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wèi)平

拿到“我的三十年”這個題目，腦海里竟然不斷浮現(xiàn)出弗羅斯特的那首詩《未曾選擇的道路》。詩里說到在落葉鋪就的金黃色樹林里，從某個地方岔開兩條小路，說不出來這條路更好，還是另外一條。但是“一個過路人，沒法同時踏上兩條征途”。因此，另外一條小路，就只有讓它停留在永遠的寂寞中。

一般人們都會說，不后悔自己的選擇?；蛘呷绻貋硪槐?，還是選擇已經(jīng)走過的這條。然而我卻對此抱有遲疑。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正確，很多行動或決定，與其說是主動選擇的，不如說是情勢使然?？隙ù嬖谝恍┐笙?，為一個人、一代人或者幾代人難以逾越。意識到這些局限性，不是為自己開脫，而是保持一種警醒。

有些事情現(xiàn)在說還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個思想過程，我的行動是以思想作為序言的。

我說過1978年春天我們進校時，正趕上思想解放時期，那是一個枯木逢春、千舟競發(fā)的年代。每天傳來許多激動人心的新發(fā)現(xiàn)，被掩蓋已久的真相得以見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義得到伸張。那時年輕，正處于思想和感受最為活躍的時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極為深刻的。

比如一個早年參加革命的人。年輕時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個光明的世界，于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沒有弱肉強食，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他還認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為他所追求的目標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chǎn)，這樣的好世界就會早日到來。他當然想得過于美好了，但是無論如何，幾十年后所面臨的從未有過的破壞荒蕪，還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對于知識分子的命運遭遇，當然會有敏感與認同，潛意識中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像那些學術前輩，將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動給浪費掉了，到頭來兩手空空。然而有一個東西暫時埋藏下去了，這便是：我自己畢竟也是在那種封閉的機關院子里長大的，對于朝夕相處的前輩，實際上有許多不自覺的同情和認同在內(nèi)，暗地里為他們個人的命運感到嘆息。

父輩革命者的真誠毋庸懷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讓他們走向了自己當初的對立面？如何不去重復他們的盲點、他們的不幸？如何不去復制他們的失敗、復制他們也是兩手空空的結局和命運？由于血緣的及精神血緣的聯(lián)系，讓我無形中仿佛背負一種“原罪”。這是后來慢慢意識到的，這應該也是我從父輩那里繼承來的一份焦慮及重負。

我后來也反省過坐在1978年的課堂上，我們也許擁有的某些“原罪”。“原來我上的就是陳先生（陳寅恪）、羅先生（羅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個大學！我的老師們是站在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被迫離去或含恨辭去的那個講臺上教我！我必須對我作為一個后來者身上承受的這份后果負責。”（《批評的限制和我們自身的限制》，1997）

擔心一輩子被浪費掉了，我們當然急于尋找另外一些地方去扎根。

如果不是按照傳世作品來衡量，那個年代應該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年代，我指的是人的發(fā)現(xiàn)，人的覺醒。這之前批了若干年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實際上是倒退到了偶像崇拜的年代。

“宗教的陰霾被掃除了，人們突然認識了自己，也突然地認識了自己周圍的人，一切都獲得了現(xiàn)實的、有說服力的說明”。（王潤生《人性與道德》）這個人道主義甚至還不自量力地扮演起當時社會的政治學、經(jīng)濟學和法學，以及比如心理學等一切學科，成為這些學科的替身。因為它們有些在“十年浩劫”之前就被取消了。于是人們分析問題，衡量事物，都需要放到“人”的天平上稱一稱，看看是否符合人道、人的尊嚴及人的基本要求。

比較起“傷痕文學”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個話題更能吸引我，那的確是一個修正主義的企圖，是一個來自馬克思主義內(nèi)部的矯正視野。但假如人們空談了許多年的馬克思主義，但卻并不關心馬克思實際上所說的，這里面是否還有許多可以拓展的空間？在那個年代，馬克思還是我們了解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窗口。從馬克思這個地方進入，可以進一步上溯德國古典哲學、法國啟蒙思想、莎士比亞、文藝復興直到古希臘的思想藝術。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哲學系的，四年內(nèi)她將南大文史哲圖書館里的小說全部看完，而我這個中文系的學生卻與她相反，盡量找一切理論的書來讀。

“人本身”，是我從馬克思那里學到的最基礎、也最富有生長性的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了一個“回頭”、“返身”的動作，即返回到自己身上。一個人認為除了感到世界是存在的，他也能夠感到自己也是存在的；除了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力量，他也能夠感受到來自自身的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排除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別人也不能這樣做。以這個為起點，這才有了我那段在網(wǎng)絡上流行的話：“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你怎樣，中國便怎樣。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當然，從起點走到這里，還要經(jīng)過一系列過度，有許多別的東西加進來。

我從馬克思那里，還學到另外一些東西包括人的“潛能”、人的“全面發(fā)展”、“社會條件”以及“異化”。其中一些也是從別人那里抵達馬克思的，比如“潛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我做文學批評、電影批評時，也未敢忘記從人的社會歷史條件，來分析人性的種種表現(xiàn)。

然而盡管這樣，對于現(xiàn)代社會是如何構成的，在某個至高無上的權威缺席之后，一個社會是如何整合的，幾乎仍然是一張白紙。有關憲政、民主、法制、人的權利、公平公正這樣一些概念，是更為后來才慢慢習得。

1983年有一個短暫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只有短短幾十天天，然而它對于我個人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在這之前，我或多或少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還有一點關系。但是在取消了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之后，當時覺得如果繼續(xù)走這條道路，直接等于始終擔心的那種徒勞。

