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馬列主義與儒家政治倫理的雙向涵攝中生成，體現(xiàn)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xiàn)實關照，與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現(xiàn)代轉型相互契合并實現(xiàn)了本質超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關鍵在于通過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以及群眾路線教育推動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科學性、實踐性和公民性。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儒家 政治倫理 要素 路徑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濃縮和升華，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邁向新征程的起點。民主、和諧、公正等核心概念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倫理價值，在現(xiàn)代性轉型過程中呈現(xiàn)儒家政治倫理與馬列主義相互融通的生成邏輯并實現(xiàn)內(nèi)在超越。筆者從政治制度、組織、個體倫理三維視角剖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儒家政治倫理要素，基于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可行性路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倫理邏輯
理論背景：馬列主義與儒家政治倫理的雙向涵攝。新世紀以來，關于馬列主義儒家化或儒家馬列主義化的爭論不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理論交鋒中凝練生成。以新儒家為代表的反馬克思主義陣營主張以新儒學代替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地位。以郭建寧為代表的儒家馬列主義化陣營則強調儒家的從屬地位，否認儒家對馬列主義的同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提出以新儒學政治代替馬列主義，而新儒學政治又不可避免的與傳統(tǒng)文化、社會主義、西方自由主義發(fā)生融合，即“當代儒家政治哲學大致沿著以下三個方向轉化與重構：儒家新王道政治論、儒家社會主義論、儒家民主政治論”②。以金觀濤、甘陽為代表人物的新儒家便分別從西方自由主義和左派立場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汲取儒家價值資源的現(xiàn)實。郭齊勇和湯一介則從傳統(tǒng)政治倫理出發(fā)論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進行的”③。然而，正如劉東超所言，“儒學作為思想資源曾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消極作用當然也有），今后這一作用還可能有所加強，但這些作用不宜被稱為‘儒家化’”④。如果運用新儒家的思維邏輯解釋近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興起，則實難得出儒家內(nèi)部自然生成馬列主義的結論。目前，學界普遍認同馬列主義與儒家政治倫理相互融通，兩者之間不存在決定性作用。在此理論背景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顯然吸收了二者理論資源，又超越了馬列主義與儒家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在新的起點上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政治倫理觀。
現(xiàn)實關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倫理際遇。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其中以“中國夢”的提出最為典型。“‘中國夢’是一個民族夢，一個社會夢，同時也是我們在現(xiàn)階段的一個政治夢。”⑤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便是備受戰(zhàn)爭欺凌的中國人民的集體訴求，是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追求。誠然，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家經(jīng)濟總量總體水平躍居世界前列，國家地位顯著提升，但文化軟肋仍然制約著國家發(fā)展，其中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困境尤為突出。當前，社會中的風險因素不斷醞釀，暴力恐怖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頻發(fā)，這些都給當代中國政治倫理提出了現(xiàn)實挑戰(zhàn)。顯然，我國政治倫理結構中存在諸多矛盾且亟需改革。從政治倫理制度到官德建設，從政治行為規(guī)范到公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與個人之間構筑了連結橋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道德規(guī)范將政治行為納入到社會政治文明建設中，從個人、社會、國家三個維度整合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資源，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理想凝聚全民族力量。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素分析
“所謂政治倫理，即社會政治共同體（主要是指國家，亦包括諸社會政治共同體之間）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結構、政治制度、政治關系、政治行為、政治理想的基本倫理規(guī)范及道德意義。”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素體現(xiàn)了儒家政治倫理在政治制度倫理、政治組織倫理以及政治個人倫理維度上的歷史流變。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制度倫理維度。從“民貴君輕”到“以人為本”。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nèi)容，“民主”一詞在儒學著作中早已有之，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得道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大學》）、“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程頤《代呂晦叔應詔疏》）。在封建主義的古代，“民貴君輕”的思想難能可貴，它以樸素的人道主義告誡君權的濫用，希望統(tǒng)治者關心民眾疾苦。但是，正如列寧指出：“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tài)。”⑦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民主”是“民之主”，而非“民主之”，“民貴君輕”只是“低勢位”民眾的道德訴求，而并未作為國家政治制度。胡錦濤在科學發(fā)展觀中提出“以人為本”，將“民主”的理念貫徹到社會發(fā)展領域，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將“以人為本”上升到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高度。“所謂以人為本，就是堅持人本主義觀念，承認人在自然世界和社會領域中的根本權益性，由此而肯定與維護人性、人道和人權的根本態(tài)度和實踐方法。”⑧
