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時期,孔子將“知”、“行”以及“知行合一”作為哲學概念界定并詳實論述,開創(chuàng)了中國知行觀的學統(tǒng)。孔子肯定了人的認知能力,考察了認識的來源、認識的內容以及對待知識的態(tài)度等;孔子非常重視“行”, 認為個體價值的實現(xiàn)依存于他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孔子也非常重視“知行合一”,強調把內在之知轉化為外在之行。當前階段應不斷從孔子的思想中汲取合理性因素并運用到工作仍具有諸多啟示。
【關鍵詞】孔子 知 行 知行合一 仁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春秋時期,孔子將“知”、“行”以及“知行合一”作為哲學概念界定并詳實論述,奠定了中國“知行觀”的學統(tǒng)基礎。孔子認為認知活動是人類的基本活動之一,他肯定了人具有很強的認知能力,考察了認識的來源、認識的內容以及對待知識的態(tài)度等;孔子也非常重視“行”,認為個體價值的實現(xiàn)依存于他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孔子強調“知行合一”,認為儒學的本質體現(xiàn)在“知行合一”的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中,即個體把內在之知轉化為外在之行?,F(xiàn)階段深入研究孔子知行觀的合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孔子之“知”諸義概述
綜合起來考察,孔子之“知”是全面而深刻的范疇,是孔子思想體系的基礎,孔子的人生理想、為政之道、君子學說、教育思想等各個方面都由此展開。具體的來說,孔子“知”之思想包含知之能力、知之來源、知之路徑、知之內容、知之態(tài)度等。
“知”之能力??鬃涌隙巳耸悄苤闹黧w,外在客觀世界進入人的感覺器官并經過思維之后,人能夠形成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鬃釉嬲]弟子不怕別人不了解自己,而最怕自己不了解別人。這說明孔子認為人具有認知的能力??鬃右矃^(qū)分了人的認知能力有強弱之分,“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以下《論語》引文均出自《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宋)朱熹),正是由于人的先天能力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鬃舆€看到了人具有推斷和預測等能力,子張問十世以后的禮能否知曉,孔子明確告訴他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因為人的認識具有推斷和預測的能力。
“知”之來源。孔子曾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這是孔子對認識來源的思考:先天所賦予,后天的學習,困境中的學思結合??鬃诱J為“學”、“困而學”等實踐活動是認識的重要來源,因此他非常重視學習,《論語》中多處可見他談到“好學”的章句,可見“學”在其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好學”不只是人的一種行為,更是人的一種優(yōu)秀品質。實際上,他之所以重視“學”,贊揚顏回“好學”,是因為他認為對于普通人(非生而知之之人)來說,“學”這種活動是人由“未知”進入到“知”的必由之路,有“知”必須有“學”,有“學”才能有“知”。
“知”之內容。孔子認為“知”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天命”。“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由此可以看出,“知天命”是“知”的重要方面。因此,他說君子必須謹遵天命行事。其次是“君子之道”。“子曰:君子不器”(《論語·為政》),認為君子應符合形而上之道的各項要求。君子的重要任務是悟道、和弘道并遵道而行。他認為君子之道包括孝悌之道、忠恕之道以及為政之道等方面。再次是“禮樂”。他非常重視禮樂教化,也曾嚴厲批評季氏踐踏禮樂的行為,“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傳授禮樂也是孔子的重要教學任務。
“知”之態(tài)度??鬃又匾晫Υ?ldquo;知”的態(tài)度,其目的在于強調獲得真知。其一,孔子強調“學”的重要性,認為人應該有強烈的“求知”欲望。其二,孔子反對“不懂裝懂”的行為,孔子告誡子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才是大智慧。其三,自己真知不一定要表達出來讓別人了解,所以孔子由衷佩服顏回的大智若愚。其四,懂得存疑方為真知,當子路說孔子“正名”思想迂腐而不合時宜時,孔子批評他不懂得存疑的重要性,告誡他對于有疑問的事情要保持沉默不要妄下定論。其五避免“閉門造車”才是真知??鬃臃磳κ裁炊疾欢畢s憑空創(chuàng)造的做法。其六,做到“四毋”才能真知。孔子認為真知應該杜絕了四種弊病,即肆意猜測,主觀成見,固執(zhí)己見,自私之心。說明獲得真知需要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克服主觀成見。
孔子之“行”意蘊簡析
孔子之“行”概念意涵人類一切行動,包含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一切實踐活動,凡是能被聽聞察覺和體會感受的在外表現(xiàn)都屬于“行”的范疇,認為“行”是人的本質活動,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生活、學習、工作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上。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依存于他所從事的實踐活動。
