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補貼政策作為一種常用經(jīng)濟手段，可以被政府用來實現(xiàn)特定政策目標。但是，不同的具體補貼措施有不同的效果。補貼政策使用錯誤，則不但達不到政策目標，還會造成無謂損失。文章從消費者效用的角度，對各種住房補貼政策的歷史效果研究著手，運用微觀經(jīng)濟學原理進行數(shù)學分析，對各種房屋補貼政策進行量化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住房補貼　庫恩塔克定理　直接補貼　比例補貼　定向補貼

【中圖分類號】F284　 　　 　　　【文獻標識碼】A

相關文獻綜述

補貼政策通過提供貨幣或非貨幣補助，在消費者需求不足或生產(chǎn)者供給“瓶頸”時，保護特定的產(chǎn)業(yè)及地區(qū)經(jīng)濟，或保障特定的消費人群的消費行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措施。以住房補貼為例，由于住房問題關系社會穩(wěn)定，世界各國都對低收入群體有各種各樣的住房補貼。房地產(chǎn)由于其數(shù)額大，供應有限，流通慢等特點，經(jīng)常出現(xiàn)市場失靈。所以各國政府都積極干預。

Aaron 與von Furstenberg（1971）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假定的個人消費函數(shù)只有兩個變量，即住房消費和其他商品，那么對消費者進行補貼會促進房屋消費。How enstine（1975）認為住房補貼是政府除了“公屋”政策外的一個有效補充。陳杰（2005）對瑞典的住房補貼政策進行了研究, 指出住房補貼具有消費中的替代效應，會對居民房屋選擇產(chǎn)生影響。Kemp（2006）研究了英國的新型住房補貼，即現(xiàn)金發(fā)放制中住房補貼被用于非住房消費。

對不同住房補貼方式的效果差異的研究有很多。Kristo f （1973），Weaver（1975) ，Khadduri與Struyk（1982）對美國住房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部的住房補貼政策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住房補貼的效果受到發(fā)放方式的影響。Steele（1998）對加拿大若干地區(qū)的住房補貼研究顯示，福利性住房補貼存在天然缺陷, 而標準的收入補充津貼的政策效果優(yōu)于前者。①

孫冰，劉洪玉等（2005）對中低收入家族住房補貼效果研究表明，對生產(chǎn)者進行補貼的福利損失高于對消費者的補貼。周蕾（2010）對上海廉租房貨幣配租政策進行了logistic分析，得出結論，人均住宅面積越小的住戶越傾向于用補貼租房，未來越想購房者越不想把租金用于租房。而對是否把補貼用于房屋影響最大的變量是人均收入。

現(xiàn)實中的住房補貼政策

第一，公共住宅政策。即政府主持興建的低價房，主要向低收入群體供價，需要一定的資質（收入低于某一標準）方可購買。而居住滿一定年限后，有的需要返還給政府，有的則不需要。這種政策可以控制住宅市場價格，同時擴大住宅總供給量，維系整個房地產(chǎn)的健康發(fā)展，不至于大起大落。一般歐洲國家公共住宅占比約為40%～60％；亞洲國家如日本、新加坡此比例為50％左右。“公屋”的準入標準各國不同。如新加坡房屋發(fā)展局規(guī)定了可以享受公屋的家庭月收入標準，和公屋面積標準。家庭月總收入小于5000新元的家庭可以購買一套公屋，居住期滿須歸還給政府，或者再次估價再次贖買居住年限。依據(jù)不同地段和單元面積，公屋按照一定的分級明確政府出資補貼的比例，超過一定規(guī)格則沒有補貼，還要加征稅收。對于高收入家庭，則沒有政府補貼。

第二，直接住房補貼。主要分為兩種，即人頭補貼和住房實體補貼。人頭補貼即按人數(shù)給予一定補貼。由于其簡單易行，逐漸被越來越多的政府采納。住房實體補貼是對建房、買房和租房進行專項傾向補貼。實體補貼之前必須制訂居民最低住房標準，繼而確定達到這一標準過程中居民付出的住房費用占家庭總開支的比例。政府對實際住房費用超出規(guī)定標準的部分給予補貼。實體補貼總體上采取收入倒掛制，家庭總收入越低補貼越多。研究表明實體補貼對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費起到了明顯的擴大作用。但由于這一政策涉及精確統(tǒng)計家庭收入，成本較高。所以許多國家都在逐漸減少實體補貼，轉而保留人頭補貼。