從“天人合一”到“和諧社會”。古代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不論是積極入世的儒家，還是超然灑脫的道家，都將“天人合一”作為國家治理和內(nèi)省修身的重要價值追求。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與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以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據(jù)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社會領域的唯物史觀，“天人合一”顯然已不適應政治合法性的論證，而必須要以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來探求政治秩序的應然層面，“天人合一”觀念的嬗變繼承了儒家政治倫理關注政治秩序的傳統(tǒng)，又超越了“天人合一”的唯心哲學根源。“和諧社會”作為社會的內(nèi)在旨歸業(yè)已成為國家的制度內(nèi)容，并延伸到國際政治秩序構建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組織倫理維度。從“天下為公”到“立黨為公”。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孫中山“三民主義”將“天下為公”作為國民黨執(zhí)政要求，但由于階級性的束縛，其對“天下為公”的理解顯然逃離不了為統(tǒng)治利益集團辯護的藩籬。而封建主義時代民眾寄希望于“清官”的思想也正是受“天下為公”假象的遮蔽。正如馬克思所言：“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是一個事實。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超越了階級的概念，將“公正”觀念輻射到最廣大人民中去。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立黨為公，“要始終把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⑩
從“德主刑輔”到“依法治國”。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強調德治，法律則處于依附地位，“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jié)，而治道之本根也”（《朱子大全·延和禮札》），“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傳統(tǒng)政治倫理中法律雖地位不及道德，但古代法典較為豐富，尤以刑法體系最為完備，其中亂世用重典的思維仍被廣泛接受。近代以來，我國“依法治國”進程不斷加快，民法體系迅速發(fā)展成熟。“法治”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法制”過程后成為政治組織倫理的規(guī)范，民眾不僅逐漸習慣在社會交往和政治參與中自覺遵守法律，而且學會在法律中保障個人權利，極力抵制以法律名義嚴重侵犯人權的非人類行為。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個體倫理維度。從“忠君愛國”到“愛社會主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春秋繁露·五行對》）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中，“愛國”與“忠君”緊密結合，“孝”依照家庭到國家的推演順序，下對父母盡孝，上對君主盡忠。封建制度的瓦解宣告君主的終結，“愛國”便從愛個人到愛意識形態(tài)。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愛國”價值是對集體主義的熱愛，是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民族國家的興起的一大特征便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高度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然將對君主的狹隘的“忠”上升為對民族國家的信仰。
從“仁愛”到“博愛”。中華民族歷來熱情友善，這有其“仁愛”傳統(tǒng)。“儒家的仁愛思想提倡對人要有仁愛之心，而仁愛之心的根本就是把人當作人來看，處理好人際之間的關系，因此充滿了濃厚的人文精神。”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仁愛”是有差別的愛，對不同階級，愛的程度和范圍均有差異，表現(xiàn)在政治參與中，官僚對普通民眾鮮有“仁愛”之心，仁政的施行只不過是自身價值實現(xiàn)的手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的“友善”則要求民眾之間形成良性的政治競爭氛圍，官員則要對民眾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體現(xiàn)人民公仆的博愛胸懷。
儒家政治倫理視野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路徑選擇
