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背后的村莊生活邏輯

如果我們將中國村莊的自殺也當作一種社會事實來看待，那么在不同區(qū)域的村莊中，先于自殺這種社會事實，從而對自殺產生決定性力量的社會事實是不同的。而我們在村莊生活中研究自殺現象，就必須考察這些各不相同的社會事實，以及它們與自殺之間的聯(lián)系。涂爾干在研究歐洲的自殺時，是以自殺率作為切入點的。自殺率是一種以群體為其基本單位的社會事實，它受多種力量或情況的制約，不會任意變化，具有某一社會、地區(qū)或群體的明顯特征。因此涂爾干就可以在自殺率的變化與環(huán)境之間建立聯(lián)系，找出這一現象背后存在的社會原因。但在中國的村莊中研究自殺，并不具備以自殺率進行研究的具體條件。然而，我們并非束手無策。我們雖然不能確切知道村莊中的具體自殺率，但是在初步的調研訪談中很容易發(fā)現村莊中自殺的類型，并歸納這些自殺類型的外部特征。對這些特征的描述雖然可能比較粗糙，但它有助于進行區(qū)域比較，并進一步考察自殺與其它社會事實之間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其實就是自殺的當地邏輯。

前面已歸納，李圩村的自殺現象主要有兩類，一是家庭內部夫妻矛盾導致的自殺，二是家庭內代際之間的矛盾導致的老人自殺。而從村莊內部看來，兩類自殺行為都直接受了貧窮的影響。老人受貧窮影響更直接，生活沒有保障往往是他們自殺的直接原因。而夫妻沖突所導致的自殺，也往往是貧窮者首當其沖。這不是因為貧窮本身與自殺存在某種邏輯聯(lián)系，而是由于在既有的村莊生活中，貧窮者更加容易受到某種沖擊。

李圩村是一個“異化了的面子競爭”比較激烈的村莊。通常，面子競爭是維護村莊社會團結和集體感情的一種常規(guī)和有效的方式。因為存在面子上的競爭，村莊的主流價值才得以維系，村莊作為一個倫理共同體的存在才有所可能，從而進而有可能成為生活互助、公共合作方面的功能性共同體。然而，當前中國很多村莊的面子競爭發(fā)生了異化，李圩村屬于其中之一。李圩村面子競爭的異化主要體現在面子與載體物的名實分離。在村莊中，面子競爭有一定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表現為對不同類型物的爭奪或攀比，但競爭的背后其實有更本質性的東西，它關涉到村民的品格、尊嚴和村莊的主流價值。如果面子競爭將對載體物的爭奪、攀比當成了競爭本身的目的，而置面子的本質和競爭的“目的”于不顧，這就導致了面子競爭名實的分離，構成了面子競爭的異化。

在李圩村，人們生活普遍比較貧窮，能夠離開村莊到城市生活的人少之又少，人們不得不留在村莊這個狹小的空間中展開攀比和爭奪，每個家庭都想在爭奪中取勝。村莊中的面子競爭激烈，人們能感受到很多方面的競爭。尤其是住房競爭異常激烈，摩托車、手機等的消費競爭也非常激烈。人們爭相做高樓，并不一定是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為了在氣勢上“壓住”自己的鄰居；人們爭相購買摩托車、手機等奢侈消費品，并不一定是真正需要它，而是“別人有的東西我也必須有”。這種競爭和攀比在年輕人結婚中表現得更突出，別人父母能給的，也要求自己父母給，而不管父母的實際能力。

這種面子競爭過于激烈，甚至有時到達殘忍的地步，使得年輕一代對父母的剝奪越來越嚴重，孝道日益衰落。一旦面子競爭異化成對載體物本身的追求，就會導致面子與載體物的名實分離。在村莊中，面子本來是與村民的良好評價相聯(lián)系的，但這個良好評價常常要與相關的載體物聯(lián)系在一起。在面子競爭的過程中，良好的評價被忽視了，相反，供人評價的載體物卻成了村民面子競爭所追求的目標本身。在李圩村人們會為自己的房子壓住了別人而自豪，為自己擁有新潮的消費品而得意，但人們不會因為不孝敬父母而過于難堪，而覺得沒有面子，“面子”的輿論也不會強烈譴責不孝敬的行為。這與面子競爭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而一旦發(fā)生這種異化，如果村莊對之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約束，一定會傷及村莊本身，使得其倫理性無法維系。

