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股“民國熱”，在一些人看來，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乃至社會風氣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高大上”，那么的十全十美，那么的令人追憶和懷念！毋庸置疑，我們以前對民國這段歷史存在著許多誤讀、誤解甚至曲解，現(xiàn)在有必要給予實事求是的研究和評價，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但也不能矯枉過正。

以胡適的學術研究為例。胡適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充分肯定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應該的，但肯定到什么程度，則必須實事求是?，F(xiàn)在有人稱胡適為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人，其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無人超越，也無法超越。我以為，這就不太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胡適對自己曾有過較為客觀的評價。1924年，他在答章士釗的一首詩中寫道：“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盡管這是胡適的應酬之作，然而“但開風氣不為師”是胡適對自己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和學術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價值評估。這種自我評價恰如其分。

談到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的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在文學革命方面，胡適居功甚偉，是他首先發(fā)出了“文學革命發(fā)難的信號”，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義”；也是他最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chuàng)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來。在實踐方面，他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并最先用白話文翻譯歐洲的短篇小說，其中包括高爾基、契訶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國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戲劇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創(chuàng)作的《終身大事》，被人視為中國話劇的開山之作。但這是問題的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無論是提倡文學革命，還是實踐活動，胡適也有他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則與胡適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關。比如他的《嘗試集》雖然打破了舊詩的“清規(guī)戒律”，卻未能形成新詩的格律，其中不少僅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詩的意境。胡先骕就批評胡適的《嘗試集》雖然號稱是中國新詩的開山之作，但實際上“以172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占去44頁，舊式之詩詞復占50頁，所余78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為真正之白話詩者，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尚為翻譯之作”。剩下的11首新詩，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眼光觀之，其形式和精神，皆無可取。

當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對《嘗試集》提出批評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客觀公正。但《嘗試集》的文學價值不高，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胡適自己也承認，《嘗試集》“第一編的詩，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洗刷過的舊詩。”“第二編的詩，雖然語言形式作了點創(chuàng)新，都還脫不了詞曲的氣味與聲調。”也正因為如此，當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詩集出版后，胡適的《嘗試集》就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了。

如果說提倡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使胡適“暴得大名”并成為五四時期風云人物的話，那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出版則初步奠定了胡適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該書是胡適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譯成中文時取名《先秦名學史》）的基礎上增擴改寫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該書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響之大，實屬空前。原因就在于：作為第一部用西方的學術觀念寫成的中國哲學史，該書突破了舊學者不敢質疑的經學范疇，把原來只供人們頂禮膜拜、不敢非議的堯、舜、湯、文、武、周公等“圣賢”撇在一邊，而從老子、孔子開講，把歷來被人們認為不能議論的“至圣先師”孔子和老子、墨子、荀子等其他哲學家相提并論，正如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對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

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影響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究其原因：第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問世后，再也沒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說他只寫了先秦的中國哲學史，充其量只占中國哲學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從先秦寫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第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以西方的科學主義精神為依歸，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所謂解構，建立起符合西方學術觀念的中國哲學史，用他在該書中的話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是以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為依歸，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重新詮釋，以實現(xiàn)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轉換，他曾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二）》中引用張載的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國哲學史是為了繼往開來，因為“某民族的哲學，是接著某民族的哲學史講的。”而進入30年代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人們認識到“接著”中國的“哲學史講”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樹立。同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進西方大學課堂的不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而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

除了提倡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和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外，胡適另一項重要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他的小說考證。據統(tǒng)計，從他1917年5月的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到1962年2月去世前的紅樓夢問題最后一信，他寫的考證中國古典小說的文字達45萬字之多，這其中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三俠五義》等小說。胡適考證小說用力最多、成就最為突出、影響也最大的是對《紅樓夢》的考證。他關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之新觀點的提出，打破了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樓夢》迷霧，將《紅樓夢》研究引上了正確的學術軌道，并開了一代“新紅學之風”。從此，胡適的“新紅學”取代了“舊紅學”的地位，左右《紅樓夢》研究30余年之久。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胡適的考證小說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學生，也是著名紅學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雖然打破了“舊紅學派”的迷霧，但他自己“又犯了一點過于拘滯的毛病”，“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不知道藝術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這一創(chuàng)作規(guī)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紅樓夢》穿鑿附會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學”。

總之，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巨大的，但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胡適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我們既不能貶低也不能拔高他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地位。“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或許是對胡適最實事求是的評價。同樣，對于這股“民國熱”，我們應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既不能曲解否定，也不能矯枉過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