細節(jié)即“行”??鬃诱f,“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指出判明個體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的標準,要看內在本質,避免被花言巧語以及偽裝的和善所欺騙。“色”即面容表情,在《論語》中出現(xiàn)過多次,說明孔子認為“行”可以小到細節(jié)之處。他自己也時刻注意自己的面容表情,在本鄉(xiāng)與人交流時非常溫和恭順,當君主臨朝時,他表現(xiàn)出恭敬不安的樣子??鬃又灾匾暼说募毠?jié)行為,是因為他認為一舉一動雖是外在表現(xiàn),卻可以體現(xiàn)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和修為深淺。為使行為得體,孔子強調“禮制”的重要性,認為人的行為要遵守禮樂規(guī)范的約束。
孝悌、為政皆屬于“行”??鬃訉?ldquo;孝悌”行為做了哲學總結,認為“孝悌”有如下規(guī)定性:第一,“孝悌”是日常行為,體現(xiàn)在日用倫常之間,人應該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他認為“孝悌”應該是一種恒常行為,也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事情。第二是“孝悌”是社會理性的表現(xiàn)形式。“孝悌”不僅表現(xiàn)了諸如動物生養(yǎng)父母和友善兄弟的自然屬性,更重要的表現(xiàn)出了人的社會理性,即倫理道德行為。透過“孝悌”行為表象,看到的是行為主體的內在道德境界。所以孔子提出“孝悌”的深層含義—“敬”,認為生養(yǎng)父母和友善兄弟的行為,如果沒有敬重之情便不能稱之為“孝悌”。這樣孔子就把人的類本質和動物的類本質區(qū)分開來,并把“孝悌”看作一種美德。
同時,孔子認為“孝悌”必須在禮制約束的范圍之內。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段材料認為,“孝悌”是“仁”的根本,懂得孝悌的人必將依禮行事,因此不會“犯上”和“作亂”。實際是把“孝悌”推及到“為政”,把治家之道擴展到治國之道上。在孔子看來,“齊家”和“治國”是同一道理的兩個表現(xiàn)形式,孔子說只有做到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才能把孝悌精神推廣到政治上去,這也就是從政,并非只有做官才算從政。這說明,孔子認為只要人的德行具備了,能夠以孝悌之心體懷家人,也同樣能以仁義之心去治國平天下。
身體力行??鬃右簧荚?ldquo;行”中度過,以自己的所作所為向世人彰示什么是道和如何行道??鬃有〉臅r候受鄉(xiāng)黨影響即開始演習禮。早年間便出仕做“委吏”,主管倉庫之事;后又做“乘田”,主管牛羊蕃息之事。盡管世事困頓,孔子始終從未放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當公山弗擾要召他從政他有心前往,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這是他心里的澄明想法,可以看出孔子行“救世”之道的心如何迫切。據(jù)《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定公曾重用孔子,一年中由中都宰升為司空,后又由司空升為大司寇。這是孔子接近理想的重要一步,但終因季氏阻撓而未實現(xiàn)行大道于天下的最終理想。此后孔子開始帶領眾弟子周流列國,宣傳儒學思想的同時尋找新的機會,也無功而返遂繼續(xù)從事教育事業(yè)和著述事業(yè)??v觀孔子一生,都在忙于傳播和實踐儒學思想和執(zhí)政理念。他既是儒學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更是儒學思想的實踐者。在他看來,儒學的本質體現(xiàn)在各種社會活動中。
孔子之知行合一及其邏輯基礎
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這可以說是孔子的識人智慧。他認為人的精神境界與外在行為具有一致性。人的所作所為、行事動機、價值取向等在智者面前都是不可隱匿的。上面引文說明孔子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知”與“行”能否合一以及如何合一?即人的內在之“知”如何體現(xiàn)為外在之“行”;如何保證內在之“知”轉化為外在之“行”時不出現(xiàn)偏差,或者說這種轉化應遵循什么原則呢?孔子對“仁”的概念的完備界定,架起了溝通主體“知”與”行”的橋梁,有效解決了“知”與“行”的矛盾對立,“仁”是孔子知行合一思想體系的邏輯基礎。
首先,孔子非常注重“知行合一”?!墩撜Z》中記載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文”是指《六經》等典籍文獻;“行”是所從事的實踐活動,“行”是指實行、實習;“忠”是指忠恕之道;“信”是指誠信。“四教”之中,“文”是“行”的基礎,孔子反對脫離理論學習的實踐活動,當子路讓子羔去做費宰時,孔子批評子路這是害人之舉,因為子路認為不學習也可以做好費宰的工作,沒有理解孔子教育思想中知行并重的實質;“行”是文的目的,“文”是為“行”服務的,理論學習是為了實踐服務。所以《論語》才會有“子路有聞,之未能行,唯恐有聞”的記載,贊揚子路勇于把知識放在實踐中檢驗,闡明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鬃诱J為學習的過程應該把理論學習與實踐探索緊密結合,在實踐中豐富、完善和深化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子路》)這段話的意思是,熟讀了《詩經》三百篇,你卻不能合理地運用它處理政事,派你出使列國,你卻做不好,學習了那么多、書也讀了那么多,又有什么用處呢?說明“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必要準備。“知”與“行”必須高度統(tǒng)一有機結合,意即必須堅持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統(tǒng)一。只有這樣才是做到了學以致用,才是真正的“學”??鬃舆€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習了的知識如果不能及時運用就會丟掉這些知識……由此可見,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問題是教會學生做到“知行合一”。