村莊內部生活中異化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使得人們感覺到壓力很大，生活很受累。事實上，李圩村的生活交往頻度也非常高，村民之間不但在各方面展開殘酷的競爭，而且村民之間的糾紛也特別多。那么，為什么村民之間的糾紛沒有構成自殺的直接導火索呢？從前面的初步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絕大部分農民自殺的直接導火索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這兩者之間存在何種隱秘的關系呢？

我們知道，家庭關系是人們最親密的關系，以致于涂爾干說，家庭和宗教是自殺的天然避風港。在這種親密關系中，人們所期望的是互相理解和扶持。從理論上講，一個人生存下去的動力機制遭到了摧毀，生活的勇氣不足的時候，生活中的任何瑣事都可以成為他的自殺理由。當農民在村莊生活的面子競爭中感到累的時候，他往往希望能從家庭的親密關系中獲得安慰。這種希望與人們對感情以及親密關系的期待是一致的。要命的是，由于村莊生活的諸多壓力，使得家庭生活中，這種期待往往難以實現，相反的是，迎來的常常是責備。這時，親密關系不但不會減弱壓力，反而可能強化矛盾。親密關系的人之間彼此總有一個感情的期待，如果對方沒有表現出自己預期的反應，尤其是當這種情況持續(xù)時間較長時，帶來的挫敗感就會格外強烈。

母親因為兒子不聽話而氣急了自殺，并不是因為自己恨兒子，恰恰是因為對兒子充滿期待。丈夫在外面辛苦奮斗，回家來卻還要受到妻子的責備，而僅僅是因為做錯了一件小事，自己覺得很累，于是就喝藥而死。這當中的邏輯其實很清楚：“你這么不體諒我，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我要死給你看，就是要讓你后悔，看沒了我你怎么過日子。”如果不是彼此之間有著深深的期待，也不至于讓村莊生活的矛盾最后在家庭生活中爆發(fā)出來。村莊生活已經很累了，而家庭生活還要給他的傷口上撒鹽，這樣他的生存欲望就會不斷降低。當一個年輕人生活壓力大，又生病了，不能干活，妻子責備他：“你沒有本事掙錢，還要花錢。”或者一個老年人生活過得比較差，老弱多病，還遭兒孫嫌棄，他就會想：“我也不連累你們，死了算了。”

在調查中，我曾親自參與了一起自殺事件的調解，即前面的案例16。那天下午，我剛剛對當事人唐義做過訪談。傍晚時分，唐的老母親來到我住的村干部家，說唐要自殺，我遂與村干部一起前去調解。原來，在接受我的訪談之前，唐的妻子讓唐去地里把棉花扛回來。而在下午她見到唐的時候，唐沒有扛棉花，反而一身酒氣，她就當眾給了唐一個耳光。唐在接受我的訪談后就上吊自殺了，幸而被發(fā)現救了下來。在調解時，唐不斷向我重復他自殺的原因：“我又不是喝醉了酒，也沒有做壞事，成天想著賺錢，你還這樣不給我面子。”“你對我母親不好，每次輪到母親到家里吃飯時，你總是給臉色看，嘀嘀咕咕，生怕吃了一天虧，逢到大月的最后一兩天母親只好到姐姐家去。我這樣窩囊，早就想一死了之。”“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折騰，隨便你怎么折騰去！”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村莊生活對自殺的決定性影響。很多自殺看起來是當事人一時之氣，但實際上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有一個村民告訴我：“人自殺的愿望也是慢慢積累的，就像生病一樣。”對于村民個體而言，這些自殺愿望的積累到達某個點，就會逼迫村民付諸行動。在村莊整體以及村莊所在的區(qū)域整體中，從一段不是非常長的時間來看，自殺率就會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程度上，自殺的類型也是比較固定的。實際上，從整體上來看，村莊生活中存在某種力量逼迫在一定處境中的村民去自殺。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在李圩村，這種力量主要來源于異化了的面子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