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社會心態(tài)的新變化及未來趨勢

制度調整將使民眾的不公平感得到緩解。不公平感是造成非現(xiàn)實社會矛盾的不滿情感中最基礎的情感。我國民眾的不公平感主要來自現(xiàn)實利益受損、生活中頻繁遭遇的挫折以及社會比較中相對剝奪感。目前，廣泛的相對剝奪感還持續(xù)存在，社會不公平感在一段時期內還將維持現(xiàn)狀。但是有些影響民眾社會不公平感的因素開始發(fā)生變化。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一系列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出臺將會有效提升民眾的公平感。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將打破在我國實行多年的“農”與“非農”的二元格局，在解放農民，促進社會流動的同時，將為下一步在教育、就業(yè)、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方面的城鄉(xiāng)一體化掃除身份障礙，促進社會公平。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尤其是統(tǒng)籌城鄉(xiāng)社會保障一體化措施的實施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對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感和安全感產生影響。2015年開始的精準扶貧、層層簽訂責任狀以及“五個一批”工程的實施將會使得扶貧工作真正惠及貧困人口，縮小貧富差距，實現(xiàn)共同富裕。這已經在貧困群體中引起良好反響。2015年11月召開的的“中央扶貧開發(fā)工作會議”確立了“到2020年穩(wěn)定實現(xiàn)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y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時實現(xiàn)貧困地區(qū)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扶貧目標。

當然，目前這些社會政策剛剛出臺實施，短期內還無法顯示出明顯的社會效果，但一段時間之后，社會效益即會慢慢呈現(xiàn)，必將作用于民眾心理。同時，隨著這一批真正惠及底層群體的社會政策陸續(xù)出臺，將會更顯著地減弱民眾的社會不公平感。其實，制度的調整、完善和出臺本身就會給人們對于未來的社會越來越趨向于公平帶來無限期望，也讓民眾實在地感受到政府在增進社會公平方面做出的努力。因此，雖然民眾的社會不公平感在一段時期內還將維持較高的水平，但隨著調節(jié)社會公平的社會政策與措施的陸續(xù)出臺，一段時期后民眾的社會不公平感應有緩解的趨勢。

官民對立情緒將有所緩解，貧富對立依然存在。目前我國社會中的群體對立以官民對立最為突出，宣泄型集體行為以及網絡中的怨氣以政府和官員為主要針對對象，民眾對官員隊伍已經形成社會刻板印象。但是，隨著中央政府強力反腐取得的顯著成效，民眾對官員群體刻板印象將有所改觀，官民對立情緒將有所緩解。十八大以來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反腐決心，反腐力度空前。在反腐敗領域出現(xiàn)的許多新理念、新舉措、新辦法在持續(xù)貫徹執(zhí)行中。截止2015年3月20日，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省部級以上官員已有69人。⑥2015年4月，我國發(fā)布紅色通緝令緝拿百名外逃貪官，彰顯了中央從嚴懲治、從實改革的反腐基調，民眾紛紛點贊。2014年，國家統(tǒng)計局入戶調查顯示，88.4%的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⑦反腐敗成果之豐，前所未有，這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民眾對腐敗官員的怒氣。在強力反腐的同時，中央政府加大了廣大干部黨員的工作作風和廉政作風建設。密集出臺了一系列臨時應急性舉措和持久性黨內規(guī)定，標本兼治，有效約束了公職人員的違規(guī)違法行為。可以預見，未來幾年民眾對公務員隊伍的刻板印象將會有所改善，官民對立情緒的心理強度將會緩和。隨著我國反腐將走向制度化、規(guī)范化，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長效機制，民眾對于未來反腐形成常態(tài)，打造廉潔政府也將持更穩(wěn)定的預期。

