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個全面”戰(zhàn)略思想是黨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不斷總結小康社會建設經驗定位的戰(zhàn)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黨系統(tǒng)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和理論經驗明確的改革新階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審慎概括中國法治建設正面經驗及反面教訓作出的重要決策；全面從嚴治黨，是黨自覺總結自身建設經驗下的堅定決心。

【關鍵詞】四個全面　治國理政　經驗　繼承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①對于在正視歷史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的態(tài)度一貫積極。因為，既然我們的黨要不斷有所作為有所創(chuàng)新，不斷推動歷史向前發(fā)展，就必須把經驗總結這個工作重視起來。故而從毛澤東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已然形成了不斷總結經驗并將經驗升華為理論的自覺性。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調研時，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即全國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對治國理政豐富經驗進行梳理歸納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創(chuàng)新，是全新的戰(zhàn)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不斷總結小康社會建設經驗定位的戰(zhàn)略目標

“小康”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目標追求，最早出現(xiàn)在黨的文獻中是在改革開放初。1979年年末，鄧小平在接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對關于四個現(xiàn)代化進行解釋時涉及到“小康社會”。他指出，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爭取達到人均1000美金的水平，算小康，這是我黨首次提出“小康”這一理念。幾年后，在十三大將其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第二步目標確定下來。

經過黨和各族人民同心協(xié)力的努力奮斗，到20世紀末，我國小康的建設達到了總體的水平，完成了“三步走”發(fā)展戰(zhàn)略的第二步目標。因此，進入新世紀后，對已經建成的總體小康進行總結就成了當時黨的一項重要任務之一。為此，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深刻分析了黨和國家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基礎上，對我國小康社會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了我國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發(fā)展不平衡”的結論。正是基于對總體小康建設水平和實現(xiàn)程度形成了這樣的認識，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小康社會建設的新目標，即在新世紀的前20年時間里，一個能夠造福全體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要得以建設。

十六大之后，黨開始了領導人民將全面小康付諸實踐的歷史進程。經過十年努力，我們在奔向全面小康的康莊大路上大踏步前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還存在著突出問題和矛盾，例如貧富差距問題、公平正義問題、民生保障問題、生態(tài)保護問題等，以及由這些問題引發(fā)的社會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無疑是我們實現(xiàn)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攔路虎。在梳理了新世紀頭十年我國小康社會建設取得的成績和出現(xiàn)的問題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就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了更為全面、更加科學的布局，即經濟繼續(xù)發(fā)展，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要比十年前翻一番；繼續(xù)擴大人民民主，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以及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各項民生事業(yè)應更加體現(xiàn)公平原則；提高資源利用率，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效。

從改革開放初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到20世紀末我國完成第二步戰(zhàn)略目標，實現(xiàn)了總體小康；從十六大提出要用20年建設全面小康的新目標，到十八大提出確保到2020年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些說法的變化，不僅僅是表面上簡單的措辭變化，更重要的是它能體現(xiàn)出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戰(zhàn)略目標的設計也在跟著實踐的變化發(fā)展而不斷作出調整。而這些調整，正是建立在改革開放以來黨不斷總結小康社會建設的歷史經驗與現(xiàn)實經驗的基礎上而實現(xiàn)的，基于此中國共產黨才逐步形成了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理論認識。

全面深化改革，是黨系統(tǒng)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和理論經驗明確的改革新階段

1978年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的大幕被正式拉開。至此，中國進入了生機勃勃的改革創(chuàng)新時期。經歷了35年改革的嘗試與沉淀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判斷：中國的改革步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深水區(qū)和攻堅期—我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時期。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尤其強調應該把黨的相關工作建立在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基礎上的要求。②由此可見在這個階段，黨做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和總結前30多年我國改革開放經驗是分不開的。

關于改革的方向。方向問題至關重要。方向是否正確，直接決定著改革的性質和利害得失。在改革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分析過改革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就是通過改革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并進一步發(fā)展。這是黨在對以往社會主義改革理論和實踐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提出的正確判斷。中國前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沒有走蘇聯(lián)改革的老路，出現(xiàn)重大失誤，相反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并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始終堅持住了社會主義方向沒有動搖。我們的改革是圍繞著怎么樣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怎么樣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更加有效地體現(xiàn)出來、更加充分地發(fā)揮出來而展開的，而不是通過一系列改革去否定甚至摒棄社會主義制度。據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的場合多次發(fā)出警醒，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根本問題上決不能出錯，因為一旦出錯其后果必將無法挽回，③而“根本問題”指的就是方向問題。

