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決策機制過程中冗長、繁瑣的辯論、投票、表決、復議，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各方利益集團之間博弈與制約的直接結果是政府決策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資本主義制度下，西方政治體制的衰落，從其決策效率每況愈下，決策中民主與公正的偽善性、反科學性方面可見一斑。

【關鍵詞】西方 決策效率 低下 【中圖分類號】D523 【文獻標識碼】A

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必須考慮速度和效率。在諸多方案中做出正確選擇以形成具有操作性、實踐性的決策，成為人類的重要活動。決策效率的高低依賴于決策機制。西方政府決策是在分權制衡的制度下進行。來源于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思想，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和三權相互制衡，在破除皇權專制、反對封建主義的實踐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進步作用。但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壯大，分權制衡、三權分立，有時會變成西方各利益集團的“人質”，從而出現決策效率低下、科學決策難以出臺、正確決策實踐受限等嚴重缺陷。西方決策集團的資產階級屬性，決定了其活動目的，首先是為了實現少數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非以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重，因而決策效率嚴重受制于各利益集團的博弈。

西方政治制度下各權力主體為自身利益相互制衡，決策過程冗長拖沓，嚴重影響決策效率

分權制衡的本質在于使國家權力受到各方制約，防止專權、濫用權力，相互妥協以達到平衡。這種權力制度、決策機制，理論上公平而合理，但在具體實踐中，容易出現因互相制衡久而未果、效率拖沓低下的局面。既然三權分立、分權制衡，決議出臺時“否決”機制就要發(fā)揮作用，總統(tǒng)與國會意見相左，國會否決總統(tǒng)意見，或者拖延表決，都已成為常事。

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任時，提出美國醫(yī)改方案和就業(yè)方案，歷經艱難方可出臺，就是權力制衡導致決策效率低下的典型案例。盡管當時能否成功啟動醫(yī)療改革，不僅考驗著奧巴馬政府和國會民主黨人的執(zhí)政能力和權威，也是美國能否切實改善民生、解決預算赤字問題、走出經濟困境的關鍵，但對于國家和社會如此重大的改革，仍然一拖再拖，一讓再讓、一改再改，成為“蹩腳的改革”?？梢?，在美國這樣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下，只要觸及各方利益，任何重大改革，總是分歧遠多于共識，對峙多于妥協。

現代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美國是典型的多元民主政體國家。在一個多元民主社會，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中，民主的決策“并不是一個許多人在特定的政策上聯合起來向政府莊嚴進軍的過程，而是集團之間穩(wěn)步的妥協過程”。不同的利益集團，形成多元化權力。政黨、利益集團、媒體等各種社會力量，均參與政策制定與決策，這個過程似乎最充分地體現了程序民主，但不同利益集團構成的不同權力中心，要想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獲得一致意見，迅速、及時地制定有關政策，絕非易事。西方如此的決策程序，效率低下具有必然性。

利益集團操縱和影響權力，導致決策難以出臺

當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權制衡，在代表各利益集團的權力實際運作中，最終體現為利益制衡。西方政治制度背后是各類利益集團，這已是一種基本社會現象。利益集團以組織化方式參與政府決策，進而影響國家政治進程。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發(fā)達的利益集團，數量多，組織活躍，對社會政治生活影響深遠，實際控制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決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受制于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每一項國家政策，都會對不同利益集團產生不同影響。因此，在國家決策中，各利益集團都努力擴大其話語權和影響力。多方博弈，形成利益均衡點，以此作為國家的政策依據。

美國奧巴馬時期推行的醫(yī)改獲益最大的是大約3500萬沒有醫(yī)療保險的人。同時，通過醫(yī)改能夠節(jié)省財政開支，受益者還將包括政府和納稅人。“奧巴馬醫(yī)改”盡管目標宏偉，為“廣覆蓋”和“低成本”而著稱，最終目的是為美國全民提供“可以負擔得起”的醫(yī)療保險，但這種被右翼政客斥責為帶有“社會主義”的改革方案，卻被利益集團百般阻撓。

國家理應代表社會所有利益集團的利益，但是，不同利益集團利益的尖銳對立使國家決策不可能做到利益全覆蓋。西方各級政府的直接決策者大多通過競選產生。金錢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競選者成敗，接受捐款者當選后制定的決策，就不得不力求維護大筆捐款的特殊團體利益，從而可能犧牲公眾整體利益。甚至法律條文也被一些利益集團用來阻撓乃至扼殺民主決策。

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殊利益集團以市場為主導、資本邏輯為鐵律的意識形態(tài)，根深蒂固、環(huán)環(huán)相扣、盤根錯節(jié)，承載著自由、民主、開放的浮華，但是其價值取向非常明確，一切皆為利益。出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原因，西方各國實際由各利益集團操縱的國家權力，在決策中對“社會主義”抑或平民主義有著神經質一般的恐懼。也因此，圍繞著利益集團的博弈，西方國家重大決策效率低下，與實際偽善的“公正”與“民主”具有本質聯系。

各權力主體之間結構的對立和沖突，甚至會導致反科學決策

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決策主體和決策者背景的多元化是其突出特色。形式上，這種多元化體現了廣泛民主與自由。但在實踐中，卻易導致違反科學的決策出現。如美國政府，聯邦、州、縣、市政府各機構之間基本沒有統(tǒng)屬關系，各自為政、各自決策。各級政府又分設議會參、眾兩院、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三權分立。各級決策成員，由不同政黨、地區(qū)和階層的代表組成，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上述結構性關系，本身就隱含著矛盾和對立，在意見相左、共識未成之時，相互不合作、甚至沖突，司空見慣。不僅決策形成過程曲折、復雜，效率低下，而且政府之間決策不一致，政令不統(tǒng)一，違反科學的決策時常出現。

令美國政府陷入最無臉面的2003年3月開始的伊拉克戰(zhàn)爭，是美國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的軍事打擊，實際是借反恐趁機清除其反美政權。發(fā)起該戰(zhàn)爭的決議由美國國會通過，有完整的法律程序。2010年8月，美國戰(zhàn)斗部隊撤出伊拉克，美方最終沒有找到所謂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即使后來事實證明指控純屬子虛烏有，但是布什當局仍不承認發(fā)動戰(zhàn)爭是錯誤的。布什的一句口頭禪是：“沒有薩達姆，美國和世界變得更安全了。”這種以子虛烏有為由的戰(zhàn)爭決議，能夠在美國國會通過，除了軍火商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外，呈現的還有在西方民主決策機制下，決策的反科學性、極端性和妄想性。小布什的口頭禪，在全球性恐怖主義的嚴峻形勢下，已然成為西式民主機制決策的最大笑柄和莫大諷刺。

西方決策機制過程中冗長、繁瑣的辯論、投票、表決、復議，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精力和財力。各方利益集團在議會辯論時唇槍舌劍、硝煙彌漫、甚至大打出手，丑態(tài)百出，其過程糾結，無不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利益的無窮追逐。這些博弈與制約，早已遠離了孟德斯鳩分權制衡思想防止專制權力、還權于社會的初衷。直接的結果是政府決策效率低下，深遠的影響則在于，嚴重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資本主義制度下，西方政治體制的衰落，從其決策效率每況愈下，決策中民主與公正的偽善性、反科學性方面可見一斑。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部副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張通：《美國政府決策機制的特點及存在問題》，人民網，2006年9月12日。

②鄭保國：《美國國會與白宮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較量》，《當代世界》，2007年11期。

責編/孫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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