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開創(chuàng)大國崛起新模式

從“一帶一路”這個大國崛起新模式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它與近代大國崛起模式的巨大差異。

其一，它是和平型模式。正如習總書記所言，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過，“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常常有外國人會問：是什么精神支撐中國人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修筑長城？實際上是一種愛好和平、追求和平的精神。而西方文明是一種競爭性、排他性很強的文明，從希臘、羅馬時代的獨立城邦，到中世紀歐洲大陸的封建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國家，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與實力競爭構成了西方世界體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則盡力擴張”，國家“以實力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國家戰(zhàn)略的核心是在相互沖突的國際環(huán)境中如何使用國家權力以實現(xiàn)國家目標和擴張國家利益。而從歷史傳統(tǒng)看，中國基本是一個戰(zhàn)略內向型國家，國家命運的焦點是天下秩序的崩潰與重建，即所謂“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保護國家不被傾覆，是帝王將相文武大臣的職責；而保護道德價值觀不被顛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責任。突出的天下情懷與鮮明的道德意識構成了中國戰(zhàn)略文化的內在特征。在中國歷史上極少出現(xiàn)以掠奪其他國家土地、財富、人口為目的的征伐，而西方國家從古希臘以來就充斥著對外擴張的歷史，古羅馬帝國的征伐就長達100多年，后來的“十字軍東征”長達200多年，14世紀以來，西方對外擴張的歷史更是達到600余年。

其二，它是文化型模式。以往大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是依靠軍事或經濟力量，而中國將來對世界產生影響，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文化。中華文化是偉大的優(yōu)秀的文化，我們應該確立這種文化自信。世界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20多種重要文明，但幾乎都中斷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中國是唯一保持文明連續(xù)性的國家，其文化的獨特性也得以延續(xù)下，作為其象征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tǒng)幾千年未曾中斷。這種連續(xù)性、獨特性是中華文化具有創(chuàng)造力、生命力的表現(xiàn)。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長處和特點。”當然我們也不要貶低別人，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

中華文化有如下主要特點：

第一，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早在中國古代就有思想家明確地提出“和而不同”，但“和為貴”。中華文化可以將各種類型文明的優(yōu)秀因子加以粘合，其他文化的種子如佛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能在中華文化的母體內找到自己發(fā)展的土壤。保羅·柯文認為，西方文明是最狹隘的文明，西方人從不把其他民族的觀點放在眼里。而且，西方人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強迫別人放棄自己的觀點。在未來的日子里，西方必須了解其他國家并向他們學習，不再假定自己擁有根本的優(yōu)越性。如果西方不能改變自負心態(tài)，這將成為其衰落的最終原因。

第二，整體思維方式突出。無論在考察和分析自然現(xiàn)象方面，還是在工程、建筑、醫(yī)學、藝術等社會實踐中，都充分體現(xiàn)出這種思維的魅力。人類思維的進步、升華，既需要科學的分析，更需要整體的把握，需要二者的有機結合。中華文化中的整體思維和系統(tǒng)方法對推動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整體化、綜合化的發(fā)展，對后現(xiàn)代化社會的思維方法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季羨林先生甚至認為，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

第三，人學思想最豐富。中華文化強調人的自我修為、自我提升，注重人的道德的自律與自覺，明“人倫”、講“中和”、求“致和”，蘊含著協(xié)調人際關系、講究心態(tài)平衡的深刻思想。歐美式現(xiàn)代化提高了人們的物資生活水平，同時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xiàn)夫妻離異、家庭崩潰、人情冷漠等社會現(xiàn)象。隨著西方宗教的社會功能下降，中國人學思想的價值更加凸顯。

第四，中華文化具有豐富人文精神，比如，天人合一、愛國主義、君子文化、禮儀文化、尚賢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等。這些都將為中國道路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

其三，它是共贏型模式。“一帶一路”戰(zhàn)略，之所以能夠形成廣泛共識，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所強調的互利共贏、平等合作、共同發(fā)展等理念，與沿線各國渴望和平與發(fā)展的訴求高度契合，與團結協(xié)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zhàn)的時代要求不謀而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具體體現(xiàn)。

其實，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越繁榮，輸出的“和平”因素越多，帶給世界的“紅利”就越多。1000年前，唐朝開辟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是為了把絲綢、茶葉、瓷器銷往世界，不是為了用兵。唐高祖李淵認為，對周邊鄰國應修德結好，和睦相處。繁榮的大唐派出去的不是強大的軍隊，而是去西天取經的玄奘和尚；強大的明成祖派出去的也不是軍隊，而是給世界送去禮物的鄭和。美國學者牟復禮和英國學者崔瑞德在其主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中講到了明成祖與亞洲國家發(fā)展合作的情況。永樂帝大力培植了與中亞各國的關系。在他統(tǒng)治時期，朝廷接待了撒馬兒罕和哈烈的22個使團、32個中亞綠洲國家的使團、13個土魯番的使團和44個哈密的使團。它們給朝廷帶來了諸如貴金屬、玉、馬、駱駝、羊、獅和豹；它們得到的賞賜是精美的絲綢和其他織品、白銀以及紙鈔以及其他貴重物品。

其四，它是開放型模式。唐朝之所以出現(xiàn)盛世局面，與當時的開放包容的政治社會氛圍有很大關系。唐長安的人口中，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shù)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qū)多達300個。一些外國人在中國朝廷做官。而清朝正是因為閉關鎖國，才錯失了市場經濟的新文明，并與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失之交臂，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到來的時候，根本無力抵抗。所以，一個封閉的文明即使可能表面很輝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別的文明正在興起，就可能處在極端危險、極端脆弱的境地。

真正強大的文明一定是一個開放的文明。我們在推動中國崛起的進程中，一定要開放胸懷，不斷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進的文明要素并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續(xù)發(fā)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fā)了《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建設開放型經濟強國的目標任務，并指出，面對新形勢新挑戰(zhàn)新任務，必須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使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fā)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促創(chuàng)新。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十八屆五中全會把開放發(fā)展作為我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發(fā)展的“五大發(fā)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推進與實施，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促進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發(fā)揮更大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全球視野下中國道路的內生特性研究”的階段成果，項目批準號：14@ZH009）

The "Belt andRoad" Initiative Creates a New Model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Guo Wanchao

Abstract:The rise andfall of great powers is a historical law.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we arein an era of China's rise, and today's China is rising for the fourth time.When it comes to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n the modern times, we can roughlyconclude tha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ways of rise. The first is to challengethe existing great power, the second is free riding, and the third is to useeconomic supremacy. Today, China’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influencing the world, and its rise in the outside world becomes important.However, bo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ts own development havedetermined that China's rise cannot take the old path of the Western hegemony,but rather, it must carry out strategic innovation, take the new road of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benefit.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is a strategic plan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swell as a peaceful, cultural, win-win, and open strategic model.

Keywords: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Chinese civilization

郭萬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傳媒研究所所長、北京市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文化產業(yè)、當代中國經濟發(fā)展。主要著作有《中國夢——一個東方大國的成長之道》《當代中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北京市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競爭力提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