關于改革的必要性?；仡櫺轮袊闪⒅蟮臍v史，顯然能夠得到這樣的結論：新中國成立后的60余載中，改革開放的30多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執(zhí)政黨的面貌發(fā)生變化最大的30多年。但同時也還要看到，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也必然會累積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改革的副產品、我們不愿看到的不和諧、不合理的甚至不合法的社會現(xiàn)象也隨之產生。因為，顯然經過30年的改革，改革中的“皆大歡喜”已經完成，“好吃的肉”已經吃掉，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是“深水區(qū)”里的“硬骨頭”。④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黨面臨著復雜而且深刻的國際國內形勢，清醒的認識到改革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走向，那么面對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成就和問題，黨再次重申中國前途命運的制勝一招仍為改革。

關于如何處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江澤民曾將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比作一盤大棋，而這三者在棋盤上的關系是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制約的。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處理好三者的關系，那么整個改革事業(yè)和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必將蒸蒸日上。相反，如果我們不能妥善地將三者統(tǒng)一于改革和現(xiàn)代化建設之中，那么我們的事業(yè)必將受挫，甚至走向失敗。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在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中動力、目的、前提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是改革伊始就被黨確定下來的基本原則，也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三個重要支點亦來源于此。三十多年來，在保持了安定團結的前提下，我國社會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充分證明改革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強大動力，發(fā)展是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而穩(wěn)定是促進改革和加速發(fā)展的前提。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相關論述，不難看出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是我們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起點；30多年改革開放寶貴的基本經驗，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理論的邏輯新起點。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審慎概括中國法治建設正面經驗及反面教訓作出的重要決策

眾所周知，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除了給我們留下豐富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之外，同時也給中國打上了頑固的“專制與人治”烙印，這個烙印對近代以后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影響頗為深遠。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認識到了法制對于治國理政的重要意義，因此在1949年9月制定了具有代憲法功用的《共同綱領》。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此后，一批基本法律法規(guī)陸續(xù)出臺，夯實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但是1957年以后，“左”傾思想逐漸占據了黨的思想意識的上風，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民主和法治的建設成果遭到了慘重的破壞，甚至在某種程度、某些方面，黨的某些做法又表現(xiàn)出了“人治”的特征，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開始全方位的總結建國以來的黨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包括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通過總結與反思，黨認識到要想實現(xiàn)人民民主，必須通過加強法制來保障。此后黨重新回到了健全法制、實行法治的正確的道路上。十三屆四中全后，江澤民繼續(xù)強調法制建設的重要性，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黨的十五大，在這次大會上，依法治國被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從“法制”到“法治”，與其說是“制”與“治”的差別，不如說是黨執(zhí)政理念創(chuàng)新之展現(xiàn)，執(zhí)政方式成熟之彰顯。此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對依法治國均進行了論述和強調。如果以法治建設的視角審視黨的事業(yè)發(fā)展軌跡不難看出，新中國成立后，當我們重視法治建設，法治昌明時，往往是國泰民安的時期，相反，當我們忽視法治，甚至拋棄法治的時，我們的事業(yè)就會遭受損失，就會國亂民怨。⑤顯然，歷史在生動的告誡我們，法治是黨治理國家必不可少的科學路徑。

應當承認改革開放之后，經過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和巨大的進步，2010年年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業(yè)經形成。但是還必須清醒的看到，現(xiàn)階段，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xiàn)象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繼續(xù)推進我國依法治國的進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正是基于對中國法制建設歷史的重新評判和中國法治建設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上提出要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步伐，依法治國得以全面推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圍繞法治建設的議題而召開的中央全會。這次會議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確定下來，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全局部署。

因此，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充分論述的實踐基礎是我國法治建設曲折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理論基礎則來自于黨對法治建設成功經驗的不斷總結，慘痛教訓的深刻反思。總之是對黨在建設法治國家方面執(zhí)政經驗的充分運用。

全面從嚴治黨，是黨自覺總結我黨自身建設經驗下的堅定決心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對于一個在世界上擁有黨員數量最多的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鐵打不動的定律。中國共產黨的自身狀況如何，對于能否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面實現(xiàn)正確領導，對于能否順利推進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具有決定性意義，直接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興衰成敗，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問題，并把它作為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沿襲下去。毛澤東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經驗進行總結時，把黨的自身建設比作了黨在民主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雖然在毛澤東的黨的建設理論體系中沒有提及“從嚴治黨”的字樣，但是在毛澤東黨的建設思想中“始終堅持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解決黨內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以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并改造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同時對黨的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加以重視”等內容，無疑為當下開展的反“四風”運動和貫徹八項規(guī)定作了最經典的理論鋪墊。反“四風”運動和貫徹八項規(guī)定是在當代現(xiàn)實背景下對黨的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的堅持和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