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居正改革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改革事件。張居正改革時期通過調整海外政策舒緩海上壓力，維護海上安定，并采取措施加強同西方的關系，對晚明時期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張居正  改革  對外政策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以隆慶改元為契機，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現了較大調整

要討論張居正改革時期的對外政策，首先要弄清張居正改革前的東亞國際形勢。如果以隆慶元年（1567年）二月張居正步入權力中樞——內閣為界，此前影響明朝海外政策的外部力量主要是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年間已經來到廣東沿海，其外交使團還曾深入首都北京，嗣因葡人拒不退出其所占領的朝貢藩屬滿剌加，加之他們在廣東沿海的海盜行徑，從而引發(fā)中葡兩國的海上沖突。葡人戰(zhàn)敗，被逐出廣東，明朝方面則在廣東厲行海禁，禁止朝貢貿易之外的民間貿易。葡人無奈，只好北上閩、浙，與當地商人進行走私貿易。

日本方面，因為倭寇不斷騷擾，明朝初年的中日關系并不順利。永樂以后，中日之間發(fā)展出一種勘合貿易，斷續(xù)存在百余年。但受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爭貢事件的影響，以及倭寇問題的再度出現，勘合貿易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叫停。此后明朝遭受空前嚴重的倭寇侵擾，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患才漸次平息。需要指出的是，倭寇雖以日本人為主體，但其中也不乏中國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在明朝的軍事打擊下，葡萄牙人逐漸退出浙江、福建沿海，并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與廣東方面達成新的貿易協(xié)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葡萄牙人陸續(xù)入駐澳門。廣東的對外政策松動了。而在閩、浙地區(qū)，因為明朝海禁甚嚴，起而抗爭的沿海私商甚至成為倭寇群體的核心。在與倭寇的長期斗爭中，許多有識之士已深深認識到，嚴重的倭患與嚴厲的海禁密不可分，“寇”與“商”同樣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海禁愈嚴，賊伙愈盛”。因此，要想結束私商勾倭的被動局面，恢復東南海疆的海上安定，開放通商是唯一正確選擇。以隆慶改元為契機，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現了較大調整。

隆慶元年，在張居正的參與下，以徐階為首的明朝內閣批準了福建巡撫涂澤民開放海禁的請求，允許福建商民從海澄月港出海，在除日本之外的東、西二洋進行通商活動。從參與人數之多、貿易規(guī)模之巨來看，東洋呂宋是月港對外貿易的重點所在，而這時的呂宋島已淪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所以，月港—呂宋貿易的實質乃是中西貿易。明神宗即位后，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在推行內政改革的同時，繼續(xù)穩(wěn)定對外開放，逐步完善海外政策，使隆慶以來的開放格局得以延續(xù)。

張居正改革時期的開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經貿層面

在對葡政策方面，從萬歷元年（1573年）到萬歷十年（1582年），明朝對澳門葡萄牙人的大政方針逐漸確定下來。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承認葡人居澳地位，發(fā)展嚴格管制的中葡貿易。通過與澳門葡人的長期接觸，廣東方面已逐漸感受到其以貿易求利為主要目的，不會輕易給中國制造麻煩。于是他們繞開朝貢體制，打著“資貿易以餉兵”的旗號，不斷發(fā)展與葡萄牙之間的務實商貿關系。從萬歷二年起，明朝向居澳葡人征收地租銀，每年五百兩，明末一度增至一萬兩，葡人在澳租住地位得以確定。其次，在澳門北面蓮花莖上修建關閘，設兵駐守。每月逢一、逢六開關，以此限制葡人任意進出內地。而在此前的萬歷元年（1573年），明朝已設廣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以便就近彈壓。此外，香山方面還在澳門設立保甲，加強對居澳葡人的管控約束。三是制定稅則，照章抽稅。大約從隆慶五年（1571年）開始，明朝對澳門葡船采用“丈抽之例”，按照船舶大小征稅，西洋船定為九等，東洋船定為四等，由廣州海防同知、廣東市舶提舉和香山知縣一同前往，丈量征收。四是定期開辦廣州集市，方便葡商購銷貨物。從萬歷六年（1578年）起，明朝允許葡萄牙商人每年進入廣州一次，在官方組織的定期集市上推銷進口貨物，采購中國商品。這被稱為最早的“廣州商品交易會”。萬歷八年（1580年）后則可一年兩次進入廣州。此后的廣州集市逐漸發(fā)展成一種常設性、制度化的外貿商品交易會，一直延續(xù)到崇禎年間。五是“聯夷制盜”，即借助葡萄牙人剿滅東南海盜。早在嘉靖年間，福建方面已用葡萄牙人剿滅海盜林剪，張居正當政后延續(xù)了這一策略。隆慶二年（1568年），粵海巨盜曾一本圍攻廣州，俞大猷邀請葡人助剿，獲得成功。萬歷八年（1580年），澳門葡萄牙人又向兩廣總督請纓，希望與官軍一道征討遠在柬埔寨的海盜林道乾。

