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

買房只是社會給陳盈上的第一課，走出校園后，她發(fā)現(xiàn)，很多課只有“社會大學”能給予。

她迷戀校園，認為教書是一件“自由而有尊嚴”的工作。她在課上給學生放郭川讀的詩《海，海和海》，她跟學生講，“我們有農(nóng)耕文明的詩歌，曹操那樣的梟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是站在岸上欣賞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風浪搏殺。”

她很希望講臺下二十來歲的學生，那些循規(guī)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發(fā)現(xiàn)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能像郭川一樣，有勇氣追求下去。

但現(xiàn)實總是搶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有女生在課后找陳盈咨詢，說自己愛好文學，也想像陳盈一樣讀博士，要做什么準備。說完學習上的準備后，她問學生的家庭經(jīng)濟狀況，“我告訴她，讀博士很長時間會沒有收入。”她從來不敢跟學生聊房價，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訴那個女孩，“同學想讀博嗎，先買個房吧！”

陳盈極力克制自己的焦慮，怕傳染給學生。學生們評價陳盈的課，有趣不無聊。在跟手機搶注意力的爭斗中，陳盈總能贏。

但有一次一位學生的話把她說哭了，“陳老師在上課鈴聲響起前和下課鈴聲響起后，是憂郁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買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諸多不如意，我特別怕影響學生，但還是有人看出來了。”陳盈說，我們總在扮演別人眼中的角色，一說是博士，應該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說學文學，應該是風趣的、幽默的。“別人覺得你是這樣的人，其實你并不是。”

陳盈靠一種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的愿望活著，艱難重重。在獲得這份教職之前，她和三個女博士在首都體育館的大型招聘會上投了20來份簡歷，“凡是符合年齡要求的都投了”，沒有一個拿到筆試通知。

“我的成績很好，本碩博985，各種社會實踐實習，怎么就沒人要呢？”她的導師也感到奇怪，拿著她的簡歷說，“除了是個女的，沒什么可挑剔的。”他后來親自把陳盈引薦給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長。副院長直截了當?shù)鼗貜停?ldquo;不好意思，我們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學、技校、出版社、學術網(wǎng)站，統(tǒng)統(tǒng)石沉大海，音信全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陳盈碩士畢業(yè)找工作時，銀行、電力、電網(wǎng)這些“好單位”，“很順利進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陳盈曾進入北京一所中學的最終輪面試，二選一。“要了碩士，沒要我”。那所中學有位好心的學妹告訴她，“你講的東西我們都沒聽過，應該看看考綱，中學生跟大學生還是不一樣的。”

這種錯位感時常發(fā)生。陳盈的一位同學，是文藝學女博士，因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務員?，F(xiàn)在做會務，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場地，周圍是喝白開水的阿姨，看股票新聞的大叔，還有討論“雙11”該淘點啥的同事。那雙習慣了寫論文的手，費盡心思想寫出好看的公文來，“感覺她過得不開心，朋友圈有時發(fā)雞湯，有時發(fā)牢騷”。

女博士們忙著投身高速運轉(zhuǎn)的社會齒輪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顆合適的螺絲釘。

“大部分女博士畢業(yè)后都去做博士后，因為實在找不著工作。”陳盈曾遇到一位做了兩年的女博士后，燙著長卷發(fā)，叼著煙，學校出臺了嚴苛的科研標準，達不到就得離開，而她已經(jīng)32歲了，“備受歧視”。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家用人單位都明里暗里地問陳盈，打算什么時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開后，很多讀書期間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壓力了。”

女博士畢業(yè)后，通常已經(jīng)30歲，婚姻問題咄咄逼人，買房生子緊隨其后。陳盈的同學，“長得特別像人們心中女博士的樣子。”她35歲，看起來卻像45歲，頭發(fā)白了，臉上很多皺紋。一直未婚，別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戀愛這件事，陳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個女人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呢？”

一開學術會議，男博士們都在研究課題，女博士則聊多大生小孩，痛訴“血淚史”。但在科研壓力下，陳盈不敢輕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了，孩子是個寶貝；如果生活都沒理順，那就是個累贅。”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樣。有個師兄，從山溝溝里考出來，他當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最終上了大學，通過努力同樣能夠趕上城里人。

等到師兄有了孩子，才發(fā)現(xiàn)，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了。“那個世界跟你隔著，怎么趕都趕不上。”作為大學教授，他的女兒剛上幼兒園已經(jīng)能把希臘神話講得非常順溜，接觸到的世界決非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能比。

“以前，貧寒家的子弟可以通過勤奮彌補的差距，現(xiàn)在再也彌補不上了。”

