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和思想多元化的不斷發(fā)展，在國家問題上，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形成了一股新的社會思潮——國家虛無主義。所謂國家虛無主義是指在理論上否定、歪曲、消解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思潮；在實踐上，企圖弱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意識，讓渡國家利益，淡化國家認同，抹黑國家形象，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黨的領導，否認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便于西方國家推行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主張、政治制度、價值標準，目的是把社會主義中國納入西方陣營中。

國家虛無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針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問題進行虛化、丑化、抹黑、詆毀、攻擊，危害極大。這一思潮在社會上，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上呈現(xiàn)愈演愈烈的趨勢，如果任其發(fā)展，會嚴重影響人們對國家的認同。目前學術界對國家虛無主義還缺乏認知，對其潛在的巨大危害并不清楚，我們必須對國家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時刻保持警惕，及早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其發(fā)展和蔓延、限制其對全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國家虛無主義的主要表現(xiàn)

國家虛無主義針對的主要對象是社會主義中國，包括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社會主義國家利益和國家制度等方面。其表現(xiàn)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否定馬克思主義國家觀。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是指導我國發(fā)展和運行的基本理論。然而，在學術界有少數人質疑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無法解釋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現(xiàn)象，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是不科學的，已經過時。例如：有個別學者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起源理論，認為國家并非起源于社會階級的分化。有的認為國家起源于暴力戰(zhàn)爭，有的認為起源于民族解放運動，有的認為其起源于“社會的理性化”；否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到的國家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以地域而不是血緣來劃分公民國家，二是公共權力與大眾分離。有人認為當代許多國家仍然是單一的民族國家，即還存在以血緣劃分國家的現(xiàn)象，當今世界還有許多國家的公共權力并未與人民大眾相分離，因此，這二者并不是國家的基本特征。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未來的發(fā)展形態(tài)是以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lián)合體來代替國家，“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tǒng)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國家消亡是國家發(fā)展的最終歸宿。然而，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國家消亡理論是錯誤的，國家不僅不會消亡，而且將會“終極繁盛”；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暴力統(tǒng)治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維護階級統(tǒng)治的暴力工具。有人強烈反對國家的“暴力工具說”，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中心工作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不應再談階級問題，國家也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只具有公共管理的職能，“暴力工具說”是完全錯誤的，等等?？傊?，以上所有針對國家問題的質疑，目的就是消解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否定其科學性、合理性和正確性，進而弱化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在我國發(fā)展中的指導地位。

其次，借經濟全球化，弱化消解國家主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腳步逐漸加快，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世界范圍的交流日益加深。國際交往的深入發(fā)展要求資本、貨物、人員等經濟要素跨國自由流通。美國學者理查德·庫伯認為：“國際經濟交往既增加又限制了各國根據本國的情況而行動的自由。國際經濟交往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所以增加了各國的自由。國際經濟交往把各國置于一個有限制的范圍內，而又不能對它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即使有影響的話，也經常是間接的，很難預料其效果，因此它限制了各國的自由。”即主權使各個國家成為作繭自縛的政治實體，而促進經濟的繁榮卻需要各國之間打破壁壘盡量交流商品和投資。這使主權國家陷入矛盾之中。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巨大利益的發(fā)達國家要求打破發(fā)展中國家的主權壁壘，以謀求從發(fā)展中國家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為達到這樣的目的，西方發(fā)達國家從意識形態(tài)上大唱高調，鼓吹“全球思維”，提倡“全球繁榮”“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理念，要求弱化甚至否定國家主權，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理論受到各種反主權觀念的沖擊。例如：“主權弱化論”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持續(xù)發(fā)展，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的發(fā)展最終將出現(xiàn)一個沒有國界的新世界。國家主權被弱化到無，神圣性消失，國家決策能力越來越弱，國家最后將處于一種軟弱無力的狀態(tài)。隨著市場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國家主權將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侵蝕，最終導致民族國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主權觀念日益淡化。“國家主權讓渡理論”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范圍的不斷加深和擴展，國際合作不斷深入，國際組織的管轄范圍不斷擴大，經濟全球化和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可以通過相互讓渡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與協(xié)調。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可部分讓渡于經濟發(fā)展。國際法學界大多數學者都持此種觀點。“新干涉主義”堅持“人權高于主權”的原則，認為，“我們不是為土地而戰(zhàn)，而是為價值觀而戰(zhàn)”，“國家主權并不及人權和防止種族滅絕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價值觀的傳播會增進我們的安全”。“民族國家終結論”認為，經濟全球化破壞了民族國家的自主性，“社會的世界”正在取代“國家的世界”，東西方沖突的結束削弱了民族國家存在的價值。“世界政府論”認為，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民族國家利益融為一體。經濟的同構性也決定了其政治的同構性和文化的同構性，這是“世界政府”或“世界社會”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基礎。經濟全球化促使各民族國家不斷走向“世界政府”或“世界社會”等等。

