本實施的并非真正的“政黨政治”。由于領事裁判權19世紀末才收回，關稅自主權直到明治末年才得以收回。起于19世紀70年代的“民權”運動逐漸被“國權”呼聲所淹沒，落魄武士及其后裔以“浪人”的形象出現(xiàn)，形成下層社會民族主義土壤。這批人有國粹主義者、亞細亞主義者、日本主義者，他們倡導天皇主義、國粹主義、亞細亞主義、日本主義，他們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chǎn)主義，對政府與西方列強搞“協(xié)調(diào)外交”耿耿于懷，他們排外、尊皇、主張向亞洲擴張利益，并準備與俄美決一死戰(zhàn)。這些人是形成日本右翼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日本“國家主義”運動的“生力軍”。

經(jīng)過明治維新的改革與淘汰，武士階層連同其特權都已不復存在。但是，經(jīng)過國家神道的整合與國家主義運動的洗禮，那種存在于大和民族血液中的武士道精神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在軍國主義的召喚下更煥發(fā)出其頑強、殘忍與令人震驚的“活力”。新渡戶稻造曾寫道，作為武士道“武勇文德的教義已經(jīng)解體，但其光輝與榮譽會超越廢墟獲得重生，它如同櫻花，在四面來風吹得花瓣隕落之后，還能將其祝福的芳香溢滿人間”。②

進入20世紀后，我們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復蘇。在戰(zhàn)后和平主義的微風細雨中它散發(fā)的是鮮花的芳香，但是，在戰(zhàn)前軍國主義的狂風暴雨中它帶給人間的卻是血雨腥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軍的殘忍殺戮以及對自己性命的輕視讓人們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再現(xiàn)。“不要命”和“要人命”可以說是武士道精神最直白的表述，而這些在日本軍人的身上得到充分體現(xiàn)。日本軍人不僅不尊重別人的生命，也拿自己的生命不當回事，這在“神風敢死隊”身上已經(jīng)得到驗證。

本來，武士盡忠的是自己的主君，也就是小集團的首領。但是，在近代中央集權制度下，藩閥解散，大政奉還，萬世一系的天皇成為日本民族的“現(xiàn)人神”“忠主君”變成“尊天皇”。在不滿明治政府西化路線后，保守階層、民族派以及武士后裔便打著“尊皇”的旗號開展國家改造運動。該運動的主力軍主要來自民間右翼和軍人階層。如“國粹派”右翼組織玄洋社、黑龍會，代表人物是頭山滿與內(nèi)田良平；“革新派”右翼組織老莊會、猶存社，代表人物是北一輝、大川周明；軍界“皇道派”中下級軍官及其策劃的軍事政變，代表人物是西田稅；軍部上層掌握權力的高級軍官，他們確立了戰(zhàn)時體制，并使軍國主義建設達到頂峰并最終消亡，代表人物是石原莞爾和東條英機。

日本武士崇尚像一夜之間香消玉殞的櫻花那樣在片刻耀眼的美麗中達到自己人生頂峰的精神境界。當武士道經(jīng)過國家主義而與軍國主義銜接時，其在傳統(tǒng)文化的支撐下會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軍事能量。所謂“國家主義”就是將國家作為最高價值，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國家至上，個人從屬于國家。在國家神道推動過程中，日本被認為是“神國”，天皇是神的化身。國家主義經(jīng)過一番整合之后基本定位在擴張日本國家利益的框架內(nèi)。“肇國精神”“國體精華”“八纮一宇”成為軍國主義教育的關鍵詞。所謂“軍國主義”是指，將軍事力量提高的戰(zhàn)略高度，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將綜合國力集中到軍事建設的國家體制和教育體系，其特征是實施非民主的獨裁政治。

1973年12月19日，在第72屆國會的眾議院建設委員會的答辯中，時任內(nèi)閣官房副長官大村襄治把“軍國主義思想”定義為“將一國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教育等組織動員到戰(zhàn)爭中，認為只有通過戰(zhàn)爭才能發(fā)揮國家威力并使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文化從屬于軍事的思想”。毫無疑問，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正是這樣一部軍國主義戰(zhàn)爭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