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中國崛起不再是一個愿望，而是基本事實，中國已躋身國際主流社會，并以其實力和能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將在堅定改革開放和堅持融入國際主流世界體系的同時，以中華文化的智慧化解相互之間的抵牾。

【關鍵詞】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和而不同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10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隨著全球性挑戰(zhàn)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他進一步指出，“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chuàng)新發(fā)展，積極發(fā)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xù)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這是中國首次公開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此指導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通過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fā)展，來為中國發(fā)展和世界和平創(chuàng)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中國正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發(fā)揮建設性作用

中國外交學院秦亞青院長曾于2013年發(fā)表文章說，全球治理本身是一個協商過程，是一個參與和身份重塑的過程，要真正改變全球治理失靈現象，必須以多元主義的世界觀、以伙伴關系的思維方式、以參與治理過程的實踐活動建構一種真正的全球身份認同。在中國構想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沒有任何一國可以主導或完全掌控全球治理話語權，任何規(guī)則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須由所有治理參與方共同協商，治理成果由所有參與者公正地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構成了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系統性鏈條，缺一不可。共商，就是集思廣益，由全球所有參與治理方共同商議；共建，就是各施所長、各盡所能，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和潛能并持續(xù)加以推進建設；共享，就是讓全球治理體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參與方。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更加主動活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宣稱人民幣成為國際重要儲備貨幣，并擁有特別提款權，亞投行已正式成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27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時強調：“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與，發(fā)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為世界和平穩(wěn)定提供制度保障。”當前，世界經濟發(fā)展格局的變化，要求不斷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正在重構中的國際新秩序要體現出這種新變化。事實上，以中國的全面崛起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并擔負越來越重的責任，而相應的話語權卻未有顯著提升?，F行全球治理規(guī)則多由發(fā)達國家掌握話語權，權力結構的板結化和等級化現象日趨嚴重，不斷背離全球化語境下平等共享原則，致使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及一些與西方主流國家發(fā)展路徑不同的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利益受損方。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失靈，導致出現損害或排斥發(fā)展中國家的現象，這使得國際上要求變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不斷高漲，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日益常態(tài)化。

今天，中國崛起不再是一個愿望，而是基本事實，中國已躋身國際主流社會，進入世界舞臺中心，并以其實力和能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和價值訴求參與全球治理，必然引發(fā)世界普遍關注。這要求我們認真研究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fā)展的內外聯動性，形成中國與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必須在堅定改革開放和堅持融入國際主流世界體系的同時，以中華文化的智慧化解相互之間的抵牾。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借助中華文化的智慧弘揚中國文化價值的普適性及其道德優(yōu)勢，以獲得世界的尊敬和信賴。中國爭取國際輿論不僅是為了追求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是超越一國利益關乎國際利益的價值訴求。

當前世界的真正危險來自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權式獨斷

總體上看，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經濟、政治、文化矛盾，有些是結構性的（如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文化價值觀、宗教信仰等），要尊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有些是非結構性的（經濟貿易逆差、全球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等），則需要在協商中加強合作。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是一個在協商中實現身份重塑及其重新認同的過程，以什么原則協商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從人類發(fā)展史上看，中國文化曾長期引領世界，到18世紀依然保持一定的影響力，只是在邁入現代化進程以來才發(fā)生巨大逆轉。建構一個更為合理的協調溝通機制，以解決全球治理失靈現象，中華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處世之道和治理智慧。

21世紀是文化和文化問題空前凸顯的時代，文化從政治、經濟的潛在制約層面走到生活的前臺，以其獨立的維度與政治、經濟構成鼎足之勢，共同影響著世界發(fā)展趨勢。文化連同文化價值觀及其文化力都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建構國家文化形象、制定發(fā)展戰(zhàn)略與解決國際問題和爭端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文化視角、文化資源、文化戰(zhàn)略日益被整合到國家利益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中，而被廣泛實施于對內對外的方針政策中。文化是經濟治理的潛在結構和外在的符號性表征，文化的多元化發(fā)展契合經濟治理結構的多元化主體。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提出防止在主要文明間發(fā)生戰(zhàn)爭需要各國遵守三個規(guī)則：一是避免原則，即核心國需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沖突，這是多文明和多極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條件；二是共同調節(jié)原則，即核心國相互協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間的斷層線戰(zhàn)爭；三是求同原則，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應探尋并努力擴展與其他文明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方面的共性。并在其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1世紀是作為文化的世紀開始的，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互動、沖突走上了中心舞臺，這已經在各個方面變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學者、政治家、經濟發(fā)展官員、士兵和戰(zhàn)略家們都轉向把文化作為揭示人類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最重要的因素”。①

