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明確:“以市縣級行政區(qū)為單元,建立由空間規(guī)劃、用途管制、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差異化績效考核等構成的空間治理體系。”這一段話蘊含著了一個重大判斷:市(縣)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基本單元。“郡縣治,天下安”,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全國優(yōu)秀縣委書記時特別強調:“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是發(fā)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wěn)定的重要基礎,也是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鍛煉成長的基本功訓練基地??h委是我們黨執(zhí)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就是‘一線總指揮’,是我們黨在縣域治國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因此,研究焦裕祿在蘭考475天的言和行,研究他充分發(fā)動人民治災治窮、從根本上改變蘭考面貌的探索和實踐,對于全面推進縣域治理工作,推動基層領導干部深入學習和踐行焦裕祿精神,在當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治理的人民性
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yè)和工作就無從談起。緊緊依靠人民治理蘭考,這一點在焦裕祿的治理活動中最具示范性。
焦裕祿于1962年12月?lián)翁m考縣委書記,1964年5月逝世,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他對149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研,面對面向群眾請教、同群眾商量。到蘭考的第六天,他夜訪老飼養(yǎng)員,請教改變蘭考面貌的主意,汲取了“種泡桐樹擋風壓沙”的建議,分析了種泡桐的五大有利條件和好處,在隨后召開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老飼養(yǎng)員的建議被上升為縣委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重大決策。他聽說有群眾用膠泥封墳頭,墳幾年一直沒被風沙吹動,從中受到啟發(fā):一個人一早上封一個墳,十幾萬人用一到三年,大部分沙丘都可用淤泥封住,再栽上樹、種上草,沙丘就會變成風景,他要求相關人員認真研究并在全縣推廣。焦裕祿調研時看到一塊麥子長得特別好,就問這個生產隊隊長用的啥好辦法,隊長說:“這塊地我們深翻了一遍,把鹽堿壓到底下種上了麥子。”他聽后囑咐身邊干部:“記住,深翻壓堿,這個辦法好,值得推廣。”全縣除“三害”的規(guī)劃,都是群眾一條一條、一項一項討論通過,一級一級報黨委批準的。焦裕祿就是這樣把群眾分散的、不系統(tǒng)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整理,部署下去,再集中起來,再部署下去,在群眾中不斷循環(huán),把規(guī)劃變?yōu)楝F(xiàn)實。他帶頭到基層蹲點,特別是一項新的工作開始時,真正蹲下來解剖麻雀,抓好典型,以點帶面。堅持進行面對面的領導,親自發(fā)現(xiàn)先進典型,總結其經驗。“沙區(qū)沒有林,有地不養(yǎng)人”、“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愚公移山的決心,蠶吃桑葉的辦法”等簡短透徹的治理心得,都是焦裕祿對基層創(chuàng)造及群眾智慧的提煉和升華。
一個好的縣委書記,應該是基層群眾忠實執(zhí)著的詢問者、傾聽者、觀察者,應該是先進典型的發(fā)現(xiàn)者、集中者、推廣者,應該是身入心通的勞動者、參與者、引路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執(zhí)政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治理活動,都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治國理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見都能運用于治國理政。”總書記的話可以作為焦裕祿治理蘭考實踐的一個最好解讀。
治理的科學性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蘭考,縣域治理在一定意義上表現(xiàn)為災害治理。焦裕祿治災既有決心,更講科學,他開創(chuàng)的工程治理和生態(tài)治理相結合的路子,時至今日仍然是生態(tài)治理最為有效的辦法之一。
一是科學的態(tài)度。蘭考縣歷年來的致命災害是風沙、鹽堿、內澇。焦裕祿提出要徹底根治“三害”,必須深入調查研究,掂一掂它的分量,獲取第一手資料,再作出判斷和部署。為此,他組織“三害”調查隊,歷時100多天,跋涉5000余里,跑遍了全縣各個角落,完成了對全縣所有沙、堿、澇面積、分布情況及對農作物危害程度的勘察測量,摸清了蘭考“三害”的底子和分量。為調查內澇情況,他冒著大雨、趟著洪水研究積水面積和自然流向,并畫出一張張草圖。對重要河道的流域范圍、排水能力、河道比降、治理情況和阻水工程的阻水程度、拆除情況都進行了認真詢問、勘察。為調查鹽堿情況,他總是用嘴品嘗鹽堿成分,常說:“用舌頭一舔,咸的是鹽,涼的是硝,又騷、又辣、又苦的是馬尿堿。”為調查風沙情況,他在風沙最大時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并總結其八大危害:毀壞莊稼、滅村絕戶、塞門埋墻、拔樹倒房、封路斷道、填井堵河、傷人害畜、拆墳掘墓。這種科學的態(tài)度讓焦裕祿真正掌握了“三害”的規(guī)律,為最終根治“三害”奠定了基礎。
二是科學的方法。焦裕祿曾經給工作人員面授了一個治理“三害”的總結提綱,我們從中可以窺見他不僅僅是具備科學精神,還十分注重運用科學方法。“造林防沙,百年大計;育草封沙,當年見效;翻淤壓沙,立竿見影;三管齊下,效果良好”,這是治沙的方法;“夏秋兩季觀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觀察,再治理,觀察治理相結合”,這是治水的方法;“翻淤壓堿,開溝淋堿,打埂躲堿,臺田試種,引進耐堿作物”,這是治堿的方法。焦裕祿治“三害”的做法與中央“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中“堅持保護優(yōu)先、自然恢復為主”,“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等要求十分契合,給予我們重要啟示。