瑞典主要實行人頭補貼，針對兩類人群，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多子女家庭。補貼費用由國家和地方分比例承擔。新加坡以實體補貼為主。政府于1960年代開始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如今大多數(shù)（超過85%）的國民生活在政府建造的房子中，即“組屋”。這其中有95%的居民擁有組屋的產(chǎn)權，剩下5%的人則以租賃方式居住。②

法國實行人頭補貼和實體補貼相結合的政策，對低收入家庭房租超過其總收入20%～30％時，承租人可向國家申請房租補貼。同時政府資助非盈利性房企建造公屋，房企每年向政府提交建房數(shù)量計劃，并提交經(jīng)費預算，經(jīng)有關部門審核批準后，由國家提供長期低息貸款。貸款年限為25年～30年，可貸款額一般占建房預算的50%～60％。③

英國的住房補貼政策通常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常見的住房補貼有租房補貼和購房補貼。在政府的專門部門對申請人的經(jīng)濟狀況和住房狀況進行全面評估后，給出補貼的等級和具體數(shù)額。

美國是住房政策比較多樣的國家，也是居民住房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主要有政府廉租房，住房券補貼等。城市經(jīng)濟學中的住房補貼政策在美國全部實施過。美國在2010財年直接補貼金額達到500億美金規(guī)模，此外還實行了若干家庭住房稅收減免計劃。在補貼政策的接受方，以補貼的對象劃分可分為對建設方的補貼和對消費者（租房家庭）的補貼。美國主要的房屋補貼形式有：直接向低收入家庭發(fā)放住房補貼，用國家提供的低息貸款建造老年人和殘疾人公寓，政府向私人租賃住房，再分租給低收入家庭，地方政府發(fā)放免稅債券籌集建房資金，聯(lián)邦政府對償還進行擔保。美國的住房補貼一般占財政撥款的2.5％左右。④

而在中國一般采取實物補貼的保障房，廉租房政策，其優(yōu)點在于避免了直接發(fā)放貨幣中的交易成本，以及不同收入標準領取補貼多少的不同引起的潛在矛盾。由政府控制保障房和廉租房的承建到最后的分配，政府只需核準申請人標準，合格者即有資格以優(yōu)惠價購買或租住。缺陷在于尋租空間的存在，監(jiān)督的不透明導致真正有需要的人買不到或租不到，而由不符合要求的人拿到了購房資格，再投入市場轉賣或轉租。完全扭曲了政策的初衷。同時由于中國的土地政策，政府隨建保障房無利可圖，積極性不高，也導致保障房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貨幣補貼政策的微觀原理

實物補貼政策直接給予受助人特定住房，或收取少量租金。這一方式的優(yōu)點是直接，能夠達到所預期效果，減少政策被扭曲。但缺點是政府興建或由私人興建政府承租廉價房，成本高，不靈活，效率低。有尋租的風險。而貨幣補貼政策實行成本最低，政府不用專門興建房屋，可充分利用市場現(xiàn)有房屋，補貼程度可靈活掌握，受助人選擇余地大，福利程度高。

所有的貨幣補貼大致可分為三種：直接補貼，定向補貼，比例補貼三種。下面將就每個補貼闡述其模型和微觀原理，并與實際前人研究成果作對照，同時對我國的住房補貼政策作出評價和建議。

第一，無補貼下的消費者的最優(yōu)消費和福利。無補貼下的消費者效用曲線是典型的二元商品消費者無差異曲線。房屋消費的最優(yōu)點可由一般商品的效用曲線和消費者無差異曲線構成。一類是房屋x1，一類是其它生活資料x2。預算約束為C，價格單位標準化。以消費者效用函數(shù)U=x12 x2為例可得，2x2=x1即其它物品消費量是房屋消費量（標準單位）的兩倍。消費者效用為4C3/27。這里的價格和消費量將作為標準與以下不同住房補貼政策的效果作比較，并且均以P為1的單位為標準。以此來說明不同形式貨幣補貼的不同效果。