另外，從2013年8月開始的互聯(lián)網整治持續(xù)至2015年，效果顯著。網絡中惡意攻擊政府的言論明顯減少，積極正面的聲音不斷增多。政府加大對互聯(lián)網的管理力度大大擠壓了針對政府的網絡輿論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網絡輿論生態(tài)。民間社會的輿論和監(jiān)督壓力是政府政治健康運行的基礎。一方面，政府逐漸認識到草根網民的呼聲、訴求和表達，哪怕是有些偏激的訴求和表達，對于政府的社會治理以及社會穩(wěn)定都是有益的。政治體制逐漸認可和接納社會力量通過各種方式參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民眾也逐步意識到政府和體制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導力量，民眾的社會參與應致力于促進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自覺在制度的空白處拾遺補缺，而不是一味地拆臺。

相對于當下較嚴重的官民對立來說，貧富對立的強度并不高。民眾并沒有對富人群體形成社會刻板印象，而是理性客觀地對不同類型有所區(qū)分。民眾仇恨的是兩類富人，一是通過違法手段致富的群體，二是為富不仁者。前者涉及利益，由于手段的不合法，財富不被認可。而后者涉及人的存在的深層體驗，即霍內特所說的“社會蔑視”，比較極端的表現(xiàn)是富人任意欺壓窮人，草菅人命；較普遍的表現(xiàn)是無節(jié)制的炫富、歧視老百姓，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群體疏離。這種貧富之間的情感對立并非轉型期的中國所獨有，它在一切利益分化的社會中普遍存在。只不過在長期強調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中國，民眾對不平等現(xiàn)象尤其敏感，這種深層次的情感對立表現(xiàn)得格外明顯。在利益分化和貧富差距比較嚴重的當下，這樣一種群體區(qū)隔和群體疏離必然會持續(xù)。這種情感對立不會輕易地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社會怨恨情緒會稍有減弱。一是民眾對社會矛盾的耐受性增強。民眾對于發(fā)生在自己身邊的或是在新聞媒體中看到的社會矛盾已經習以為常，“對同類事件的關注度和反響度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趨勢”⑧，不再表現(xiàn)出最初不可思議、情緒失控或行為失常，人們能夠堅強地承受，并積極面對。在中國超大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社會矛盾的高發(fā)也成為一種“常態(tài)”，人們對頻發(fā)的社會矛盾的耐受性在增強。

二是民眾日趨理性與成熟。經過三十多年的社會發(fā)展，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提升，民眾也日漸趨于成熟與理性。首先民眾的求證意識在增強。民眾更多地表現(xiàn)為追問證據，關注事實，在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進行客觀判斷，民眾的素質與理性程度有了較大提升。其次，經過十幾年的洗禮和操練，民眾也逐漸由關注事件的細枝末節(jié)轉向關注事件背后宏大的社會背景，開始探尋一些社會事件和矛盾產生的根源，表現(xiàn)出較明顯的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意識。逐漸認識到單純的泄憤、謾罵只會徒增社會戾氣，對于事態(tài)的好轉、社會的進步毫無意義。他們利用網絡或其他社會平臺理性地表達有建設性的意見或建議，通過圍觀、評論、轉發(fā)、參與來推動社會的民主開放。

三是政府的矛盾化解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改革目標。通過加快社會治理，調整和完善社會制度來推進社會矛盾的根本解決，這會極大減弱社會怨恨情緒。比如改革了信訪制度，啟動領導干部大接訪活動，創(chuàng)造“公開聽證會”、“信訪民主評議”、“邀請群眾參與”等活動。尤其是利用網絡平臺為民眾搭建了利益表達通道。國家信訪局從2013年7月1日起，全面開放網上投訴。“2014年網上信訪量占全部受理量的39.1%，網上信訪逐漸成為信訪工作的主渠道。”⑨網上信訪更公開、透明、高效，大大降低了群眾的信訪成本，信訪及時受理率、按期辦理率、群眾滿意率都比較高。還有各地有益的矛盾大調解機制的探索。比如遼寧省用政策成批化解矛盾、上海政法部門的大調解山西專業(yè)性行業(yè)性人民調解、以及南通的矛盾大調解格局等。這些有益的化解矛盾的經驗在提升政府矛盾化解能力的同時，也緩解了社會怨氣。