疏異感是從更早時候開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對于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意味著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充滿喧嘩與騷動，我只有在孤獨地張大嘴巴，無聲地看著這一切。即使想去理解，想去接受或者反對，都是不可能的，我的力氣也跟不上。結果世界在一邊，我在另一邊。這也許幫助造成了我的這種性格：表面上挺隨和，不動聲色，不起波瀾，但內(nèi)心卻是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完全有自己的節(jié)奏和顏色。激烈反抗的時候，只有我自己的腦門知道，外人看不出來。這個小小的內(nèi)在世界對我本人已經(jīng)足夠，因此我很少感到那種強烈的匱乏感或饑渴感，能夠?qū)?nèi)與外兩個世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讓它們互不干涉。1984年底我進電影學院時，就知道立志當一個“灰色人物”，除了好好上課，不在一些無謂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將自己積攢了起來。

這里面肯定包含了一種對于世界的某種不信任，不像我現(xiàn)在，仿佛信任多了一些，態(tài)度比較積極一些，這也許只是幻覺。這種潛在的拒絕和不信任，感到周圍環(huán)境是一個疏異的和令人氣悶的場所，是我們在八十年代廣泛接受所謂西方現(xiàn)代派的基礎。當時我們也找不到別的途徑來釋放，對于政治已經(jīng)不抱希望和喪失興趣。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包括伯格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這些作品都是一些內(nèi)心或精神危機的信號，在戰(zhàn)后西方發(fā)展起來，我們算是補課。

其中也有直接與我們所處的革命傳統(tǒng)進行對話及反駁。比如加繆的戲劇《愛與正義》，在富有正義的的刺殺活動中面臨傷及無辜的時候，年輕的革命者退縮了，手段與目的必須統(tǒng)一。再比如薩特的《墻》與《死無葬身之地》，涉及了抵抗戰(zhàn)士的恐懼、怯懦及毫無出路，這種看起來沉淪的經(jīng)驗，更能夠抵達一個人自己。還有，這批作品中充滿著稱之為“反英雄”，這些人物不僅嘲弄世界，而且以同樣的力度嘲弄自身；在與世界保持距離的同時，與自身也保持應有的距離。他們不僅不去迎合這個世界，也不討好自己。這些作品完全區(qū)別于浪漫主義，反對Kitsch（自媚）

前幾天在一個活動上，我又看了一遍伯格曼的《野草莓》。主人公當了五十年的醫(yī)生，正在前往接受一個榮譽學位。按說這人擁有成功和光榮的一生，然而他在一路上回顧往事時，體驗到的卻是焦慮、疏異、孤獨、被拒絕、不被理解這些情緒。不論從內(nèi)心到外表，不帶一絲油彩，沒有一點包裝。這些人活得多么真實啊。他們與自己的真實之間仿佛有某種秘密通道，始終處于真實當中。閱讀這批作品時。那些潛在的焦慮也得到了某種認可和釋放。換個角度看，它們也被強化了，變得更加焦慮。

這部分沉淀下去的經(jīng)驗，后來在介紹哈維爾的時候，得到部分釋放。哈維爾從荒誕派戲劇里吸取了不少東西，他稱自己為“荒誕的理想主義者”，經(jīng)常像觀察別人一樣審視自己的行為，除了對這個世界發(fā)出警告，同樣不停地對自己提出警告和驚醒，這些都是吸收了戰(zhàn)后的文化精神。李慎之先生曾經(jīng)說哈維爾“后現(xiàn)代”，說他的文章繞來繞去。一個具有自我懷疑精神的人，當然不會用那種獨斷論的口氣說話。

我的朋友說我是從“消極自由”走向“積極自由”，這個說法有一點道理。我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或密碼被隱藏起來。來自一個“以人民為信仰”的家庭，卻仿佛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并且跑得夠遠的。然而它們肯定沒有浪費，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滲透到我后來的工作中去。起碼我深知，我自己的行為其背后的推動力不管是責任還是焦慮甚至是某個偶然因素，但肯定不是任何高詞大語，“歷史前進的方向”或者“主流”、“大潮”等。那些宏偉的東西帶不動我。

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發(fā)，無心插柳柳成行”，我遇到的正是這種情況。我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遠遠超過公共領域，但是卻很少被人們談起。這么多年以來，我也努力使得它們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比如出版了一本《正義之前》（2005）的書，馬上就要想到寫作一本關于中國電影的書（《我們時代的敘事》2008）；出版了《思想與鄉(xiāng)愁》（2010）之后，又給自己制定計劃寫一本外國電影的書（《迷人的謊言》，2012）。有時候非常困擾于是著手是寫一篇專業(yè)文章呢，還是寫一篇有關社會政治的文章？為這個遲疑猶豫長達兩個星期，而這么長的時間，任何一篇文章都可能已經(jīng)完成。坦率地說，這兩方面的寫作對我同樣有吸引力，同樣能夠釋放我頭腦中那些翻滾不已的東西。

我還從英文翻譯過一些東歐詩人的詩作，偏愛捷克詩人（也是生物學家）赫魯伯的這一首《發(fā)明》。詩的風格幽默詼諧，虛構了一個古代的年終大會，人們數(shù)著一年當中的種種發(fā)明，尤其是對于國王的貢獻，結果最后一個人站起來說，“今年持續(xù)的失敗/拖住了我的腳步。全盤皆輸。我經(jīng)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樣子。”后來弄清楚，這個人“是阿基米德”。這首短小的詩歌，同樣在處理權力與真理、成功與失敗、榮譽與孤獨這樣一些重大的主題。在東歐藝術家那里，這種美學與倫理的高度融合。深深吸引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