前提批判：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攝儒家科學性轉向。“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建設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前意識形態(tài)論爭的前沿問題之一。”針對新儒家的意識形態(tài)攻勢，馬列主義在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必須進行有效批判，以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地位。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正確處理馬列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問題，筆者認同方克立提出的“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chuàng)新”的理論架構，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厘清儒家政治倫理的現(xiàn)代性邊界，提出政治設計原則，從而推進新型政治倫理觀的建設。首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運用唯物史觀剖析價值觀生成發(fā)展過程，設計科學的政治價值互動模型；其次，重新審視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批判封建糟粕，增強儒家政治倫理內(nèi)容的科學性；再次，順應時代潮流，吸收西方優(yōu)秀政治價值，實現(xiàn)政治觀念現(xiàn)代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否定之否定中生成，馬克思主義對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批判是其發(fā)展的前提和依據(jù)。
問題回應：以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促成儒家實踐性轉向。新儒家提出“心性儒學”向“政治儒學”的轉化，其中內(nèi)含的重要維度便是工具理性的重新定位。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游離，儒家政治倫理成為無根浮萍，更多從純理論思辨角度參與政治設計，“經(jīng)世致用”長時間遭到遺棄。黨的十八大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而國家治理無疑體現(xiàn)倫理道德精神，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要求政治倫理精神的現(xiàn)代化。“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政治倫理精神的教化則通過制度性渠道表征出來，“制度的倫理功能遠遠大于個體道德。與個人行為相比，制度性行為的力量和影響是更為強大和深遠的。”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中不乏實踐性內(nèi)容，但制度性資源匱乏，這與儒家政治倫理中的人治傳統(tǒng)密不可分。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對儒家政治倫理的實踐性提出以下要求：第一，以現(xiàn)代政治價值觀設計國家治理目標，凸顯公平正義；第二，以內(nèi)省修身提升國家治理主體德性，采取激勵手段促成國家治理的道德踐履；第三，以人文精神貫徹國家治理制度，在倫理關照下真正實現(xiàn)“經(jīng)世致用”。同時，還要避免儒學政治倫理“過度”功利化的現(xiàn)象，保持在工具理性的合理范圍內(nèi)。
主體轉換：以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推進儒家公民性轉向。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價值觀念嬗變，即從“民之主”到“民主之”，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體現(xiàn)著政治主體的二重性。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將人民和君主置于不同的位階，在政治理想層面表現(xiàn)為“民貴君輕”，但在政治現(xiàn)實層面卻是君主至高無上，這顯然是個悖論?，F(xiàn)代政治價值強調“人民主權”，而新儒家在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轉向過程中也注意到了治理主體的不平衡性，主張儒家政治倫理從臣民向公民的轉向。中國共產(chǎn)黨歷來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注重發(fā)揮群眾的智慧，肯定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推進儒家公民性轉向要發(fā)揮群眾的力量，首先，必須在理論層面批判儒家政治倫理中的“愚民”傾向，樹立群眾史觀；其次，鼓勵儒學政治精英參與政治，強化事功價值；最后，政府給予相關政策扶持，催化儒家社會組織的成熟，使其在社會公共事務中樹立并宣傳公民意識。
（作者單位：合肥工業(yè)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廳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合肥工業(yè)大學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招標項目“Web2.0時代大學生道德情操養(yǎng)成機理與培養(yǎng)模式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K2014A082）
【注釋】
①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孫邦金：“論當代中國政治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60~65頁。
③郭齊勇：“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xiàn)代化”，《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9年第6期，第56~62頁。
④劉東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儒家化嗎—兼與金觀濤、郭齊勇、湯一介三位先生商榷”，《學術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42頁。
⑤肖思寒，鄧名瑛：“‘中國夢’的政治倫理意義”，《倫理學研究》，2013年第6期，第79~83頁。
⑥萬俊人：“政治倫理及其兩個基本向度”，《倫理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0頁。
⑦《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閻鋼：《政治倫理學要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蔡德貴：“儒家‘仁愛’思想的三個層次”，《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60~64頁。
方克立：“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的三點看法”，《紅旗文稿》，2009年第1期，第27~29頁。
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道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16~19頁。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楊通進：“制度倫理與社會轉型期的道德建設”，《光明日報》，2013年1月15日。
責編/許國榮（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