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青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全面從嚴治黨，不僅理論上有新的闡述，實踐中也有新的舉措?；仡櫯c總結這四年的理論創(chuàng)新與實踐突破，統一而有區(qū)別的治黨策略是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重要思路與明顯特征：在對全黨統一要求的基礎上，針對黨內不同群體與對象又有不盡相同的、區(qū)別化的治理策略。從普通黨員到領導干部再到高級領導干部，品性要求愈益提高、制度要求愈益嚴明、責任要求愈益嚴格，從而呈現為一個在統一規(guī)定的基礎上各方面要求隨黨內職務與地位相伴上升的梯度化的治黨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相關重要講話中對這一治黨思路多次強調：“黨風廉政建設，要從領導干部做起，領導干部首先要從中央領導做起”；“這個文件制定后，咱們率先垂范，然后層層制定、提出要求，對省軍級干部有些什么要求，對地師級干部有些什么要求，對縣團級干部有些什么要求，要有個章法，一直往下制定。”而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jiān)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兩部黨內法規(guī)更是鮮明體現了這種治黨思路。《準則》明確指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guī)范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整部法規(guī)多次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如何。《條例》也對中央層面提出了專門要求，專門就黨的中央組織的監(jiān)督單設一章。

這種統一而有區(qū)別的治黨思路，既是我們建黨邏輯的必然要求，也是現實發(fā)展的形勢使然。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邏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優(yōu)秀分子的集合。比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而黨員領導干部則是先鋒隊中的先鋒，比之于普通黨員，他們應該具有更高程度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至于高級領導干部，則是黨員領導干部這一群體中的先鋒，理想信念應該最為堅定、思想認識應該最為深刻、實踐活動應該最能擔當。就現實形勢而言，其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第一大黨，黨員人數將近8900萬，考慮到黨員人數的眾多、黨員素質的參差，要讓全黨每一個黨員完全做到紀律嚴明、作風過硬、信念堅定、志慮忠純難度較大，實事求是地講，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現實，盡管我們必須始終對此堅持不懈地嚴格要求。進而言之，就黨的建設來說，既要看黨員數量，更要看重點群體與關鍵部分的黨員質量。在此情況下，一種針對黨內不同部分梯度化、區(qū)別化的治理思路就是必須而且應該考慮的。其二，對于全面從嚴治黨而言，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發(fā)揮著巨大的榜樣示范作用。普通黨員是以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yǎng)與具體行為為實際參照，領導干部特別是高層的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層層推動、督促落實極為必要。針對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立正身、講原則、守紀律、拒腐蝕，形成一級帶一級、一級抓一級的示范效應。”其三，對于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能力而言，領導干部作用非常重要，高級干部的工作尤其如此。不同于普通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群體是不同層面改革思路的制定者、推動者、督促者與落實者，他們的素質品性如何、觀念意識如何、能力水平如何，對于我們黨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具有實質性影響。就此而言，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有更為嚴格的要求。

這種統一而有區(qū)別的治黨思路有個逐步明確化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黨章、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廉潔自律各項規(guī)定，并且也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要從中央政治局抓起，營造良好從政環(huán)境要從各級領導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做起，這一戰(zhàn)略已經初步形成。但要看到，在黨的十八大以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在治黨管黨方面我們依然是較為籠統地把領導干部這個大的群體稱為“關鍵”。“要突出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從嚴治黨，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從嚴管好各級領導干部”。這些提法說明，一方面中央認識到相比于普通領導干部，對于高級領導干部應該有更為嚴格的規(guī)定與要求，另一方面各項治黨舉措主要是瞄準整個干部群體發(fā)力。而這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兩部黨內法規(guī)則在以前思路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區(qū)分了治黨的重點和關鍵：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重點和關鍵的正式區(qū)分凸顯了高級領導干部的特殊重要性，用語更為精確、規(guī)范，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既有的梯度治黨戰(zhàn)略的進一步深化、明確化。

這種日益明確與規(guī)范化的梯度戰(zhàn)略，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是一種從實際黨情出發(fā)，具有可操作性的合宜思路，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講重點、抓關鍵的辯證法在管黨治黨方面的具體運用。依照這種統一而有區(qū)別的治黨戰(zhàn)略，在對全黨統一要求的基礎上，對于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就應該有更為嚴格、更高的品性要求、紀律要求與責任要求。品性要求針對領導干部個人內在的德性信念，紀律要求針對外在的制度規(guī)范，責任要求針對更高職務所賦予的更大權力、所應履行的更大義務以及出現問題時的更嚴格懲戒。內在的德性信念、外在的制度規(guī)范、相應的義務懲戒，這三者相互結合、內在相關，構成一個較為系統的梯度治黨的要求體系。就更高的品性要求而言，依照梯度化的解決思路，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與高級領導干部必須具有更為堅定的理想信念，更強的自覺意識與自律意識，更為純潔的黨性修養(yǎng)。而對于普通黨員則應更為側重底線的不能逾越與踏實做好本職工作。換言之，在道德高線與紀律底線這一高一低的空間內，領導干部作為重點應該就“高”，應該瞄準高線要求，特別是一把手與高級干部作為“關鍵少數”更應如此。而對于一般黨員，在統一要求理想信念的基礎上，考慮其實際，則應更為現實的就“低”，將其對信仰的持守與個體自身的日常工作與生活有效結合，要求最起碼不能逾越底線。當然，底線以上，普通黨員的思想品德越先進越好，可謂“下有底線，上不封頂”。就更高的紀律要求而言，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必須更為模范地遵守黨紀黨規(guī)。就更高的責任要求而言，按照權責一致的原理，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職務相對更高，權力相對更大，責任也就相應更大，出現問題時的懲戒也就更為嚴格。（李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