高強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體行為會逐步減少。高強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體行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逐步減少。目前中央政府的重拳反腐極有效地宣泄了民眾對官員腐敗憤怒情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民對立的強度，民眾針對基層政府以及官員、警察等公權力群體的宣泄型集體行為會隨之減少。

官方對民眾聚集事件的處置經驗日趨成熟。首先是各地政府對各類社會矛盾的預警預防能力逐步提升。各地都建立了規(guī)范化的風險評估制度，對有可能影響民眾利益，出現(xiàn)反對聲音的一些政策、決定以及項目進行事前的規(guī)范化風險評估，做好充分預防。其次，各地政府對民眾聚集事件的處置能力有了極大提升。2015年發(fā)生的廣東普寧“村民集體抗議致高鐵停運”、上海金山居民聚集抵制“石化”項目、廣東河源民眾聚集抵制“電廠擴建”等事件都引起了網絡輿論的較多關注，各種圖片、視頻在自媒體平臺上廣為傳播。但當?shù)叵嚓P部門一改以往拖、捂、封、堵、壓等做法，通過官方微博、官方網站、新聞發(fā)布會等各種形式及時耐心地與媒體和公眾溝通、及時發(fā)布官方信息辟謠、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以及其他合理訴求，贏得了輿論理解，這些民眾聚集事件的處置都展現(xiàn)了官方應急處置和輿情應對能力的明顯提升。同時，警方執(zhí)法的規(guī)范性也得到進一步提升。執(zhí)法程序嚴格依法進行，通過邀請第三方介入觀察等方式，讓執(zhí)法過程盡可能公開、透明，打消民眾對警方有可能執(zhí)法不公的疑慮。這些在處置觸發(fā)性事件上的經驗日趨成熟，措施日益得當，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因預防不到位，信息混亂、處置不當、程序不公正而引發(fā)的宣泄型集體行為。

法治教育的普及、多年社會參與的實踐提升了民眾的文化素質、法治觀念、民主意識和理性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理性行為的發(fā)生率。一方面，人們逐漸意識到無論出發(fā)點多么合理，暴力行為本身是違法的。尤其是在集體行為中多少會涉及無辜人員的傷亡或財產的損失。這對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法治觀念的人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這類群體性事件中，社會輿論從一開始對行動者一邊倒的支持和聲援，逐漸出現(xiàn)了認為行動者雖事出有因，但并不合法的批評之聲。社會輿論的這種變化會影響行動者自身的認知，并進而促使暴力性程度較高的集體行為逐步減少。另一方面，民眾也逐漸認識到在集體行為中，雖然逞一時之快，通過泄憤式的暴力行為發(fā)泄了情緒，報復了對方，但問題有時似乎并沒有得到解決或沒有得到明顯解決，反而使自身面臨著巨大的法律風險。那么如何既能促使問題解決，又能規(guī)避自身的法律風險呢？制度內或打擦邊球式的有禮、有利、有節(jié)、有策略的理性行動就成為首選。因此，未來高強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體行為會逐漸減少，并且會逐步轉向理性化的集體行動。

網絡中的不滿、牢騷在未來一段時間會成為常態(tài)。轉型期社會矛盾還將維持高發(fā)狀態(tài)，貧富差距在一段時期內還沒有有效措施進行緩解，人們的不公平感和怨氣也不會在短期內消弭，因內心的不滿而產生的牢騷也將會持續(xù)存在。那么個體或群體的情緒壓力需要“出口”，網絡則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出氣孔”和“安全閥”。原因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政治層面。在政治民主的建設過程中，隨著權利意識、民主意識的不斷提升，民眾逐漸意識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表達自己的合理合法訴求、監(jiān)督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行政行為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民眾表達、協(xié)商的意識在民主化過程中不斷得到操練。因此也越來越敢于講話、敢于批評、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不滿。同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民眾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社會認知能力也隨之提升。對于社會現(xiàn)實中一些不易察覺的、被隱藏遮蔽著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現(xiàn)象能夠看的更為透徹，分析得更加深入。加之，網民以年輕人和學生為主?！兜?5次中國互聯(lián)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以10~39歲年齡段為主要群體，比例合計達到78.1%。⑩年輕學生的思想意識正處于形成期，理想主義最盛，表達意愿強烈以及愛沖動的特性也使得他們更容易在網絡上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看法和批評。

