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全球化對時間與地理位置的壓縮，民族間的差異被流動的、無中心的時空秩序打破。超國家共同體與亞國家共同體的出現(xiàn)，不同地區(qū)民族與文明之間的沖突，國家治理能力的衰弱與民族意識的分化，使得民族國家的形式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民族國家的主權話語日顯弱化，國家認同變得更加困難。
【關鍵詞】全球化 民族國家 國家認同 【中圖分類號】D032 【文獻標識碼】A
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身份認同，是群體的歷史敘事結構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制度性話語之間的一種妥協(xié)。民族國家的形式是由全球體系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話語所支撐著的，它總是著眼于固有的邊界與疆域，但作為一種動態(tài)圖景的出現(xiàn)，全球化會不停地對民族國家的主權造成沖擊，甚至有可能動搖民族國家賴以建立的基石。全球化意味著時間與空間的壓縮，民族的差異被流動的、無中心的空間秩序打破，人們面臨著“直接的極度接觸”。
超國家共同體與亞國家共同體的出現(xiàn)
現(xiàn)代國家的民族認同之所以不穩(wěn)定，不僅因為它或為非主流的認同所分裂，或因忠誠被轉移到某個亞群體而分裂，還因為所有真正的民族主義都有一種跨國界的想象力，比如泛亞洲主義、大亞細亞主義、泛歐洲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等。全球化時代國際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改革借助的是地理的轉型，一個最直接表現(xiàn)就是超國家集團與次國家領土的鞏固。地理的轉型創(chuàng)造了新的邊緣與中心，呈現(xiàn)出一種全新的全球-地區(qū)格局。傳播的瞬時性可以促使不同層級的認同由緊張上升為沖突。
超國家共同體的存在有可能會強化民族的自存自守，也有可能會模糊一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歐洲國家整合的歷史經(jīng)驗說明族際政治、主權政治單位的實體是多樣性的，國家并不是族際政治唯一的表現(xiàn)形式。超國家共同體的存在提醒人們注意，當民族利益與民族國家的存在形式發(fā)生沖突時，前者的價值危機反而會高于后者，這既阻礙了“歐洲人”意識的逐步培育，也擠占了本民族的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尤其是在歐洲經(jīng)濟一體化方面，各民族國家調(diào)節(jié)本國經(jīng)濟的能力十分有限，形成一種能夠進行經(jīng)濟與政治決策的一體化格局，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亞國家共同體強調(diào)地方主義對人類共存的生活圈的包容，透過地方性的文化與知識，更能喚起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的地方記憶。當國家主義被地方主義提出訴求時，就意味著政治訴求要與族群絕對統(tǒng)一，實現(xiàn)民族的完全自治，而一旦一個民族或多個族群在地方主義政治權力訴求的支撐下尋求自身的民族特權，就有可能形成亞國家共同體。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全球性的民族政治沖突以及治理失序的實質(zhì)，是地方民族成員產(chǎn)生了次一級群體的原生認同以及“狹隘的忠誠”。亞國家共同體的一個最大的消極影響便是，比較封閉的民族身份取代了過去的公民身份，而偏執(zhí)的種族制度可能取代規(guī)范的法治體系。
不同地區(qū)、民族與文明之間的沖突
在民族國家，領土則意味著公民身份，而一國中既存的文明制度，又是維系族群記憶、推進國家認同的歷史性因素。因此，不同的領土、不同的歷史傳承以及不同的種族之間的沖突，會對國家民族的統(tǒng)和帶來危機甚至創(chuàng)傷。對于傳統(tǒng)的國家而言，人們對國家的忠誠度與國家的安全度總有著一定的關聯(lián)性。往往有些被外敵虎視眈眈的國家，其公民的國家認同反而更加強烈，但是對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而言，尤其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需要在多層治理體系的世界民族中回答“我是誰”，即尋求自我的認同。
加拿大、印度、西班牙、蘇格蘭以及其他地區(qū)出現(xiàn)的分離主義與族群主義運動，都在時刻提醒人們警惕地區(qū)、文明以及種族之間的沖突對國家認同造成的危害。比如蘇丹的南北戰(zhàn)爭，其本質(zhì)就是北方民族的阿拉伯主義文明與南方民族的非洲主義文明之間的對抗，是國家民族主義與宗教文明之間的深刻沖突。這里面包含著地域、族群、文明以及信仰等諸多要素的沖突。正是因為南北之間生產(chǎn)生活資料、權力、財富以及其他無形價值的分配平衡被打破，南北之間對國家認同的理解便有著不同的標準，不同文明與種族之間的沖突，使得國家陷入了失序的狀態(tài)。
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許多爭端與戰(zhàn)爭的導火索。一些國家之所以會陷入失敗的格局，是因為民族主義者往往偏執(zhí)地認為自己所棲息的地區(qū)與自己所擁有的文明是這個民族一切利益的根本，而民族認同往往有時候又顯得有些偏執(zhí)——對本民族的認同勝過于別的民族，甚至高于一切。而當這種強烈的民族認同遭遇到來自別的地區(qū)、民族或文明的沖擊時，民族自決就會顯現(xiàn)出它的能量，因而這個民族就會對它更高一級的認同——國家認同發(fā)難。最常見的是，這些民族希望脫離原有的多民族國家而組建單一民族國家。這樣一來沖突、暴力甚至流血就會滋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意識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尤其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應對認同危機時，必須要引起重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家治理能力的衰弱與民族意識的分化
采取長效的改革措施解決國家認同問題，依賴多層次的治理形式以及有效的多邊治理模式。實際上，地區(qū)、文明與種族間的沖突往往與國家治理能力弱化是緊密相連的關系。從全球化時代國家認同面臨的具體危機看來，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因為二元劃分而得到改善。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與民族意識的分化使得國家與公民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出現(xiàn)了一些對立。
在新的全球化時代，個人與國家既推動著全球化進一步向前發(fā)展，又面臨著全球化對人們生活帶來的各種影響。民族國家盡管沒有消失，但受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與治理體系發(fā)生了重大變革。事實上，全球化只是民族國家認同弱化的一個誘因，因為全球化給民族國家?guī)淼氖菣C遇與挑戰(zhàn)，它可能會促成文化抵制與話語霸權，但是并不意味著全球化一旦出現(xiàn)，民族國家就永無寧日。國家在接受全球化對主權消解的同時，還可以繼續(xù)維持國家權力對人民控制的能力。而國家認同的弱化，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國家治理體系的脆弱與治理能力的弱化。全球化對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挑戰(zhàn)表現(xiàn)在，如何對公民身份的包容性和公民對國家與民族認同的不確定性所產(chǎn)生的沖突進行調(diào)適。
國家治理的失效要從民族政策（文化性）與國家制度（政治性）兩個層面予以考慮，結構失衡、制度失敗、文化失信是全球化時代國家治理失敗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既要面對全球化對傳統(tǒng)國家體系的挑戰(zhàn)與解構，又要考慮現(xiàn)代性國家構建的問題。治理能力不足與制度缺陷相互交錯影響，使得發(fā)展中國家的國家認同問題成為治理的焦點。
（作者分別為長江師范學院重慶民族研究院講師、法學博士；長江師范學院教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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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英]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著，司艷譯：《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③[美]約瑟夫·S·奈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責編/高驪 溫祖?。ㄒ娏暎?nbsp; 美編/于珊 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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