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道：重傳、重改、重引領

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學是社會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無不如此?！秾W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治國安民，第一要務就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學承載著巨大的文化責任，最要者有三：傳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領文化。

重傳，就是注重傳承文化、傳播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國度性，所以，大學首先要傳承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藝、精彩紛呈的文學藝術、充滿智慧的哲學思想、深刻完備的道德倫理等，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內(nèi)容。作為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它已滲透在中國人的血脈中，成為我們共有的文化基因，一直有力地制約和規(guī)范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當然，我們也要學習、吸收優(yōu)秀的外來文化。民國時期許多大學校長都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工程的擘畫者與建設者。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文化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有優(yōu)秀與平庸、高尚與低俗、先進與落后、科學與愚昧之分，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改造與改良，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顯得尤有必要。例如，吳貽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時，卸任校長德本康夫人在現(xiàn)場重申金陵女大的創(chuàng)辦宗旨是“培養(yǎng)具有基督人格精神的人”，為中國“訓練基督徒婦女領袖”，以促進“中國基督教化”。吳貽芳則在就職致辭中提出金陵女大開辦的目的是“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她把金陵女大辦學的重心暨校園文化的重心“由擴展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轉向了為國家培養(yǎng)有學問、有道德、有服務社會本領的人才上”。蔡元培希冀利用外國的“科學方法”，達到在我國的學術與文化方面能有“更進之發(fā)明”的目的：“研究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fā)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

重引領，就是注重引領文化、引領風俗。蔡元培認為大學要以“引領社會、服務社會”為職志。就前者而言，作為“社會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學在社會道德建設上要以身作則，力矯頹俗，進德修養(yǎng)，擔起培育社會公德的責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關于大學的三重使命說，把大學的引領功能詮釋得十分透徹：大學不僅要承擔改良社會、服務地方之重責，而且須肩負弘揚社會道德的神圣使命，成為“社會燈塔”與“海上之光”。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認為大學有兩大使命，一個自然是培養(yǎng)人才；另外一個就是“向國家人群供給思想學術、新發(fā)明、新創(chuàng)造”，“以備國家人群之用，而增進人類之福利”——他甚至把這一條放到了“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學術，能發(fā)明、能創(chuàng)造、能領袖群倫的人才”之前。蔡元培認為，大學對于社會的兩大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引領，就是“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作為“社會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學在社會道德建設上要以身作則、力矯頹俗、進德修養(yǎng)，擔起培育社會公德的責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有感于“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分子腐敗，不能無影響于全體”，“私德不修，禍及社會”，蔡元培發(fā)起成立了名震京師的“進德會”，立志與社會濁流作斗爭，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郭秉文主張大學要預判和引領社會的發(fā)展，為改良社會，為提升社會的文明程度等，做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大學對于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是郭秉文提出來的。這反映了一位大學校長的角色自豪感、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對自己之品性行為負修養(yǎng)之責任”；“對于同學之品性行為負規(guī)勸之責任”；“對于本校校風負鞏固發(fā)揚之責任”；“對于本校附屬學校之訓育負協(xié)助之責任”；“對于本校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聯(lián)想到郭秉文所說的“一校行之有效，則推及于全國，我國教育之前途，庶幾有為！”這句話，如果大學都能“對于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則高等教育對于社會之引領便會蔚成風氣。這種引領“似可說是與教學、科研、服務等量齊觀的高等教育的‘第四職能’”。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大學要“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恢弘設想更是把大學的引領功能放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