二是在互聯(lián)網技術層面。網絡的便利性使得只要稍有文化的人借助電腦、手機便可以隨時上網，通過微博、微信、公共討論版等平臺發(fā)表意見。網絡的匿名性使得人們在虛擬網絡上可以利用虛假的身份發(fā)布信息，平時不敢說的話敢說了，甚至認為在網絡上可以隨意發(fā)言，法不責眾。網絡的匿名性使信息發(fā)布人有了安全感。網絡的廣泛性，尤其是移動互聯(lián)網的普及，使得人們上網更加方便了。截止2014年底，我國網民規(guī)模達6.49億，互聯(lián)網普及率為47.9%。手機網民5.5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占比85.8%。網絡已全面地介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人們通過網絡獲取信息、表達意見、評論時事、反映民生，也宣泄不滿?！度嗣裾搲返恼{查結果顯示，對于“您認為目前哪個渠道最有效地發(fā)揮了‘減壓閥’作用”這一問題，67.8%的受訪者選擇了“網絡”，13.0%的受訪者選擇“傳統(tǒng)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6.0%的受訪者選擇“公民組織（如消費者權益組織、環(huán)境保護組織、工會等）”，只有4.3%的受訪者選擇了“信訪”，另外還有8.9%的受訪者選擇“其他”。近七成的公眾肯定了網絡在表情達意、宣泄不滿方面的社會減壓閥作用。因此，在未來比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民眾還是會選擇網絡作為公共表達和情緒宣泄的主要渠道，網絡中的不滿、牢騷將會持續(xù)。

總體來說，社會轉型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問題已經充分爆發(fā)出來，第一波最強烈的沖擊已經過去，民眾的失衡心態(tài)已經達到谷底。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社會不公平感、不安全感、怨恨情緒等負面社會心態(tài)依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中央政府在推進改革進程的同時，努力調整和完善各項制度、政策，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大力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同時民眾的民主意識和理性精神也在不斷提升，因此在未來民眾的不公平感、社會怨恨情緒在較高水平上徘徊的同時，將會呈現(xiàn)出下降的趨勢。雖然群體（官與民、貧與富）對立將會持續(xù)，普通民眾與官員群體和富人群體之間區(qū)隔和疏離無法在短期內消除，但對官員群體的極端社會刻板印象會有所改觀。那種一觸即發(fā)的高烈度的宣泄型的集體行為將會減少，人們將傾向于采用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宣泄不滿。負面社會心態(tài)在未來將以相對比較溫和與理性的形態(tài)存在，主要表現(xiàn)為網絡中的批評、指責。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階段成果，項目編號：14ZDA061、12AZD041）

【注釋】

①楊宜音：“個體與宏觀社會的心理關系：社會心態(tài)概念的界定”，《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馬廣海：“論社會心態(tài)：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

③本課題是以社會心態(tài)失衡為視角，并沒有討論全面的社會心態(tài)。課題自2013年始持續(xù)至今。

④李培林：《社會沖突與階級意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68頁。

⑤朱力等：《中國城市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與救助機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86頁。

⑥“盤點：十八大以來落馬的69名省部級以上官員”，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0/c1001-26724949.html。

⑦“真反腐敗才能興黨興國”，《中國紀檢監(jiān)察》，2015年第2期。

⑧喻國明：《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2014）》，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⑨朱基釵，羅沙：“2014年網上信訪量分別超過群眾來信、來訪量”，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30/c_1114200150.htm。

⑩CNNIC：第35次中國互聯(lián)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中國互聯(lián)網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502/P020150203551802054676.pdf。

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組、杜鳳嬌：“網絡PK信訪：什么是最有效的‘減壓閥’？”，《人民論壇》，2009年第15期。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