治理的全域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縣委書記要走遍全縣各村,當?shù)厥形瘯浺弑楦鬣l(xiāng)鎮(zhèn),當省委書記要走遍各縣市區(qū)。焦裕祿的足跡遍布全縣域,治理活動也覆蓋了整個縣域、各個領域。
一是全面治理與重點治理結合。焦裕祿全面治理的意識非常強:“全縣要全面治理,栽好樹、控好沙、治好堿,做好春耕生產準備”,“先堵風口,后治一般,有點有面,全面治理”,“必須全面勘察,統(tǒng)一規(guī)劃,疏通河道,及時排泄,分期、分批、分級治理”,等等。他的治理活動涉及治沙、治水、治堿、治蟲、治土、治坑等方方面面。例如,為有計劃、有步驟地利用坑塘,他組織力量對全縣所有坑塘進行勘察丈量,把握積水情況和群眾歷年利用的經驗,因地制宜地訂出養(yǎng)魚、種藕或栽培葦蒲的規(guī)劃。當然,治“三害”是重中之重,他將主要精力傾注于此。在治理“三害”過程中,又找出了水害是主要矛盾。焦裕祿真正做到了全覆蓋與抓重點緊密結合。
二是思想病害與自然災害同治。焦裕祿上任伊始,通過與縣委班子成員談話,認識到要改變蘭考面貌,關鍵在干部,“干部不領,水牛掉井”,“要除掉蘭考的災害,首先要除掉思想上的病害,關鍵在于縣委領導核心思想觀念的轉變,必須改變縣委一班人的精神狀態(tài)”,“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他嚴厲批評干部身上的中游思想,“這不是干革命,是混革命”,要求及時糾正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十多十少”、“五個跟不上問題”。他親自起草的共產黨員和干部“十不準”,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強的針對性。
三是治災與治窮統(tǒng)籌。治災是為了治窮,治理的最終目的是讓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有錢花、有文娛活動。焦裕祿說:“要通過種花生摘窮帽,通過改造鹽堿找錢花,盡快除掉‘三害’,真正把我們的沙丘變成搖錢樹,鹽堿地變成聚寶盆。”盡早摘掉蘭考貧窮的帽子,必須盡早摘掉災區(qū)的帽子。“只要我們領著干,事事依靠群眾,‘災帽’一定能摘掉。”他以革命者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干加巧干,與災害作斗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十分注重在生產中扶持貧下中農,幫助他們在房前屋后、地頭、地邊種植經濟作物,增加經濟收入。鼓勵支持泡桐包管試點,實現(xiàn)收入由集體、個人按比例分成,在他看來,“泡桐是個搖錢樹,在蘭考發(fā)展泡桐是造林之本、林業(yè)之帥”。
治理的持續(xù)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焦裕祿同志在蘭考干了一年多時間,但做的都是謀劃長遠、打基礎的事情,不是急就章。”他治理蘭考,既治標,更治本,確??沙掷m(xù)。焦裕祿要求:“把群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教育群眾不要因為貪圖眼前利益去破壞長遠利益。”蘭考災民外出要飯問題嚴重,焦裕祿曾說:“我們制止災民外流,不能光靠揚湯止沸;揚湯止沸是暫時的,是治標的辦法。要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才是治本的辦法。我們要摘掉災區(qū)帽子,光靠國家救濟是不行的,必須找出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措施和辦法。”他認為“蘭考種泡桐樹是百年大計,是基本建設,是改變蘭考面貌的重要一環(huán)”,因而竭盡全力開展育苗造林運動。他治理水害,以疏為主,致力恢復水的自然流系,堅持“上下游兼顧,不使水害搬家”,充分考慮鄰縣、鄰省的利益。
焦裕祿在蘭考工作,是一心一意想著為黨和人民干點實事,沒有絲毫找一塊跳板、找一個臺階、干臨時工的念頭,他的治理活動具有很強的可持續(xù)性。他有一種“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有一種寬闊胸懷的建功立業(yè)思想:“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他是真正把國家治理從制度變?yōu)閰^(qū)域實踐的人,是真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變?yōu)樽杂X行動的人。從本質上講,我們的政治制度和干部體制能保障縣域治理的可持續(xù)性。對每一名縣委書記來說,只要記住自己是中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是黨派來當縣委書記,就會自覺地對黨和人民負責,就會自覺地考慮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就不會有臨時工思想,不會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
焦裕祿堪稱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的圣賢人物。他在蘭考的治理實踐,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是一個經典案例,從縣域治理的角度看,是一個標準示范。研究焦裕祿治理蘭考的示范性,對進一步提高黨員干部的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全國2800多個縣(市區(qū)旗)委書記都能像焦裕祿治理蘭考那樣治理縣域,如果每一個縣(市區(qū)旗)都能把黨和國家方針政策落實好,做到強縣和富民統(tǒng)一、改革和發(fā)展結合、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貫通,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目標的實現(xiàn)將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為中共鄂州市委副秘書長、市委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