在對西班牙方面，張居正改革時期發(fā)展對西關系的目的有二：一是“聯夷制盜”，借西班牙力量打擊、消滅沿海海盜，維護明朝專制統(tǒng)治；一是藉通商增加稅收，解決東南財政危機。而通過開放海禁，允許漳泉商民出海貿易，與西班牙人建立相對牢固的政治經濟聯系，又可將上述目標整合起來。萬歷三年（1575年），福建把總王望高等在追蹤海盜林鳳時到了菲律賓，意外得到西班牙殖民當局助剿林鳳的口頭承諾。菲律賓總督則適時組織使團出使中國，希望藉此加強與中國的通商貿易關系。此后被西班牙人包圍的林鳳機智逃脫，中西之間的軍事合作未能實現，但西班牙人的“慕義”之舉還是獲得明朝方面的高度贊賞。針對月港開放后對西貿易快速增長的實際狀況，福建方面將原設于嘉靖后期的海防館加以調整。海防館的前身為靖海館，專以緝捕海上走私為主。職能調整后，海防館演變成管理商民出海的機構，再后則更名為督餉館，成為名符其實的外貿管理機構。隆慶六年（1572年），漳州地方頒布《稅銀則例》，確定了外貿征稅的基本原則。萬歷三年（1575年），更為詳細的“海禁便宜十七事”正式出臺，外貿稅收的稅種、稅率大致固定下來。計有引稅即外貿許可證稅，和水餉、陸?zhàn)A、加增餉等。水餉即船舶稅，按商舶大小征收；陸?zhàn)A為商品進口稅，按貨物多少計值征稅；加增餉之征稅對象為從呂宋返航的“空載”商船，它們不載番貨，只有番銀，所以每船征收一百五十兩的加增餉。據此可見，準販東西二洋以后的議征商稅，引額、商稅的調整變動，海防館職能的根本轉變，皆在張居正當政時期大體完成。

從總體上看，張居正改革時期的開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經貿層面。囿于華夷觀念的限制或束縛，張居正等人不僅把葡、西二國理所當然地歸類于夷狄之列，而且用朝貢模式規(guī)范引導歐洲使者的來華活動。西班牙使團出使福建，葡澳代表拜謁兩廣總督，中國方面無不按外藩陪臣的行為規(guī)范嚴格要求。一些人甚至以接受呂宋西班牙人的所謂“朝貢”為恥辱。由于中西之間外交理念的較大差異，所以在中歐經貿關系獲得長足發(fā)展的情況下，中歐政治關系并無多大進展。在對外文化關系方面，明朝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要求一概回絕。前述菲律賓總督派往福建的外交使團即以奧古斯丁會士拉達、馬任為主，他們肩負通商、傳教的雙重使命，但傳教愿望未能實現。萬歷六年（1578年），圣方濟各會士彼得·德·奧法羅率團前往廣州，請求在廣東傳播福音，學習中國語言。廣州當局把他們送到梧州，聽由兩廣總督安排。兩廣總督劉堯誨拒絕其傳教要求，禁止其在中國居留。這批來自西班牙的傳教士一些獲準進入澳門，一些取道漳州返回呂宋。而對于可以為我所用的海外軍事技術，如來自西方的佛郎機炮、火繩槍，及其火藥配方等，則來者不拒，仿制推廣，所以在京東薊鎮(zhèn)、昌平等地，戚繼光仿制裝備了數以萬計的佛郎機、鳥銃等歐式火器，成為吸收西方軍事長技的先行者。張居正改革時期的這些做法，大體為后來者所效法。