若我們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續(xù)體的話，那么全球化可以導致“地球村”觀念的出現，就會形成生命共同體的意愿，但同時也可能導致霸權的宰制。同時，全球化導致強烈的認同意愿即根源意識。但如果認同變成一種排他性的原教旨主義，變成一種封閉主義，那么認同意識就會導致嚴重的文明沖突。若要讓認同有強烈的根源意識，有歸屬感，而又不具有侵略的排他性，不退化為一種簡單的原教旨主義，最重要的方式還是對話。通過對話，全球化才能逐漸發(fā)展出生命共同體的意愿；通過對話，各方才有和平共處的根源意識。因此，全球化不必然導致霸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關鍵在于對對話原則的信奉和實踐。為此，在國際關系上必須批判（警惕）文化上的霸權主義（承認、接受和尊重多元文化、文明）和文化部落主義（尊重人類的共同性）。當前世界的真正危險來自對政治協商機制和對話機制的全面封殺和取締，及其政治/文化上的霸權式獨斷。

當前，世界文化理論前沿越來越顯現以“國家利益”來界定文化，無論是“文明沖突論”、軟實力理論、全球化理論還是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及其“文化研究”思潮，究其根本無不如此。約瑟夫·奈指出：在民主國家，國家利益是對外關系重點的集中體現。它的范圍比戰(zhàn)略利益廣，戰(zhàn)略利益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人權和民主這類價值觀，如果公眾感到那些價值觀對國家特性非常重要并愿意為推進這些價值觀而付出代價的話。美國人民顯然認為他們的利益包括某些價值觀以及在國外推進這些價值觀。②事實上，信息技術的全球化應用創(chuàng)造的不是一個地球村，而是一些地球村。一些“村莊”的存在既意味著共同體，也意味著地方主義。全球化加劇了文化多樣性的傳播，使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凸顯。當下全球化過程從多方面把個人生活和民族命運同諸多全球性因素關聯起來，因而使個人或民族能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待自身與全人類的關系。

“和而不同”的處事原則將為全球治理貢獻智慧

中華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處世原則不僅契合了這種變化，還為全球治理貢獻諸多智慧?？鬃拥?ld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已被《世界人類責任宣言》確定為全球治理的“黃金規(guī)則”；而“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對構建和諧世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以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價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對“和”這一理念的具體闡發(fā)。中國歷來重視“和”的文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外交政策的準則，改革開放后更是不斷強調“和平與發(fā)展”兩大時代主題，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增加了“求和平、謀發(fā)展、促合作”，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時則增加了“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內容。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首次呼吁各國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可以說，不斷崛起的中國所主張和訴求的基本基調就是“和”——具有中華文化底蘊和普世性價值訴求的關鍵詞。

《論語》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對于事物來說是“多樣性的統一”；對于人來說是合于觀點與意見，是觀點與意見的多樣性統一。“同”意味著同質事物的絕對同一，即把同質的事物疊加起來。“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不必茍同于對方；“同而不和”是指小人習慣于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附和別人，但在內心深處卻并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tài)度。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尋求時時處處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對方有其獨立的見解，并不隱瞞自己的不同觀點，才算得上赤誠相見、肝膽相照。

“和而不同”，是全球治理追求公平正義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必然導致紛爭乃至戰(zhàn)爭。所謂“不同”，也就是不強求一致，不重復別人。只有在大目標不沖突的前提下，承認差異，包容差異，乃至尊重差異，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榮。只要愿意共存共榮，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過接觸、交流、對話來建立共識，以達到“和”的目的。事實上，各國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處于時斷時續(xù)、時好時壞的磨合之中，全球治理原則需要各國協商?？梢?，“和而不同”所顯現的文化寬容與文化共享的情懷，不僅具有倫理價值，還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處世哲學的意義。

只有實現了“和”，才能做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禮記·中庸》）。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中曾引用這句經典，被評論者認為“這是國與國共處之道，也是人與人相處之道”。當下，中國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世界不少國家也有自己的夢，如美國夢、法國夢、非洲夢等。中國夢與其他國家的夢，也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是法國的機遇，法國夢也是中國的機遇。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總結出了處理不同文化關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如果真能做到“美美與共”，在欣賞本民族文明的同時，也能欣賞、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就達到一種和諧，就會出現持久穩(wěn)定的“和而不同”，以此理念建構全球治理原則，世界就邁入了善治的途中。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注釋】

①[美]亨廷頓：《再論文明的沖突》，李俊清編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1期。

②[美]約瑟夫·奈：《重新界定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外交》雜志，1999年7-8月號。

責編/周素麗 美編/宋揚 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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