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將是全球經濟調整最關鍵的一年。世界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各自為陣、以鄰為壑、轉嫁矛盾所帶來的負外溢效應，正在增大全球經濟調整風險。各國經濟只有同舟共濟、增強合作，才可能共渡難關。

【關鍵詞】全球經濟 調整 風險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的世界經濟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主題詞：

“低迷”。首先是全球經濟缺少活力、動力和長期增長潛力。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僅3.1%，低于201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其次，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形勢很差。據(jù)WTO的數(shù)據(jù)，按美元計算，2015年前10個月，全球出口值下降的幅度超過了11%，其中美國下降了6.5%，歐盟下降了13.2%，日本下降了9.5%；中國僅下降2.5%，成為優(yōu)等生。再次，2015年全球直接投資規(guī)模仍低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前的2007年。2007年為1.88萬億美元，2015年預計為1.7萬億美元。

“分化”。首先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經濟出現(xiàn)明顯的分化。從2009年的“雙數(shù)”增長（歐美發(fā)達國家受危機重創(chuàng)，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受危機影響相對小），轉為后來的“倒雙數(shù)”增長（歐美經濟逐步走出衰退或走向復蘇，而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增長明顯減速）。其次，美國與歐日之間、中印與俄巴之間、韓新與港臺之間，不同的國際分工、要素稟賦、產業(yè)結構，在世界經濟大調整、大動蕩、大重組時期呈現(xiàn)出迥異的經濟表現(xiàn)。再次，世界三大生產網(wǎng)絡也開始出現(xiàn)分化。預計2015年東亞將成為資本凈輸出地區(qū)，2017年歐洲將成為資本凈流入地區(qū)，2019年北美將成為資本凈流入地區(qū)。

“不確定性”。首先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xù)下跌會增大不確定性風險。2016年，油價進一步下跌，將可能成為引發(fā)全球經濟動蕩的最大風險。其次是全球金融波動會增大不確定性風險。2016年開年以來，全球經濟前景預期不樂觀以及全球主要央行利率政策調整不同步，都進一步加劇了世界主要貨幣匯率、資金流動和股市的不穩(wěn)定性波動，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再次是全球有效需求不足明顯增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目前，人們越來越擔心全球性通縮風險。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主要貨幣事實上存在貶值競爭，都在加劇全球經濟新一輪失衡。

世界主要經濟體各自為陣，增大負外溢風險

2016年將是全球經濟調整最關鍵的一年。世界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各自為陣、以鄰為壑、轉嫁矛盾所帶來的負外溢效應正在增大全球經濟調整風險。

首先，各經濟體面對的經濟問題很不相同。如美國要解決1990年以來逐步積累下來的經濟空心化、虛擬化、泡沫化的深層次問題，重塑全球領導力；歐、日則試圖擺脫各自所面臨的通縮風險、債務負擔和增長乏力等長期增長困境；俄羅斯、巴西、南非等資源出口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緩解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xù)下跌、全球有效需求萎縮、美元升值等帶來的外部沖擊；美元債務重的經濟體要努力化解或擺脫美元升值、資本外流、美元債務負擔急劇上升所帶來的債務危機風險。

其次，各經濟體采取的應對策略很不相同。美國針對本國經濟問題所采取的應對策略，短期是啟動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并最早退出，進入加息周期；中期采取重振制造業(yè)戰(zhàn)略、促進出口翻番戰(zhàn)略和鼓勵創(chuàng)新戰(zhàn)略；長期則是推動了以TPP、TTIP為代表的全球經貿規(guī)則變局。日本實施包括負利率貨幣政策在內的安倍“三支箭”經濟振興計劃。歐盟所采取的財政緊縮措施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通脹率仍低于預期，因此繼續(xù)加大量化寬松政策力度刺激經濟復蘇。中國采取的應對策略，短期是實施宏觀穩(wěn)定性措施，中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長期啟動“一帶一路”戰(zhàn)略。

