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為何更容易激進？                

作者 | 馬丁·李普塞特   

為什么下層階級更容易有集權主義的傾向？低教育、對各種政治組織或民間組織的低參與、絕少閱讀、封閉性職業(yè)習慣、經濟上不安全感和集權主義家庭模式，這些都是關鍵的因素。

有相互一致的證據表明，在其他因素固定不變時，寬容度的提高與教育水平提高的關系勝于與職業(yè)地位升高的關系。低教育與低職業(yè)地位當然是緊密相連的，它們都是構成低社會地位復雜因素的組合，而低社會地位又與缺乏寬容相關。

低地位群體傾向于不參加正規(guī)組織，很少定期閱讀書刊，不了解社會事務，不愿參加投票?？傊瑢φ尾桓信d趣。

調查發(fā)現，與非集權主義者相比，集權主義者“不參加各種社團組織”。不怎么了解社會問題的人，多半在經濟問題上比較激進，而在非經濟問題上比較保守。不參加選舉的人和對政治事務不感興趣的人，遠比參加選舉的人和有政治興趣的人偏執(zhí)和排外。

“頑固無知者”的“硬核”不成比例地來自沒文化、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這些人不僅愚昧無知，而且難以接受信息。非經濟的寬容不單純是個獲得教育和信息的問題，考慮到低地位者的社會狀況，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基本姿態(tài)：喪失信心，自暴自棄。經濟上的被剝奪就是心理上的被剝奪：卑屈的習慣，幾乎接觸不到信息源，缺乏語言能力。脫離社會使他們得不到關于政治結構的新的復雜觀點，而正是這些觀點，使寬容準則成為可以理解的和必不可少的。

“封閉性職業(yè)”要求其體力勞動者生活在一個工業(yè)城或工業(yè)區(qū)，在大多數國家，這些工人對共產黨人有比較高的支持。

鄉(xiāng)村居民，不論是農民還是農業(yè)工人，都往往比任何其他職業(yè)群體更反對公民自由和多黨制。調查顯示，農場主是法西斯政黨最堅定的支持者。此外，最傾向于支持法西斯和其他極端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群體是生活在邊遠小社區(qū)的小工商業(yè)主。這些人同樣遠離世界性文化，在教育水平上，遠低于其他任何非體力勞動群體。

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都不太可能經受住因擔心失去收入而產生的緊張，高緊張狀態(tài)需要立即緩和，這常常表現為對”替罪羊“發(fā)泄敵意，和通過支持極端主義組織來尋求短期解決辦法。

接受民主的原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安全感。一個人的經驗和穩(wěn)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簡單化的政治觀點，越不可能理解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寬容的基本原則，越不可能容忍政治變革的漸進主義思想。

一個人容易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性越大，越缺乏歷史感（缺乏長期觀點），遇事越不能取復雜觀點，他就越難于從具體經驗作出抽象，越缺乏想象力。這些品質，都是下層階級的特征，也是權力主義復雜心理學基礎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人，不是缺乏適當的思考框架或總視野，就是雖有思考框架，卻是固定不變的思考框架。拙劣思考框架的形成是教育水平有限的反應，即缺乏一般水平上的聯想，不能為評價經驗提供基礎。固定不變的框架，往往把所認識到的一般原則加以絕對化，甚至經驗也不能對其加以限制和矯正。

不具備豐富靈活觀察力的低地位者，多半缺乏發(fā)展的歷史感。由于缺乏智力和文化的內在素質，由于絕少受過用理性和現存判斷來檢驗相反觀點的訓練，他們作判斷，通常是憑著首先出現在腦子中的那些組織箴言的刺激。同樣，也不可能對未來有真正的辨別力。這樣的頭腦特別容易接受永遠保持生活現狀的誘惑。

這種對現狀的關注導致集中注意日常活動，幾乎沒有內在反省，沒有對個人未來富有想象力的設計，也沒有與個人日常活動無關的抽象思考。

從整體上看，工人階級的生活偏重于具體的和直接的方面，中產階級更容易接觸抽象的和一般化的問題。

不同家庭模式對集權主義也有不同的影響方式。中產階級的父母強調認識手段和長期目標的雙重重要性，在認識和情感上尊重，而且也具有沿著一條深謀遠慮的方法，采取適當措施，實現長遠目標的能力。中產階層的孩子，是在廣泛而精心控制環(huán)境中成長的，空間、時間和社會關系，在家庭內外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工人階級家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家庭階級完全不像中產階級家庭那樣整齊有序。

雖然家庭中的權威是明確的，但它所表現的價值并沒有帶來在時空上井然有序的事件，權威的行使，不是訴諸一種穩(wěn)定的獎懲制度，而是常常表現出任意性。具有具體特征的長期目標，往往被對未來的比較平庸的看法所取代，眼前的或近期的活動，比當前活動與實現長遠目標的關系更有價值。

這種對直接可見事物的強調以及對個人和具體東西的關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工人階級看問題目光短淺，不能領悟事情的復雜可能性，注定了他們的行動結果，并往往導致他們普遍愿意支持極端主義宗教及政治運動，在非經濟問題上，開明思想的程度普遍低落。

甚至在極端主義內部，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在認知能力上的不同點，也影響到他們的經驗世界：他們更愿意共同獻身于一個目標，更缺乏理性。

下層階級成員，很可能從童年起就面對處罰、缺乏愛，整個環(huán)境充滿緊張和敵視，這一切體驗往往使其產生根深蒂固的敵意，并借種族偏見、政治極端主義和基督教千年至福說的變價信仰加以宣泄。

他作為兒童，與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交往，這不能激勵他的求知欲。他的教育經歷，不能提高他對社會的一般性了解，也不能增加他對不同的組織和觀念的了解。他較早地離開學校，在工作崗位上，周圍的人家庭背景與他一樣，文化和教育程度同樣是有限的。

外界的影響力，幾乎對他的狹窄天地沒有什么沖擊。這限制了他的信息來源，阻礙了他的推理判斷能力，使他的注意力局限于比較瑣屑的生活樂趣。

所有這些人格特征，導致一個人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簡單方式看待政治問題和一切人際關系，這是我們要警惕的。

來源：本文選自《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