其次,孔子繼承了前代“仁”的學說并將其充分發(fā)展,使“仁”成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仁”在《論語》中共出現(xiàn)了一百多次。其中有一段話需要特別注意: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這段話是關于“仁”的問答,子貢問孔子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到廣泛施好處于百姓救濟眾人是不是做到仁的境界了呢?孔子說能做到這樣不僅是“仁人”了而已經是“圣人”了。堯舜都很難做到的。接著,孔子對“仁”做了界定,說“仁”是不僅要做到自己能“立”同時也能做到使別人“立”;不僅要做到自己能“達”同時也能做到使別人“達”;能夠從自身出發(fā)并推己及人,這是做到仁境的方法。
在這里可以看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孔子認為“仁”同時具有主體性、道德性和實踐性,既是主體的道德境界同時也是對象性活動,道德境界是主體的內在之知,對象性活動是主體的外在之行,道德境界指向對象性活動,即道德境界通過對象性活動得以體現(xiàn),道德境界必然通過對象性活動體現(xiàn)出來,所以孔子才會有“人焉廋哉”的慨嘆。二是孔子通過“仁”的概念把自己與他人及社會緊密聯(lián)系起來,使兩者成為對立范疇。漢代許慎將“仁”字解釋為“仁者,親也,從人二”形象生動地將上述觀念表述出來。因此“仁”體現(xiàn)在于人于己兩個層面,一個人要做到“仁”,不僅要使自身道德境界不斷提升從而完成“成己”的使命,而且要使他人和社會良性發(fā)展從而完成“成人”的使命。所以“仁”具有社會倫理意義。三是仁境的獲得需要借助持之以恒的學習參悟等認知途徑。“仁”作為個體道德境界提升的目標,需要個體永遠處于追求“仁”的過程中。為實現(xiàn)這個終極目標,個體必須堅持不懈的學習學習書本知識和參與具體實踐。盡管在孔子那里“仁”的含義非常豐富,但沒有認知的過程人便不能達到“仁”的境界。四是“仁”作為實踐性概念,是說仁境需要通過行孝悌為政誨人等實踐活動展示。“推己及人”的方法表明,認知的目的是為了實踐,既然人們已經對“仁”有了足夠的認知,那么在孝悌為政等實踐活動中就要將這種對“仁”的認知體現(xiàn)出來。
最后,孔子所講的“仁”不是虛無飄渺的抽象概念,相比于孔子所說的“圣”的境界,“仁”所處的層次較低一些,因此實踐主體更容易達到。“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雍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這就是說“仁”并不是不能達到的目標,只要通過努力是可以實現(xiàn)的。“仁”是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概念,體現(xiàn)在所從事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包括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實踐和治理國家的政治實踐,能夠孝敬父母敬愛兄弟就是“仁”,言行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仁”;治理國家能做到勤儉節(jié)約、恪守信用、愛護下屬和百姓也就是“仁”。此外,“仁”是需要長期保持的境界,不會因為外在環(huán)境或個人境遇而改變。
孔子知行觀的現(xiàn)代啟示
孔子強調“知行合一”,強調個體在實踐活動中自覺提升自身道德情操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對后來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此后歷代儒家都自覺把知與行有機結合,重視實踐對人的認識的積極作用,并把所學知識包括德行修養(yǎng)放到改造社會的具體實踐活動中去。今天我們仍然需要不斷研究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發(fā)掘其合理性因素。
“知”與“行”的關系,即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是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教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關涉“怎樣培養(yǎng)人”的重大問題。因此高校應深刻理解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并以此為指導不斷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構建實踐育人長效機制,自覺將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有機結合,充分發(fā)揮實踐在教育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培養(yǎng)學生強烈的實踐意識和責任感、使命感,堅持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促使學生將所學知識有效轉化為現(xiàn)實需要的社會生產力。
當前階段,我國教育事業(yè)已經走入內涵式發(fā)展階段,為進一步推動高等教育發(fā)展,國家出臺相關文件,對高校著力抓好實踐育人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以上這些,客觀上要求教育界和學術界進一步拓寬理論視野,汲取中西方實踐育人理論優(yōu)秀成果,不斷夯實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堅實基礎。
(作者單位均為河北建筑工程學院、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校實踐育人模式研究”和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高校實踐育人的路徑選擇及保障機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ZD201411、2015GJJG146)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