第二，直接無限制貨幣補貼。直接貨幣補貼即直接發(fā)放給特定消費者一定的貨幣讓消費者自由使用（不限于購買住房）。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的約束條件在橫軸和縱軸方向各移動a單位，新的預算約束線與原預算約束線平行。新的無差異曲線U1交新的約束線于e1。根據(jù)效用函數(shù)和新的約束條件，可算出增加的住房消費是多少。假設預算線斜率不變，只有約束條件增加了a，采用上例中同一個效用函數(shù)，可直接得出消費者效用變?yōu)?（C+a）3/27。由此可見，這種補貼增大了消費者效用，并且從后面的結果可以看出，這種補貼增加的消費者福利是最大的，但是，增加的住房消費并不明顯。因為，消費者會用這種不限明用途的補貼去購買最佳的商品組合而不是同一種商品。根據(jù)消費者效用原理，一般商品的邊際替代率不可能為0，所以可以得知兩種商品的組合的效用一定大于單純某一種商品的消費增加。

第三，定向補貼。直接的貨幣補貼政策在各國歷史上都曾經(jīng)實行過短暫的一段時期，各國政府迅速發(fā)現(xiàn)，這種補貼并不能達到他們預期的增加住房消費（福利）的效果。因為對于受助人來說，購買其它商品所增加的福利要大于拿著補貼單純改善住宅。所以瑞典，荷蘭，法國，日本，美國，新加坡都出臺了定向購房補貼。各國政策大同小異，即給予一定的?？钯徺I指定的住房。即在某一用途上補貼消費者。本文中設定模型如下：在住房消費上補貼消費者a個單位（實際中一般用住房券的形式發(fā)放，只能用于住房）。則由于其它物品消費不變，而其它物品與房屋的價格保持不變，幫預算線斜率保持不變?？v軸截距處向右延伸a個單位。由于總效用提升，新的無差異曲線與新的預算約束線交于e2點。是否有角點解要視無差異曲線的函數(shù)而定。

一是，在沒有角點解，無差異曲線與補貼約束線上界不相交時。與自由貨幣補貼效果完全一樣。二是，如果無差異曲線與補貼約束線上界，即X1=C時相切，與無差異曲線的凸性質不符。所以，定向定額補貼與直接貨幣補貼效果無差別。而定向補貼有監(jiān)管成本，所以總體效率不如直接貨幣補貼。

這種政策在中國也曾經(jīng)出臺，不僅有住房，還有其他定向補貼如農(nóng)產(chǎn)品，家用電器等。對消費者來說，如果這些物品是必需品，則實際補貼效果與“直接發(fā)錢”沒有區(qū)別。通俗的說，補貼了消費者在這方面的本來就計劃的消費，與給消費者一定的金額用于其它消費是等效的。所以，這種定向補貼的特殊性不在于消費者，而在于商品提供者。政府提供的定向補貼和“消費券”一般都指定消費商家，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下，中國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發(fā)放了大量的食品消費券，用于援助農(nóng)產(chǎn)品銷售。每個大中城市居民都憑身份證領到了20元至50元等。同時中央還開展了家電下鄉(xiāng)，農(nóng)用車下鄉(xiāng)活動，促進工業(yè)品和農(nóng)業(yè)品的交換，挖掘農(nóng)村市場潛力。定向補貼措施必然帶來了“指定商品目錄”這樣事物，如何進入這個商品目錄則完全是監(jiān)管機構的評價。這無疑是在自由市場之外增加了政府干預，導致了尋租行為，增加了交易成本，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場。

第四，比例補貼。對補貼政策造成的市場機制扭曲的一種補償是比例補貼，比例補貼是指對限定方向的消費進行一定比例的貨幣補助，例如進行房屋內消費，則每消費1元政府補助1元，則為1：1補貼。它可以隨著消費者本身消費意愿的大小而調整，所以比起定額補貼較少的扭曲了市場意愿。由于比例補貼制根據(jù)消費者花在某一方向上的金額再動態(tài)調整（本例中為1：1的補貼），所以相當于改變了兩種物品的價格比。此類補貼大小依據(jù)的是消費者原來的消費額，在此例中，消費者由原來消費x2單位的房屋變成了2x2，總效用提高了一倍。這種補貼的特點在于，在實際操作必然演化為一種形式：“實物補償”，即贈送消費者原來購買的實物數(shù)量，在房屋補貼中可以視作“面積補償”。因為如果以“消費券”的形式給予特定商品一定的補貼，必然會擠出消費者原本用于購買此類商品的錢，就會導致與定向補貼或直接貨幣補貼一樣的效果，偏離了政府采取此項措施的本。