如今，陳盈的人生進度條在穩(wěn)步向前推進。她最終幸運地進了一所985高校教書，也早早地與自己的大學同學結了婚，雖然她要因此將生活掰成兩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給北京，并且承擔著巨大的科研壓力——六年內(nèi)如果評不上副高職稱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覺地已經(jīng)走入了社會的系統(tǒng)，人們注重回報，關心現(xiàn)實利益。很多學生會下課跟她套近乎，他們看起來聰明、自信、見多識廣，高中就開始讀海德格爾，讀康德，拿著蘋果手機在課上咔咔拍PPT，下課后給老師寫郵件報姓名和學號，說自己要出國讀書，希望老師給個高分數(shù)。

“我收到過很多說自己要出國的郵件，卻只有一個家庭貧困的學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數(shù)。他想要獎學金，其他成績都很好，如果這一門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過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間

本科的時候，“未來”對陳盈來說還是個充滿誘惑力的字眼，她幻想著自己以后將在外企上班，住在離工作地點很近的公寓，節(jié)奏快，壓力大，報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厲風行。

現(xiàn)在，有時下課晚了，陳盈在7-11便利店買個便當，走在無人的小路上，忍不住問自己，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總要咬牙頂住呢？就像一個被拉得疲憊不堪的松緊帶。從小地方到大學，需要繃，碩士時，繼續(xù)繃，繃到博士畢業(yè)，進了高校，還要繃。

“我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買房，而是我這根弦要斷了，為什么不能讓我有個歇腳的地方？”沮喪至極的時候，她也會想“我這樣的家庭條件，是不是不該買房。”

她曾努力克服買房的焦慮，用前輩的故事激勵自己。讀本科時，學校有位敦煌學泰斗，沒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夫人是教音樂的老師，每天很多人來唱歌彈琴，他在旁邊支個小桌子寫字，鋼筆的頭裂了一個口，歪到一邊去了，他用手撥回來，接著寫。

“我有時覺得，中學時候老師、家長灌輸給我們的三觀有問題，把人的成功具體化成很多標準，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車，但其實成功應該有很多不一樣的定義吧？”

陳盈的導師說，雖然現(xiàn)在買不起大房子，但做學術的好處是“心中自有歡喜事。”

“在專業(yè)上，提出獨到的有價值的看法，推陳出新，即便大冬天窩在被子里讀書也開心。”這是屬于陳盈的快樂。她在書里看到更寬廣的世界，遠比繁華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還在裹著小腳，而我已經(jīng)能夠在大學課堂上講課了。”陳盈說，有的同學喜歡天文學，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恒的時間和空間里，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邊，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歡喜事”的例子不少。陳盈的閨蜜兩口子，住在一個大開間，局促狹窄，每天晚上老婆開燈加班都讓老公睡不好覺。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葉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開玩笑說，“我們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們喜歡在晚上繞著故宮騎自行車，說角樓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剛剛好的舒適。后來他們又買了電動車，為了在秋天陽光好的時候，帶著籃子去野餐。他們很早之前就搖到了號買了車，卻因為堵車很少開出去。

父母想讓他們攢錢換更大的房子，他們卻更愿意花錢買老式的手搖放映機看電影。陳盈說，現(xiàn)在有很多人喜歡到熱門的“文藝圣地”拍照，營造一種自己是文藝青年的錯覺。閨蜜兩口子衣著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們不會把放映機和野餐發(fā)到朋友圈來讓大家點贊，只有三五個密友知道他們的興趣愛好。“是骨子里的文藝。”

只是這樣的故事越來越少了，陳盈看到她出身優(yōu)渥的學生，喜歡攝影，喜歡騎行，卻很少有人寫詩了。“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寫詩這種最廉價的疏解方式不再像80年代一樣，流行于校園。如今倒是打工詩人層出不窮。“到了物質(zhì)生活這么豐富的今天，精神生活反倒成了奢侈品。”

她看話劇時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通常晚上九點半話劇還沒結束時，有一半人就離開了，一路小跑趕去地鐵，“你能想象他們坐在那里的時候都是坐立不安的。”去年，北京統(tǒng)計局首次發(fā)布北京環(huán)路的人口數(shù)據(jù)，有超過一半的常住人口，住在北京五環(huán)外。

陳盈決定，把新家采光最好的房間當作書房，9平方米，理應是個主臥。關于這間書房，她曾有過很多設想：客廳可以是美式鄉(xiāng)村風，有蜂蜜色的實木家具和仿古磚；但書房一定要簡約日式或者北歐風，木頭保持原來的顏色，微風把窗簾一吹，看著心靜。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盈為化名）（記者 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