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學人在掙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學術

我和唐小兵只見過兩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復旦大學講學，唐小兵也剛考到上海讀研究生，就來聽我的課，后來寫了一篇《與錢理群相遇》，其中談到了我面對“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聽眾所感到的寂寞與尷尬，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將其收入了《錢理群講學錄》一書里。

再就是一個多月前，已經(jīng)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的唐小兵，從上海到北京開會，特意來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樣，暢談了一下午。他將剛出版的第一本隨筆集《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送給我，以后又寄來了這本《與民國相遇》的書稿，希望我為之寫點什么。我欣然同意了。

之所以答應得如此爽快，是因為我一直在關注唐小兵這一代學人，并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廬”之作自然引起我的興趣，并且有話可說，要說。

這需要從十七年前說起。1998年我給自己的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做了一次談話，題目是《沉潛十年》（文收《我的教師夢》），要求他們“一定要‘沉靜’下來，即‘板凳甘坐十年冷’，著眼于長遠的發(fā)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學術的根基，而且要‘潛入’下去，潛到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歷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

以后，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話題。例如2004年以及其后數(shù)年間在煙臺大學等高校做《漫談大學之大》的演講，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談“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時（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復告誡在讀的大學生、研究生“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要“學學大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擾，不為周圍的環(huán)境、氣氛、輿論、時尚所動，氣定神閑，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潛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關注他們，或許他們才真正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批人身上，而不在現(xiàn)在表演得很起勁的一些人，那是曇花一現(xiàn)！”

我把希望寄托于當時二三十歲的大學生、研究生，即“七〇后”“八〇后”的青年，是基于對我自己這樣的20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即“三〇后”這一代，和“文革”時期的大學生、中學生，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的失望與不滿。

這樣的不滿，首先是知識結構上的，在《沉潛十年》的談話里，就談到“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不僅因為不懂外文，對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對西方現(xiàn)代文化甚至處于無知狀態(tài)，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傳統(tǒng)實際上是不熟悉的。這些年雖有些彌補，但卻不可能根本改變這樣的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們年輕的，成長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學術界最活躍的這一代學者，他們中除少數(shù)人古代文化的基礎較好，大多數(shù)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學’的基礎，到80年代末以后，才來補‘中學’的課的”。

而更讓我不滿和憂慮的，是精神境界的問題。我曾自嘲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和我們的老師輩（即唐小兵這本《與民國相遇》討論的民國那一代學者）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而對當時被稱為“第三代學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對他們“懷有極大的期待”的同時，也有嚴峻的觀察。

在1997年寫的《我們欠缺的是什么》（收《壓在心上的墳》）一文里，專門談到了“文革”的失誤造成的“歷史的陰影在這一代學人精神氣質上的消極影響”：“如有的學人（不是全體）身上或明或隱的霸氣（對異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氣（把政治、經(jīng)濟斗爭的手段用于學術，習慣于使用權術）；有的學人從消極方面接受教訓，顯示出自我精神境界與學術境界的褊狹和拘謹，或自覺、不自覺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權勢，趨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自己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的不滿，都不在個人，而是要檢討“由于本世紀（指20世紀）我們民族的種種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誤，由幾代人組成的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上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強調，“對此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自我反省”，“我們正應該從‘自我否定’開始，邁開走向新世紀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再三呼吁年輕一代“沉潛十年”，并將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這一代，其實是期待在新世紀有一個較好的學術生態(tài)和生存空間，新一代的學人能夠無論在知識結構，還是精神氣質上獲得更為健全的發(fā)展，使知識分子整體素質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能否在歷史轉折期的中國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能否獲得健康發(fā)展的關鍵。

但以后的事實發(fā)展，卻證明了，我的這一期待，不過是一場美好而不現(xiàn)實的夢，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的弱點的一個大暴露，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慶時，我發(fā)表了題為《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講話，談到我期待的年輕人“沉默十年”后開始發(fā)言時，我卻在他們中間發(fā)現(xiàn)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yǎng)，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tài)，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一己的利益”，這已經(jīng)成為“他們的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

我當然知道，這樣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年輕一代中，只是少數(shù)，但他們的能量極大。坦白地說，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時，絕對沒有想到的：這里所發(fā)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的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