從上述的理論推導可以得出，從宏觀方面，對私營企業(yè)和個人提供補貼，比政府自己包辦產(chǎn)生的社會福利要高，而對消費者進行補貼，又比對生產(chǎn)者補貼的社會成本要小，對經(jīng)濟的扭曲程度小。從微觀方面，在對需求方的三種補貼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直接貨幣補貼與定向補貼效果沒有差別。同時直接補貼的模型說明結論與Aaron與von Furstenberg（1971）發(fā)現(xiàn)的住戶補貼促進住房消費相符，同時與陳杰發(fā)現(xiàn)住房補貼因為替代效應，對其它商品的消費亦有影響的結論相符。

但定向補貼一般有監(jiān)管用途的成本，所以直接補貼優(yōu)于定向補貼。消費者可自由選擇貨幣的分配。我們同樣可以證明，對需求方的補助比對供給方的補助有著更小的福利損失，對經(jīng)濟的扭曲更小，尋租機會更小，不易產(chǎn)生腐敗行為。

定向比例補貼的作用是可以調整消費者的消費結構，使之更多的偏向發(fā)放補貼部門所期望的方向。但效用結果低于直接補貼的，凈福利損失加大，但它可用于特定目的，如提高某一商品的消費量到政府認為合適的水平（比如兒童教育），因為在這些特殊領域可以有外部性的參與，市場局部失靈，不能完全由市場規(guī)律支配。同時這也證明Khadduri與Struyk（1982）的研究結論：補貼效果與發(fā)放方式有關。

本文中模型的一個前提是，使用的效用函數(shù)為U=x12x2。因為不同的效用函數(shù)會導致非常不同的效用差異，有可能在某一取值區(qū)間有更大的可能重合，或導致臨界值的改變。因此必須說明，本文只討論一般理論情況，可以得出直接貨幣補貼是一種較能夠提高消費者整體福利的政策選擇。

對中國房屋補貼政策的建議

當前中國主要實行所謂“磚頭”補貼，這是一種對生產(chǎn)者進行的補貼。這種補貼既需要對生產(chǎn)者（開發(fā)商）進行大量的管理審查，對諸如開發(fā)資質，業(yè)績，信譽度，施工面積，房屋造型等實施全面，全程監(jiān)控，同時又要對消費者的資質加以監(jiān)督和審核。此種辦法成本高昂，尋租機會多。如央視曾報道某開發(fā)商在上海，北京開發(fā)承建的經(jīng)濟適用房面積嚴重超標（規(guī)劃90實際230），而買房人的收入又遠遠超過補貼受眾標準。而當今世界面對消費者的補貼是大趨勢。優(yōu)勢已如前文所述。

此外，實際的住房政策也不僅考慮經(jīng)濟目標和理論上的福利大小，而會更加注重外部性的影響，即所謂“社會效用”。綜合世界各國住房補貼政策的經(jīng)驗，在修建集中的公屋的同時，還必須防止出現(xiàn)“貧民集中化”。由于廉租房通常建在交通不便的偏遠地段，并且通常是集中建設一批廉租房，這樣就把大量低收入群體集中在一個特定區(qū)域。形成事實上的“貧民窟”， 造成貧困的世代承襲，甚至成為犯罪發(fā)生集中區(qū)，造成地區(qū)治安長期惡化。久而久之反而使得貧困固定化和擴大化，為了防止這種現(xiàn)象，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逐漸采取公屋和普通商品住宅間雜共處的模式，把廉租房小區(qū)與各種社會公共設施統(tǒng)一規(guī)劃同時嚴格要求廉租房達到一定的建筑和環(huán)境標準，加強物業(yè)管理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些舉措對公共住房建設的外部效應有了正面提升。

（作者為首都經(jīng)貿(mào)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周蕾：“住房補貼政策的消費促進效應及影響因素研究”，《上海經(jīng)濟研究》，2010年第4期。

②王寧楠：“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政策及其借鑒”，《南洋問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趙沂旸：“住房補貼政策的經(jīng)濟學分析”，《理論探索》，2009年第4期。

④李文斌：“美國不同時期的住房補貼政策：實施效果的評價及啟發(fā)”，《城市發(fā)展研究》，2007年第3期。

責編 /張蕾　豐家衛(wèi)（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