自主調整內外方略，堅持弛禁開放是張居正改革時期對外政策的亮點所在

張居正改革時期對外政策的調整探索，既堅守傳統(tǒng)，又講求變通，為后人應對國際形勢新變化、發(fā)展務實開放的對外關系積累了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首先，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避免被歐洲海上強國殖民侵占的前提下，自主調整內外方略，堅持弛禁開放，將對外關系逐漸落實到經貿層面，體現了以張居正為首的明朝政治家的戰(zhàn)略眼光和務實精神，是張居正當政時期對外政策的亮點所在。其次，在守護傳統(tǒng)的同時，探索模式與制度創(chuàng)新，給后人留下對外貿易的寶貴遺產。隆慶以后，明朝在與葡萄牙、西班牙的經貿交往中，在廣東、福建兩地率先開始制度調整，并以澳門模式、廣州體制和月港體制的形式，逐步實現了外貿領域模式與制度的局部創(chuàng)新。

澳門模式是在中國保有領土主權的前提下，以收取租金的方式，為東來歐洲人提供棲身與貿易場所，從而為中歐關系的正常發(fā)展開啟一扇窗口。廣州體制在于為中外商人提供購銷商品的場所和渠道，從而搭建起中外商務交流的實體平臺，這是明朝在澳門之外開辟的又一外貿功能區(qū)。月港體制是明朝在福建地區(qū)嘗試體制創(chuàng)新的一大成果。與前者不同，月港體制只為漳、泉商民出海貿易提供合法渠道，有往而無來，并不允許西班牙人來華貿易，但它在關稅征收方面的制度調整，標志著明代外貿稅收已由實物抽分制向貨幣稅餉制轉化。第三，張居正改革時期的開放舉措實現了財富創(chuàng)收，初步達到了“足國裕民”的目的，近海小民的生存狀況因此大為改善。更應當看到的是，張居正的這些舉措使風雨飄搖的東南海疆逐漸穩(wěn)定下來，海盜活動大為減少，對外貿易逐年增加，沿海經濟快速復蘇，商品經濟大為發(fā)展，閩粵社會經濟由此步入較快發(fā)展的黃金時期。第四，張居正的開放舉措增進了中外之間的接觸與了解，累積起明人處理全新國際事務的識見與能力，從而使中國明朝邁出了前近代早期（全球化起步階段）參與建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步。中歐之間由互不謀面，到斗爭合作，在磨合中尋找默契，在斗爭中擴大共識，明代中國的近代意識從無到有，與西方世界的經常性聯系日漸增多，古老中國開始朝著世界新秩序緩慢邁進。

毋庸諱言，張居正改革時期的開放舉措大都是在傳統(tǒng)政治架構未作任何改變，而內外海洋貿易勢力的“聯合打壓”，讓東南地方難于承受的特殊背景下，由閩粵地方當局率先在局部地區(qū)進行的小范圍調整。從措施的制定看，主要著眼于當前緊迫現實問題，缺乏系統(tǒng)而長遠的規(guī)劃。從調整內容看，大多集中于經貿層面，政治、文化方面的考慮和安排不多，帶有較大片面性。從地域分布看，這些舉措生發(fā)于閩粵兩省的漳州、澳門、廣州三地，不惟其他各省難援成案，閩粵其他地區(qū)亦罕有其匹，可謂局于一隅。從實際效果看，其對中國社會之轉型推動作用有限，一些開放舉措雖能取效一時，但又埋藏不少隱患。

凡此表明，張居正改革時期的對外開放是局部地區(qū)的有限開放，其對世界歷史發(fā)展大勢的感知與把握尚處于初級階段，這是張居正等人的時代局限。

（作者為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

【參考文獻】

①[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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