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具體的制度性機制來看，官員辭職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持續(xù)的高壓反腐，遏制著“權力尋租”的空間；不斷完善的制度建設，消除著“灰色收入”的暗道；日益嚴明的問責機制，加重著官員的“壓力不適”反應；趨向公正的官員晉升制度，改變著官員的“仕途預判”；愈發(fā)強大的媒體監(jiān)督，影響著官員的行為選擇，等等。

【關鍵詞】官員辭職    高壓反腐    問責機制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中國社會日益多元開放，近年來，官員辭職似乎暫成“風潮”，媒體持續(xù)報道，坊間熱議不斷。有“好問”者，也在窮究辭職者的動機或說法，更有媒體另辟新詞，以“新50歲現象”概而括之。一時間，官員辭職引起政學兩界的持續(xù)關注。

其實，辭職者的說法也許并不重要，因為嘴上說法并不等于心里想法。50歲也并不是原因，只是辭職者的身份指標之一，但極具典型象征性意義，其背后更有復雜的主客觀原因。

政治自有其邏輯，辭職者也各有原由。學者自然可以條分縷析其中的個體性原因，但官員辭職背后，蘊含于時代變遷中的制度性原因更值得思考和研究。因為這關乎體制內外“轉換流動”的機制機理，甚至關乎未來中國政經改革的趨向。

官員辭職的四個類型：志趣理想型、趨利求富型、升官無望型和壓力不適型

很少有辭職官員公開表達辭職原因，大多選擇回避或沉默。因此，從個體性原因分析，只是韋伯理想模型意義上的“抽象類別”，是學者邏輯分析中的“單一因素”。當然，可能任何官員辭職都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我們的基本分類，只是為深入學理分析提供一個理想模型。

一是志趣理想型。此類辭職官員離開官場，轉身名?；蚩蒲袉挝唬瑢儆?ldquo;政學”之間的“旋轉門”轉換。其辭職原因大多出于自身長期潛存的個人志向或學術理想。他們進入官場后，往往會發(fā)現自己的個性、志趣和理想并不適合當官。他們不會溜須拍馬討好領導，說話直率時常得罪同事，“出力不討好”、“不受人待見”，而“活得壓抑、活得很累”，覺得與其這樣“累下去”，還不如“一走了之”，去廣闊空間實現更適合自己志趣理想的學術研究。此種類型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官員在官場還算順風順水，也一直在晉升進步，甚至到了司局級，只是眼看到了50歲左右，再向上“進部（長）”無望，而自己一直心存學術理想，也積累了豐厚的行政經驗和人脈資源，可以到名校去開拓自己更大的創(chuàng)造空間。此類在“政學”之間“旋轉”的官員，到了學界往往如魚得水，更能做得風生水起，起到學術理論與行政經驗相得益彰，學界自由與政界資源互動互強的“放大效應”，屬于“政學雙贏”。此類“政學轉換”，只要官員離職前“審計合格”和 “程序合法”，也許應得到政府和社會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二是趨利求富型。人本趨利避害，原無可厚非。此類官員鑒于“當官與發(fā)財”不可兼得，“捉襟見肘”的工資在財大氣粗的老板面前更覺囊中羞澀，眼見快到50歲，前途晉升無望，再混下去也許官財兩空，不如華麗轉身投入商海，此即“政商旋轉門”轉換。政府高官與國企高管本是“一家”，相互“交流轉換”實屬正常，這有其歷史和體制的背景和原因。人們熱議的往往是政府高官轉身私企高管，這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官員確因待遇問題，轉身私企，以求得到更多財富。而官員在位有權時，并沒有與所投身的私企有利益輸送，屬于兩廂情愿、干干凈凈、一拍即合。二是官員在位時，利用手中公權，給予所欲投身前往的私企巨大的好處，如在土地轉讓、工程招標、優(yōu)惠政策等方面，暗中輸送利益；而一有“風吹草動”，立馬轉身“下海”到屬意的企業(yè)，這就有期權交易、投桃報李的嫌疑。此類“政商旋轉門”最為人們所詬病，但情況也最為復雜隱秘。

三是升官無望型。此類官員把從政當官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一門心思都圍繞著升官。一旦發(fā)現自己已徘徊于 50歲邊緣，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晉升后，就再也沒有了在官場混下去的動力和方向了。此時可能決絕地離開官場，轉身社會，此類可名為“政社旋轉門”轉換。此類官員辭職后，可能去企業(yè)、可能去高校，也可能自主創(chuàng)業(yè)。但辭職的最大原因即是升官無望。但這是最不可能明說的理由，更不可能公開宣揚，這既與傳統(tǒng)的“官本位”思想有關，也與現行的官員工資福利制度有關。官大不僅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也與官員的房子、車子、票子等緊密相關。此類辭職可以在任何年齡段發(fā)生，35歲、40歲，但50歲也許是最明顯的“終結信號”。年齡不再重要，升官無望的預判才是根本。   

四是壓力不適型。當官本是“累人活”，官場更是“復雜場”。官場鏖戰(zhàn)不僅需要高超的智商，更需要精妙的情商。業(yè)務事務累人，人際關系更累人，加班加點時常有，“5+2”、“白加黑”。這時往往有些人挺不住了，失眠、抑郁、煩躁，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接踵而來，腰疼、腿疼、頭疼“頻頻光顧”。很多官員在50歲左右，“體能警報”頻頻拉響。身體的不適，堅定了他們“決絕離去”的決心。此類官員往往就此轉身，此類可名之為“政民旋轉門”流動。此種類型的“辭官”，最值