總之，這些觀點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框架下，國家主權應讓位于經濟發(fā)展，打破國家主權對資本膨脹的限制，弱化國家主權，國家主權不應成為經濟發(fā)展的障礙。同時，由市場經濟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發(fā)展逐步融入相同的運行體系，遵循同樣的市場規(guī)則、相同的價值標準，經濟模式的趨同，也要求政治模式的一致，國體、政體、政治制度等要與西方國家趨同，淡化國家性質的差異，消減意識形態(tài)的區(qū)別。目的是逐步將社會主義國家演變?yōu)橘Y本主義國家，將其納入與西方一致的政治體系之中。所謂“弱化”國家的論調，旨在強化美國的國家霸權。這是國家虛無主義的實質和政治目的。

第三，以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為突破口攻擊社會主義國家?；ヂ?lián)網的發(fā)展給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以話語空間，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借口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認為這樣的制度“一無是處”，毫無優(yōu)勢，將社會主義制度批判得體無完膚。“獨裁說”認為，中國目前“基本上都是獨裁制、集權制，這樣的國家沒有民主因素”；依照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標準，攻擊中國是“一黨專政獨裁”，不是兩黨或多黨輪流執(zhí)政，政權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是不合法的，政治生活中毫無民主可言；并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獨裁式的國家制度等等。“失敗說”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時期，如果平心靜氣地來講，這個時期同樣是失敗的。”“現(xiàn)在實際上我們也恨透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干多少好事情，從感情上是這樣。但從客觀上講，我們現(xiàn)在是全面落后狀態(tài)，中國現(xiàn)在沒有一樣不落后。”這些論調抓住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巨大差異，即國家性質的不同，從否定中國的政治制度為突破口，進而全面否定國家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以達到丑化貶損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進而丑化貶低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第四，以西方的國家觀念和國家模式為標準，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茅于軾在微博上發(fā)表了一段言論：“各人都愛自己的國家，仇視別的國家，就容易發(fā)生戰(zhàn)爭。所以普世價值里沒有愛國這一條。要用愛人代替愛國，對世界和平更有好處。既愛國又愛民是最好，但是有時候愛國和愛民有沖突，我們應該選擇愛民而不是愛國。當然，政治家可能不是這樣想問題的，他們多半把愛國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把愛國變成了熱愛國家政權。”還有的學者也發(fā)表類似的觀點認為，所謂的“現(xiàn)代國家觀念”，即“個人與社會先于國家，所以個人普遍的權力、尊嚴與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與尊重，否則就是國家失職乃至失去合法性。”還說，國家先于個人與社會，無國便無家，所以國家利益、國家強大比個人幸福、權利和尊嚴更重要，若個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則是國家的莫大恩賜，理當感恩戴德是古代國家觀念。國人中大都還滯留在古代國家觀念中，開啟現(xiàn)代性啟蒙運動的一個基本工作就是，通過追問與確立個人之自由與權利，最終確立現(xiàn)代國家觀念，厘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把人類帶進了一個新時代。這種觀點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觀的主張，將個人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踐行資本主義“個人至上”的價值觀念，將國家置于個人之后，認為國家的作用只在于保護個人的安全、尊嚴和幸福，否則國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與我國一直倡導的“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國家觀念完全背道而馳。

第五，以反思社會主義制度為由，極力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抹黑社會主義制度。2013年，《探索與爭鳴》發(fā)表的一篇題為《“替代性選擇”和“比較優(yōu)勢”——“蘇聯(lián)模式”為何喪失歷史合法性》的文章認為，蘇聯(lián)模式的建立是在各種嚴峻形勢下的“替代性選擇”，然而這種“替代性選擇”的蘇聯(lián)模式最終“離開了原來訴諸的合法性目標，在社會主義要求的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和社會公平、正義層面，斯大林已經不可能按馬克思主義原則兌現(xiàn)列寧的承諾。”這使得蘇聯(lián)的蘇維埃政權多次陷入“合法性危機”之中。之后，該文又對蘇聯(lián)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體制、國家體制等多方面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這個法律上遵循民族平等原則的聯(lián)盟國家，實際上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tǒng)國家體系”，“‘共和國’只是徒有虛名而已”，“蘇聯(lián)具有與沙俄帝國同構的體制特征”，“在馬克思主義坐標上蘇聯(lián)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之所以在冷戰(zhàn)中落敗，原因就在于“社會發(fā)展程度的相對落后，雖然能集中國力逞強于一時，但不可能真正成為世界歷史的引領力量。由于蘇聯(lián)模式的‘優(yōu)越性’是建構在理論形態(tài)的‘先進性’的基礎上，一旦實踐形態(tài)的優(yōu)勢喪失必然會引起合法性危機。”斯大林時期建立了“與‘法治’相悖的‘人治’型監(jiān)控和鎮(zhèn)壓體系。”這種“反自由、反民主的體制在本質上與社會理想目標背離”。蘇聯(lián)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地位，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蘇聯(lián)在發(fā)展過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容抹殺的。甚至極端仇視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丘吉爾都不得不承認，斯大林接手俄羅斯的時候還只有木犁，當他撒手人寰而去，蘇聯(lián)已成為世界工業(yè)強國。