再次，各經濟體宏觀政策的外溢效應很不相同。美國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直接導致了全球套匯套利資本泛濫，造成一些原本經濟基本面較健康的國家貨幣大幅升值，資產泡沫泛起，信貸規(guī)模擴張。一旦美國退出量化寬松并轉向加息周期，資本大量流向美國，對這些國家勢必產生巨大沖擊。多數(shù)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普遍面對三大外溢沖擊：一是全球央行采取的負利率貨幣政策與全球流動性收緊并存的外溢沖擊；二是全球經濟深度融合與貿易投資保護并存的外溢沖擊；三是短期有效需求不足與長期供給潛力不足并存的外溢沖擊。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經濟面臨巨大調整壓力，甚至被迫用債務、貨幣、金融危機的方式加以出清。

要增強全球宏觀政策協(xié)調，共渡難關

2016年，全球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取向面臨兩難選擇：

首先，全球需求管理能力嚴重不足。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七年，美、日、歐的財政狀況仍未能真正擺脫困境，無力出臺大規(guī)模的財政刺激措施。而依靠央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甚至負利率政策，本質上是在透支未來的支出。在這種情況下，量化寬松的功能實質上是創(chuàng)造外需。其結果是，誰刺激有效需求，誰就可能被動承接全球經濟泡沫，為世界其他國家創(chuàng)造外需。當世界經濟走向復蘇之日，也可能是這個國家經濟走向衰退之時。同樣，金磚國家也很難實施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俄羅斯、巴西、南非正在經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的嚴重沖擊，貨幣急劇貶值、經濟增速顯著下滑、美元債務負擔快速增加。中、印雖然分別是全球第一、第三能源消費大國，從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受益，但中國正在承受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經濟減速等外部沖擊的考驗，印度經濟騰飛仍受到基礎設施薄弱、制造業(yè)比重低且配套差、投資環(huán)境亟待改善等問題制約，短期難以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其次，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明顯上升。美國重振制造業(yè)是采用對海外投資征稅、鼓勵海外投資撤資、對外轉嫁矛盾等方式實現(xiàn)的。美國采取的TPP和TTIP自由貿易區(qū)策略，其結果會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四分五裂、全球化退潮和全球貿易形勢急劇惡化。歐元區(qū)、日本試圖靠貨幣政策來實現(xiàn)結構性復蘇是遠遠不夠的，但推動以提高經濟增長潛力、減少結構性失業(yè)、恢復經濟活力為目標的改革舉措則舉步維艱。我國目前采取的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將有助于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但政策的綜合效應是緊縮性質的。

再次，只有同舟共濟、增強合作才可能共渡難關。一是建議東西方、南北方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其核心是世界主要國家愿意采取從本國經濟看并不是最有利最迫切，但從全球經濟看卻是最迫切最需要的全球宏觀政策協(xié)調行動。如美國應放緩加息進程，轉向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構建更加開放的多邊規(guī)則體系；歐盟、日本應放緩采取負利率貨幣政策，轉向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加包容的開放政策；中國應采取匯率穩(wěn)定、貨幣寬松、財政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舉的政策組合。二是建議全球主要國家要負起責任來，避免貨幣貶值競爭，減少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增強全方位國際合作和協(xié)調。事實上，人民幣匯率無論升值還是貶值，都承擔著大國責任。過去人民幣升值發(fā)揮著全球貨幣穩(wěn)定的“錨”的作用，而現(xiàn)在盯住一攬子貨幣，對美元適度貶值，對歐元日元適度升值，仍然發(fā)揮的是全球貨幣穩(wěn)定的“錨”的功能。三是建議有合作意愿的各經濟體積極行動起來，共同推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lián)互通和融投資合作，攜手開拓全方位國際合作新疆域。

（作者為國家發(fā)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參考文獻】

①《美聯(lián)儲加息對我國不利影響有限》，《人民日報》，2015年12月18日05版。

責編/張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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