得人們同情和理解，這一點從頻頻發(fā)生的幾十起官員因抑郁而自殺的案例中可以佐證。“政民轉換”后，辭職官員可以回家種地，也可以支邊支教、周游世界，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有道是“無官一身輕”，呼吸自由空氣，欣賞天高云淡，未嘗不是另一種活法。

以上四類，只是為了深入辨析而人為抽離的單一原因，或許可以概括辭職官員的基本大類，其實，可能還有“逃避反腐型”“規(guī)避問責型”“歸隱山林型”等。我們不再細分下去，還因為現實生活中，人的心理動機最復雜，會出現各種各樣動機的重疊和組合。例如，有人辭職可能是因為“壓力大、掙錢少、身體又不好，升官又無望，何嘗不追求一下自己的理想”，等等。

此輪暫趨“成潮”的辭職風波，反映了深刻的官員心理取向和制度機制問題

人生幾何，何不換個活法？官員辭職實屬正常，“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方才合理。官員也是人，也吃五谷雜糧，也有七情六欲。時代的脈搏和發(fā)展的潮流，不可能不對官員的個人選擇施加影響。

此輪官員辭職，是否形成風潮尚未可知，人們熱議和關心的更多是當前的政經形勢。從大的方面來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高壓反腐、深化改革、嚴明法治、強化市場，都構成了此輪官員辭職的時代背景，但從具體的制度性機制來說，能夠對當前官員辭職構成心理影響的制度性原因，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持續(xù)的高壓反腐，遏制著“權力尋租”的空間。高壓反腐、反腐敗永遠在路上，是新一屆政府的鮮明旗幟，而且從目前的態(tài)勢來看，高壓反腐之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壓力傳導只會直抵基層。在此背景下，關住權力的制度籠子只會越扎越緊，權力尋租的空間只會越來越小，這可能使少數腐敗分子的幻想破滅。已經“腐敗過”的官員可能想“溜之大吉”，從而逃脫懲罰；心存幻想“還想腐敗”的分子，可能看到權力尋租的機會全無，還不如一走了之，另謀高就，這可能是有腐敗嫌疑的少數官員“卸權掛印”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二是不斷完善的制度建設，消除著“灰色收入”的暗道。從中央制定“八項規(guī)定”以來，持續(xù)深入的反“四風”活動，加上不斷完善的“三項紀律”教育，使各個黨政機構、事業(yè)單位的財經紀律和報銷制度越來越嚴。此外，干部財產收入申報制度的抽查震懾，各種對權力監(jiān)督的制度機制愈加嚴密，使以往附著在各種官位上的“灰色收入”極大縮減；公車私用、公款旅游、公款“福利”、兼職收入等各種“隱形”、“灰色”收入的難以再現，也使一些官員切切實實地看到了當官并沒有以往的很多“油水”；加之政府官員與企業(yè)高管的巨大工資差距，這也促使一些官員轉身而去。

三是日益嚴明的問責機制，加重著官員的“壓力不適”反應。隨著“四個全面”戰(zhàn)略的實施，法治政府建設的快速推進，黨政部門及司法機構的制度機制改革日益深化，“誰主管、誰負責”的問責機制日益加強，這本是亟需的制度建設，對于根治長期難除的庸政、懶政十分必要。但對于一些本已習慣了松散的官員，身體的“不適應感 ”會愈加明顯，這也是不少官員以各種身體問題為由辭職的原因之一。

四是趨向公正的官員晉升制度，改變著官員的“仕途預判”。官員選拔任用制度的不斷健全完善，更加公正、公開、民主選拔程序的推進，也在改變著一些官員對自我仕途的晉升預判。他們不可能再憑借“跟對什么人”、“疏通什么關系”來實現升官目的，仕途遇到了“天花板”，這也促使一些官員另辟蹊徑來“轉換”人生價值。

五是愈發(fā)強大的媒體監(jiān)督，影響著官員的行為選擇。強大的公共輿論，是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監(jiān)督力量，急劇變遷、多元多樣的社會，亟需更為密切的輿論監(jiān)督。日益普及的互聯網和手機網絡，構建了“天羅地網式”的自媒體監(jiān)督大軍。手機拍照和微信發(fā)送的高效及時，甚至使官員的“八小時內外”的一舉一動都能得到監(jiān)督，這也使官員時刻處于汪洋大海般的注視包圍之中，這種當官不易的“被注視感”也在影響著官員的仕途選擇。

總之，在法治化的現代社會，官員辭職只要符合法律和制度，本是正常的社會流動。政學之間、政商之間、政社之間順暢的轉換交流，更是社會活力與自由秩序的體現。但此輪暫趨“成潮”的辭職風波，反映了深刻的官員心理取向和制度機制問題，值得政學兩界深思研究，也值得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在不斷推進的法治中國進程中加以解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怎么看待官員辭職背后“新50現象”》，《新京報》，2015年9月11日。

②《官員辭職為何都是下海當高管？》，新華網，2015年7月9日。

責編/劉瑞一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