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和荀子俱為孔門后學，且以祖述孔子為己任，卻提出了“性善論”與“性惡論”兩種相反的人性論。孟子側重對孔子“仁”的闡發(fā)，認為人具有“惻隱”“羞惡”“辭讓”和“是非”四善端，故性善。荀子側重對孔子“禮”的闡發(fā)，主張將人性注解為人的自然屬性，主性惡。“性惡論”與“性善論”雖有對立之勢，卻在歷史情勢演進和學術思想進度中呈現(xiàn)出逐漸融合的趨勢。

【關鍵詞】人性論  演變  融合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不僅存在異點，且存共通之處

孟子與荀子俱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且同樣受到儒家學說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深刻影響?？鬃诱J為人的天性大都相近，但受后天習染而出現(xiàn)差異。對于本然之“性”，孔子僅指其無善惡本質之判分?？鬃雍髮W對人性善惡問題的討論日趨激烈，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最為典型且影響最大。孟子認為“性善論”是“乃所愿，則學孔子也”①的結果；荀子亦堅定認為自己的“性惡論”是對孔子人性學說的繼承和發(fā)展。二人雖對人本然之性的解讀存在本質區(qū)別，但在孔子人性學說乃至整個儒學框架內，又必然具有一定相似之處。

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雖同為對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觀點的繼承與闡發(fā)，卻有顯著不同之處。孟、荀二人一主“性善”，一主“性惡”，然而，孟荀僅是儒家學派的不同派別，溯到孔子源頭，二人實際學出同源。這就決定了孟荀的人性論不僅存在異點，且存共通之處。孟子謂性善，指其為品德；荀子講性惡，歸其為欲求，然無論孟子的內修，還是荀子的外化，都是在力求讓人性的差別不至在向善的路上偏離過遠。孟子以“性善論”為人們鋪設美好的道德遠景，荀子的“性惡論”也鼓勵人們去追求禮義法度規(guī)制的理想王國。孟子由“四善端”出發(fā)，認為人們通過自我修持，完全可以達到至善的境界，因為“人皆可為堯、舜”。荀子則基于“性惡論”，同樣將“善”作為人生追求之目標，主張以法度、禮儀等外在努力改造人性之惡，達于偽善之境。可見，孟荀之人性論雖針鋒相對，然立論同源，在教人向善的目標上可謂殊途同歸。

自漢唐至宋明以迄近代，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在演變軌跡中呈現(xiàn)出明顯的交融趨勢

孟子的“性惡論”與荀子的“性善論”都是開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智慧之花，都對諸侯爭霸、割據(jù)紛爭、弱肉強食和戰(zhàn)亂不已的社會現(xiàn)實有現(xiàn)實指向，也各自勾畫了止紛息爭以達于善境的理想藍圖。自漢唐至宋明以迄近代，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在政治情勢演變與學術思想異動的交流互動中既擁有不同的歷史遭際，也在演變軌跡中呈現(xiàn)出明顯的交融趨勢。

顯然，在政治社會劇烈變動的戰(zhàn)國以至秦朝，孟子的“性善論”及其所提倡的“仁政”藍圖難以適應現(xiàn)實需要，以致孟子到處推銷自己的學說而鮮有應和者。相反，荀子的“性惡論”卻經(jīng)學生韓非之手而發(fā)展為法家學說，并在戰(zhàn)國到秦朝的歷史演進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有秦一代，師承荀子而有所變異的法家成為顯學，而儒學則遭遇了“焚書坑儒”的命運。

董仲舒吸取孟、荀人性論及其他各家學說之長，推出新儒學，從正面繼承了荀子的人性論，承認人性即人的本性和情欲。董仲舒雖批評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其不僅與大量社會現(xiàn)實不符，且貶低了圣人教化的作用，但也部分接納孟子的“性善論”思想，以陰陽二氣解釋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還提出“性三品”說，認為現(xiàn)實中存在著“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不僅修正和補充了荀子的“性惡論”，也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學術思想發(fā)展中在人性論上融合孟荀的先河。循此路徑，東漢末之楊雄，折中孟荀，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觀點，將陰陽二氣與善惡之性結合，構成了中國古代人性論點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在漢唐的學術演進中，佛道興起并逐漸威脅到儒學的獨尊地位。唐代的韓愈面對“三教并行”的學術情勢，致力于重構儒學體系，提出“道統(tǒng)”，重塑儒學地位。韓愈等人導引的儒學改造與振興思潮，為宋明儒全面繼承、發(fā)揚并創(chuàng)新，且以理學實現(xiàn)了對儒學的改造與重生。在宋明理學發(fā)展中，諸大儒在人性論上兼容孟荀的趨勢更為明顯。張載在《西銘》中首度提出了“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概念，認為“天地之性”是源于太虛之氣的道德仁義，而“氣質之性”則是太虛之氣凝結物化的結果。朱熹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人性論，不僅確立了性善的本體地位，同時也闡明了性惡的本源。

整體來看，在宋明理學的人性論建構中，形成了以孟子“性善論”為主體、荀子“性惡論”為輔翼的理論格局，以致理學陣營普遍帶有“思孟”風格。與漢唐相比，孟子地位得以凸顯，荀子地位相對下降。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官學教化實踐中，主張“養(yǎng)欲”的荀子成為主流學術貶抑的對象。明清以來，在肯定人欲、釋放人性的學術思潮異動中，孟荀的人性論點再度成為諸多啟蒙學者鉆研推敲的對象。

近代，隨著西方學術思想之涌入，人們對于孟荀人性論的爭論依然在持續(xù)，并開啟了中國近代哲學的核心話題和致思方向——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破除理學禁欲主義的禁錮，論證自由的合理。晚清“公羊學”代表人物康有為雖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但卻“崇孟”而“抑荀”；與康有為不同，梁啟超則從進化論和功利主義角度對以求存、私和欲為主要特征的自然人性給予肯定；清末民初的古文經(jīng)學大師章炳麟盡管早年推崇荀子，然而卻也沒有因此而貶低孟子。荀子“性惡論”因提倡“養(yǎng)欲”“節(jié)欲”而成為中學與西學開展對話的重要橋梁。而孟子“性善論”則隨理學古文經(jīng)學體系經(jīng)典光環(huán)的消逝而相對沒落。整體來看，隨著西方學術理論體系的建立，以西方學術理論和學術手法探討孟荀人性論的學術成果逐漸涌現(xiàn)，人們對孟荀人性論的看法亦漸趨理性，主張在社會實踐中融合孟荀人性論點的呼聲，亦成為主流價值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