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歐洲近些年遇到的問題，一些政治學研究者在思考：歐洲是不是陷入了“伯里克利陷阱”？

伯里克利是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他領導下的雅典被說成是民主的典范。伯里克利時代一向被看作是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高峰。城邦民主制是一種公民直接民主制，每一個公民至少在理論上都有平等權利，不僅可以參與城邦各種事務的決策與辯論，還可以直接參加城邦管理，就是用抽簽方式擔任城邦公職。盡管在一些西方學者口中，這種制度被說成是人類最優(yōu)秀的政治制度，可是實際上在伯里克利時代，它卻造成了混亂和無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失敗。“伯里克利陷阱”一說就表現出對雅典制度的反思，這種反思從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結束起就開始了。

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都認為雅典的制度不可取。亞里士多德認為，最恰當的制度應該是一種混合制度，其中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有機結合，各種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交融互補，形成平衡。但是在西歐各國歷史上，混合的力量從來沒有達成平衡，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近代早期，西歐要擺脫封建分裂狀態(tài)，王權成為統(tǒng)一的力量，強勢君主主宰了政治舞臺，那是一個專制的時代。工業(yè)革命后，貴族或其他精英集團如官僚、金融家等集體掌權，其他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外，那是一個少數人統(tǒng)治的時代。20世紀尤其是二戰(zhàn)以后，西方出現了所謂“民主時代”，西歐各國以及美國先后完成民主化，成為現代國家。然而，現代西方“民主制”只是一種代議制，它與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完全不同。代議制的特點是民眾通過投票來選舉政府，而政府一旦產生，民眾就從政治決策中消失。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義執(zhí)掌政權，上臺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直到下一次選舉為止。這顯然不是雅典式的民主。

為了粉飾這種體制，西方學者說這就是古希臘民主制的延續(xù)。他們認為，這種民主能體現“多數人的統(tǒng)治”。這樣就發(fā)生了理念和現實的脫離，理念的敘述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墒?，普通民眾卻相信這種理念，他們相信民主應該是“多數人的統(tǒng)治”即人民自己的統(tǒng)治。結果一旦他們發(fā)現西方這種民主制不能代表他們的意愿，他們就要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抗議、搞街頭運動。當人民真的以“多數人”的名義表達愿望，卻往往不符合精英的期待。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就是這種情況：政體的理論基礎是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安排卻是精英式的統(tǒng)治，這就使制度理念與制度運作之間發(fā)生了脫節(jié)。

我們先看英國脫歐公投。英國是否脫歐，本來有多種方式可供選擇。比較穩(wěn)妥的方式是議會解決，通過議會的表決決定去留。這是在代議制框架內解決的方案，即在精英內部進行操作。如果用這種方式，結果不一定脫歐，因為精英們一般不支持脫歐。但卡梅倫的政治判斷出現了偏差，他認為用全體人民投票的方式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因為這體現著“多數人的統(tǒng)治”，具有更大權威性。可是他沒有意識到民眾是不按照精英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的，更沒有意識到如果真像雅典那樣實行全體公民投票，雅典式的混亂也可能隨之而來。代議制是為了避免這一類混亂而設計的。在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袤的現代國家，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執(zhí)行起來成本比較高，試圖用古代的城邦民主方式來解決現代國家問題是很冒險的事。

意大利的倫奇做了同樣的事。修憲這樣的大事付諸公民投票，結果是意大利也掉入同樣的陷阱。事實上，倫奇在議會已經失敗了，但議會失敗還不至于造成政治亂局；倫奇如果堅持議會解決的方法，也就是在代議制框架內解決問題，也不會立刻就把意大利拋進不確定的漩渦，民粹主義挑戰(zhàn)也不會變得迫在眉睫。

蘇格蘭“脫英”也是這種情況。蘇格蘭已進行過兩次公投，把蘇格蘭獨立問題交付全民表決。兩次公投都沒有獲得過半數支持，盡管在第二次公投中，雙方差距其實很小。這大概讓卡梅倫誤以為英國的“脫歐”也過不了關，從而作出了公投決定。不過，英國的政客們沒有意識到，一旦用公投的方式決定蘇格蘭的去留，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脫英”。因為第一，沒有法律限制對同一個問題進行公投的次數，因此只要愿意，每隔幾年就可以投一次，直至公投通過；第二，一旦哪一次公投因為偶然原因比如天氣不好、超級足球賽等等導致不支持“脫英”的人大量不出門，而支持“脫英”的人僅以微小比例勝出，那么“脫英”就會成為現實；一旦蘇格蘭真的“脫英”，對歐洲的沖擊絕不亞于英國脫歐。西班牙在這個問題上就看得比較清楚，西班牙政府堅持不用公投方式決定加泰羅尼亞獨立的問題。

事實上，這些國家的問題放在代議制框架內處理都可能不會脫離傳統(tǒng)軌跡，原因是代議制從本質上說是精英政治，它可以用“多數人”的名義否決多數人。聰明的政治家應該明白這一點，但有些政客有自己的想法，以為任何難題只要交給“人民”去解決，他就可以不負責任。近年來歐洲的種種怪相從根本上說都與此有關，作為原則的“多數人的統(tǒng)治”與代議制的精英運作不相吻合。

歐盟問題也同樣如此。歐盟是精英的設計，按照流行理論，它是一種“進步的超越民族的國家”。可是，歐洲聯(lián)合的最早設計者當初并不乏現實考慮，除了耳熟能詳的法德關系問題，還有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造就了兩個新的超級大國，以前主宰世界的西歐列強都被邊緣化了，于是這些國家不得不一方面防范蘇聯(lián)，另一方面盡可能對美國保持獨立。為此，歐洲聯(lián)合是唯一的出路。如此的深謀遠慮是很難說出口的，于是“超越民族的國家”就成為一個動聽的說辭?？墒蔷兊谋P算對民眾來說過于深奧了，一旦他們感覺到“超越民族的國家”觸犯了他們日常生活中能夠理解的利益，“回返民族國家”就成為滾滾暗流，反移民、反一體化、反精英、反歐盟的傾向就是在這股暗流中興起的。英國脫歐是民間暗流的決堤，如果歐盟各國都舉行是否“脫歐”或是否解散歐盟的公投，結果很可能不樂觀。

理念與現實的分離在更多方面表現出來，比如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主張文化認同高于國家認同，按照理論闡釋，這也是“進步”。但是，西歐一些主要大國比如英、法、德在執(zhí)行了一段時間多元文化主義后，便紛紛宣布停止執(zhí)行這種政策，稱其最終會導致民族國家瓦解。不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民可能因此而不認同國家，就連主流文化對“異質”文化的巨大排斥力也會因此被刺激。在現實中，無數民眾表達出對“異質”文化的排斥心理，其力量之大令人咂舌。歐洲的政治精英們在這個問題上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描繪的一個“多元”歐洲看來還很遙遠。亞里士多德設想的多種力量“混合”，又一次未能達成平衡。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