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能力

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在對傳統(tǒng)集體行動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集中探討了一群相互依賴的個體如何自發(fā)地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公共事務的管理必須依靠政府部門才會更有效率這一傳統(tǒng)論斷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個案和事實所打破，群眾參與、群眾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漸在社會各個領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同時，以“善治”為核心的治理理論之所以能夠最初形成，也與群眾參與治理的重要性逐漸在學術界得到應有的重視有著莫大的關系。結合曼庫爾·奧爾森教授對“集體行動”和“集團”所下的定義，并以集中突出和強調關于治理的“能力”為導向，以數據可得性為參考，我們選擇以各城市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為便于論述，簡稱“公共部門”）從業(yè)人數在年末單位從業(yè)人數中的占比來反映。

指標權重的設定方法與結果

經過一年的發(fā)展，各副省級城市在經濟社會等領域均有了新的變化和進展，因此我們并沒有沿用上一年的副省級城市治理能力測評中所設定的指標權重系數，而是采取同樣的設定方法，對指標權重進行了重新確定，即在權重系數調節(jié)的具體操作上，我們采取了有事先提示的專家調研法，邀請社會保障、宏觀經濟、財政學、公共管理四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各8名，以及16名在重要崗位上任職的地方黨政干部，讓他們分別給各指標打分，并且明確告知他們要更多地考慮以“善治”為核心的治理理念及各副省級城市現階段經濟社會發(fā)展實際。指標權重的計分方法是：我們列出待賦權重的指標，要求他們對同一層級的指標進行兩兩比較（如果專家認為甲指標比乙指標重要，那么就給甲指標計1分，乙指標不計分）。在這一過程中，一個指標“打敗”其它指標的次數越多，所得的分數就越高。當然，這樣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級指標層面同時展開（在開展下一輪打分工作前，我們都將每個指標在上一輪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參考）。將這樣的打分工作進行五輪后，我們將各指標在每輪中的得分相加，再進行相應調整，就得到了各指標的權重系數（見圖1， P10）。

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為了增強測評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比性，在對指標數據的選擇和設定過程中，我們采用了此前測評研究中連續(xù)應用過的具有單調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數功效函數，對七個二級指標數據分別進行了無量綱化和標準化處理。該功效函數的具體形式如下：

該功效函數中， 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們將其區(qū)間控制在了60-100之間， x是觀測值，也就是各指標數據的實際統(tǒng)計值， xh是滿意值， xs是不允許值。一般來說，對于正向指標（數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強），滿意值取指標數據中的最大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小值；而對于逆向指標（數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差），滿意值則取指標數據中的最小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大值。經過功效函數的轉換之后，就可將各城市的指標數值全部轉換為60-100之間的得分。因此，在我們構建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中，財政收支平衡能力的觀測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六個二級指標則相反，觀測值越大，得分越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據該功效函數所得出的結果是相對結果，前述七個二級指標數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會影響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得分。也就是說，如果改變參與測評的城市樣本量，可能會導致數據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發(fā)生變化，各城市治理能力的最終得分也會發(fā)生變化。但是這并不會對各城市之間治理能力的排名順序產生影響，也就是原有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先后排序將保持不變。

治理能力與人均GDP正相關

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這15個副省級城市的治理能力得分與其人均GDP水平之間存在一定的正向關系（Spearman相關系數為0.768，在0.05的水平上顯著）。其具體表現為，人均GDP水平高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數比較靠前，人均GDP水平低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數比較靠后（見圖2）。例如，深圳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首位，治理能力同樣在15個城市中排名首位；寧波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2，治理能力同樣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2；杭州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3，治理能力同樣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3。再如，哈爾濱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末位，治理能力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13；沈陽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11，治理能力同樣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11；長春市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排名第12，治理能力在15個城市中排名末位，等等。

測評結果及各城市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路徑

結合各二級指標得分及其權重，我們分別計算了15個副省級城市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四個分項治理能力得分，并依據四個分項治理能力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別對15個城市進行了排名（見后文中的表2、表3）；再結合四個一級指標的權重，我們進一步計算了15個副省級城市治理能力的總得分，并依據總得分的由高到低對15個城市進行了排名。通過對各城市各級指標得分及排名進行比較，分析了各城市在治理能力建設方面的突出亮點，找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對策建議。期間，我們還對部分城市在分項治理能力建設上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就進行了具體介紹。

深圳：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同樣在15個城市中排在首位，屬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水平均靠前的典型城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高于其他城市的保障能力、調控能力和財政能力（在15個城市中均排在首位）。

以保障能力的建設為例，深圳市居民各類社會保險的參保率較高：《深圳社會建設與發(fā)展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深圳全市各險種參保達4564.01萬人次，同比增長1.6％；全市各項社?；鹗杖?72.192億元，同比增長18.07％；全市各項社?；鹂傊С?92.142億元，同比增長18.78％。實現了參保人數和社?；鸾Y余的穩(wěn)步增長。

在具體做法方面，首先，深圳市以“應保盡保”為目標全力推進社會保險擴面征繳，通過組織實施新的養(yǎng)老保險細則和醫(yī)療保險政策，研究落實退役軍人和隨軍配偶養(yǎng)老保險轉移接續(xù)工作，解決廣東省內轉移接續(xù)人員視同繳費賬戶、隨遷老人按月繳納醫(yī)療保險費等問題，實現五大險種參保人數穩(wěn)中有升。全力推進社保業(yè)務同城通辦，以“業(yè)務流程標準化、業(yè)務審批規(guī)范化、業(yè)務操作菜單化”為目標，完善社保業(yè)務流程體系，全面重構社保信息系統(tǒng)，逐步實現參保企業(yè)和參保人可就近到全市任意一家社保經辦機構的任意業(yè)務窗口辦理各項社保業(yè)務。目前，失業(yè)保險金申領初步實現同城通辦。自2014年1月起，深圳全市失業(yè)保險金申領網點由原來10個增加到283個。全市失業(yè)人員可在35個社保窗口、51個“一站式”窗口、197個銀行的任何一家窗口就近辦理業(yè)務，也可就近到自助終端機辦理或足不出戶申請郵政代辦，真正實現了社保服務高效利民。其次，將定點醫(yī)療機構審批制改為核準制，取消設置數量限制。將符合社會醫(yī)療保險定點醫(yī)療機構、定點藥店受理條件的，達到評定分值標準的社會民辦醫(yī)療機構和零售藥店全部納入醫(yī)療保險定點，方便參保人就近看病購藥。探索社會保障市場化補充機制，推進重大疾病補充醫(yī)療保險。將個人賬戶功能轉化與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結合起來，起草《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補充醫(yī)療保險試行辦法》。再次，為參保人多渠道免費提供個人權益記錄單。自2014年12月起，深圳市社保局聯(lián)合深圳市郵政局全面啟動社保個人權益記錄單免費遞送工作，保障參保人的社會保險知情權。

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深圳市參與能力相對偏低（在15個城市中排在第12位）。為此對于深圳市，繼續(xù)發(fā)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